（通訊資訊報總編輯 劉紅權）在12月11日政治局會議中，中央首次提出“需求側改革”，按照官方說法，這是為了配合正在進行的供給側改革，以期更好地平衡國民經濟。

今年12月16日至18日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次提出“注重需求側管理”。兩次中央重要會議都強調了“需求側”，其特殊性和重要性可見一斑。

那麼，從2015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供給側改革”，到今年的“需求側改革”，中央在下一盤怎樣的棋，又將對國民經濟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左手做“減法”，右手做“加法”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2015年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首次被首次提出，併成為了“十三五”期間的經濟政策主線。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注重需求側管理”，亦傳遞出鮮明訊號：擴大內部需求，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提到了比以往更加重要的位置。

在“供給側改革”中的“三去一降一補”，以“減法”為主，減少無效低端供給，為經濟發展留出新空間。經過5年多的實踐和實施，供給側改革已取得顯著成果，虧損累累的鋼鐵、煤炭行業走出低谷，中國經濟結構持續最佳化。但當前我國需求側仍有一定的結構性問題，而在今年疫情肆虐的特殊年份，中央再次高屋建瓴，提出“需求側管理”，正是為了解決這一問題。

12月16日-18日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緊緊扭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注重需求側管理”，會議還強調，“擴大消費的根本在於促進就業，完善社保，最佳化收入分配結構，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等。

由此可見，接下來中國經濟的重心正向需求側轉移，而“需求側管理”的戰略基點在於“堅持擴大內需”。新的政策重點在於做“加法”，其與5月公佈的“雙迴圈”經濟戰略一脈相承。根據該戰略，中國將尋求更多地依靠內需和本土創新來應對外部環境中不斷增加的挑戰。

“文武之道，一張一弛”。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既要“供給側改革”，也要“需求側管理”。兩者同為經濟兩翼，必須同時考慮，才能避免結構性偏差，真正實現經濟高質量、高效率、可持續發展。

國內外環境複雜加劇，需要加大內迴圈

“需求側管理”的提出引發輿論關注，在去庫存、去產能、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已成為改革的具體目標，也取得了明顯成效，同時，制度供給方面的改革也在不斷推進中。那麼，中央在此時又提出“供需側管理”，其背後原因是什麼呢？

首先，總供給與總需求之間依然不平衡。今年以來核心CPI不斷回落及PPI持續為負，尤其是11月CPI創11年來的新低。CPI新低雖然有豬肉的結構性原因，但也反映總需求依然萎靡且逐步下滑趨勢（人口決定）並未改變。我國在總供給與總需求之間的平衡上依然存在缺口，兩邊都需要調整，過去側重用供給側改革，如今，需求側也需要進行改革，這也是國內大迴圈的基礎。

其次，國內外需求端結構調整刻不容緩。我國經濟對外依存度高達35%。疫情等因素影響，海外需求波動對國內影響依然較大，為了保持增長勢頭，中國的內需要迎頭趕上並抵消海外需求回落的影響。對海外的需求適度留在國內是結構調整之一。

第三，關鍵技術的“卡脖子”問題依然緊迫。我國在科技領域已經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在一些關鍵領域，比如晶片方面還存在短板，高階晶片、核心元器件等領域受制於人，這成為我們產業安全和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制約性因素。這需要透過產業創新和科技革命來實現，降低對境外壟斷廠商的依賴，只有產業鏈升級才能創造出新的廣大的更高等級的需求。

此外，國際國內局勢不確定因素增加，加大國內的大迴圈因此顯得更為重要。

需求側到底要怎麼改？

只有注重需求側管理，堅持擴大內需，實現消費分層基礎上的消費格局轉變，才能形成供需良性互動的國內大市場。具體來說，可以從以下三方面發力：

一是“減負”剛性支出提高支付能力。

當前，住房、醫療、教育是國內居民最主要的三大剛性支出，不同程度降低了居民的消費意願。剛性支出需要“減負”。

在住房方面，一方面要控制好房價，堅持“住房不炒”，避免房價過快上漲對居民消費潛力形成擠壓；另一方面，要重視保障性租賃住房建設，加快完善長租房政策，逐步使租購住房在享受公共服務上具有同等權利。

醫養方面，不斷提高社會保險、大病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和養老金的覆蓋率和水平。在基本養老之上，大力發展企業年金、商業性養老保險等制度。

在教育方面，加大教育改革力度，不斷提高城鄉教師收入和教育的質量及均等化發展，打破戶籍制度限制，解除普通民眾，特別是城市外來民眾對就學等方面的顧慮。

二是引導居民需求升級。

根據馬斯洛的人類需求層次理論，人的需要由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歸屬與愛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實現的需要五個層次構成。這個層次本質上是一個從物質到精神、從產品到服務的消費升級過程。

隨著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已經不僅僅滿足於生理需求，而開始追求更高層次的精神生活。當前，總體來看，國內居民的精神需求仍處在初級階段。“需求側管理”的工作重點之一是要引導居民積極向上的消費觀，如，刺激“娛教康養”等需求，從而使居民從網路遊戲、撲克麻將等需求中解放出來。

而相對於傳統的消費方式，教育、健康、養老、文化、旅遊等既滿足人民生活質量改善需求、又有利於人力資本積累和社會創造力增強的服務消費迅速增長。

三是根據新的社會發展理念調整消費結構。

要圍繞新的社會發展理念，即“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來引導需求側改革。

以創新為例，當前，國內的供給結構並未及時調整到位，導致中低端產品供給過剩，高階產品供給不足。這就需要把需求側改革與完善核心科技產業鏈以及科技創新結合起來。中高階需求的產生與擴大，會促使企業加快科技創新、提高生產效率，從而倒逼供給側結構最佳化與供給升級。

當然，注重需求側管理，絕不是不要供給側，而是對緊緊扭住供給側改革這條主線的完善之舉。兩手都要抓，兩者打好配合，方能尋求內迴圈的平衡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