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2月9日，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絲路學院副院長王文受邀參加瓦爾代俱樂部第十一屆亞洲會議，其發言受到廣泛關注。發言全文釋出在2020年第26期《環球》雜誌，原標題為《“十四五”時間的世界變奏》。

2020年底，中國發展逐步進入“十四五”時間。大機率地看，未來五年，全球經濟增長態勢會出現劇烈的數字轉型與分化，大國格局的權力重心將快速向亞洲轉移，西方政治體制會遭遇意想不到的衰敗境遇，傳統的全球治理體系不得不面臨必須改革的前景。從經濟動能、政治體制、大國格局與國際體系等四個重要層面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未來五年將加速演進。只有把握這些變化，中國才能充分抓住當下仍存在的重要戰略機遇期。

經濟動能的重啟

從經濟增長態勢看，人類社會執行在未來五年將全面進入“數字時代”。隨著5G技術的全球推廣與新冠疫情的全球肆虐，此前被擋在“數字鴻溝”之外的欠發達國家與低收入人群不得不參與或捲入以網路購物、線上教育、遠端醫療等為主要特徵的全球“非接觸經濟”。後疫情時代，數字化將是每一個國家、每一個民眾日常生活與工作的必備條件。

數字增長將重構全球產業鏈、供應鏈與價值鏈，對原有的國際與國家內的經濟貿易體系產生迭代效應。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組織2019年報告，2022年全球網際網路的資料流量將比2017年增長334%。激增的資料流量折射了全球網路使用者的暴漲，以及雲計算、物聯網、人工智慧、區塊鏈、自動化等前沿技術的廣泛推廣，一個無孔不入、無人不聯的“全球數字鏈”正在形成。

數字增長伴隨的數字競爭，成為拉開國力差距的關鍵變數，“極化”現象愈加明顯。截至2019年底，美國和中國兩國佔有全球79%以上的人工智慧企業數量，佔有超過75%的區塊鏈技術相關專利，75%以上的雲計算市場和50%以上的全球物聯網支出。微軟、蘋果、亞馬遜、谷歌、臉書、騰訊和阿里巴巴等七家“超級平臺”佔據全球70家最大數字平臺公司總市值的2/3。2020年新冠疫情更是使蘋果、微軟等市值增長200%以上。

未來五年，中國仍是數字經濟最蓬勃發展的國家之一。根據《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2020》預估，2019年數字經濟對中國GDP增長的貢獻率為67.7%，還將長期保持70%左右。在全球層面，中國在推動基礎設施建設、交通物流、電信科技與金融服務的全球數字化轉型，透過“一帶一路”倡議引領全球數字重構。顯然，中國從資訊時代的“跟跑者”地位逐漸成為數字時代的“領跑者”。但面對更強者美國的競爭壓力以及各國智慧技術的擁有程度、應用廣度與創新效率的差別而形成的“新數字溝壑”，中國必須在“十四五”期間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解決各類“卡脖子”事項，防範數字化風險，推動高質量發展，加快建設擁有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數字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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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格局的重塑

從大國格局態勢看，經濟總量的國家位次未來五年將逐漸開啟“亞洲時代”。2025年中國GDP總量將接近美國，甚至有可能趕超美國。印度超過德國，接近日本，排在全球第四的位置。歐洲諸國國力將淪入1520年麥哲倫環繞地球以來的“五百年未有之頹勢”。美國從1890年代以來連續130多年全球最大經濟體的地位接近終點。前四大經濟體首次出現亞洲佔三席的東方復興局面。

以重秩序為文化主流的東亞各國，對“百年未有之疫情”的抗疫成效普遍好於重自由為主流價值的歐美國家。2020年底，《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簽署，東盟十國、中日韓三國與澳大利亞、紐西蘭合力打造世界上參與人口最多、成員結構最多元、發展潛力最大的自貿區，標誌著亞洲區域合作在全球復甦程序中領銜全球多邊主義和貿易自由主義。2016年，亞洲區域內貿易份額佔全球比重增長至57.3%，創歷史新高。預計2025年突破60%。亞洲在未來五年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將有望超過65%，消費增長貢獻將超過75%。

正如美國知名印裔學者帕拉格·康納在其新著《亞洲世紀》一書中所說，“世界上大部分國家都受到19世紀歐洲化和20世紀美國化的影響……21世紀亞洲化在世界文明的興起猶如地理學中最新的沉積層形成。……20世紀美國夢將被21世紀亞洲夢所代替。”在後疫情時代，亞洲人的行為準則越來越被推崇。很多人認為，中國、日本、韓國等亞洲國家的社會，政府與市場、重商與重義、權利與責任、自由與自律、個人與社會之間更能呈現微妙的平衡，更有助於人類發展。

作為“亞洲的中國”（梁啟超語），中國“十四五”期間將加快構建“以國內大迴圈為主體、國內國際雙迴圈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首要聚焦的國際區域勢必會從西方轉回亞洲。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在全球範圍尤其是深化在亞洲區域構築互利共贏的產業鏈、供應鏈合作體系，促進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對外開放，變得越來越重要。

政治體制的重生

從政治發展態勢看，歐美國家的政治體制在未來五年將普遍陷入“衰敗時代”。德國、法國、英國等老牌歐洲強國將告別“強人執政”，政黨制衡的局面加劇。被稱為“民主燈塔”的美國，特朗普雖卸任，但特朗普主義仍在蔓延。拜登執政恐怕難以彌合民主共和兩黨“相互否決”式的政治分裂狀態，美國“國內冷戰”（civil cold war）已爆發。源於18世紀的“多數票決”方式遴選國家領導人的西方政治制度顯現生物進化式的衰老狀態。

1970年代開始席捲全球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一度讓人深信世界歷史將止於西方民主與市場經濟的終點上。但21世紀以來，民主化先於現代化的那些國家，多數都出現經濟停滯、社會失序與政治固化的發展窘況。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2010年歐債危機、2016年英國“脫歐”與特朗普勝選等“黑天鵝”事件頻頻發生後，西方作為世界政治發展的座標作用大為削弱。特朗普執政四年更是撕掉了所謂“民主政治”的遮羞布。政策週期性的“鐘擺”，使歐美國家發展陷入“內卷化”的深淵中。

近年來，世界都認為，歐美政治體制病了，且病得不輕。那到底怎樣的政治設計才匹配各國的國內治理、大眾利益、政黨責任、公民權利呢？“歷史終結論”始作恿者弗蘭西斯·福山在新著《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中自我反思道：“新興與老牌的民主國家都面臨著一個難題，即未能提供國民所期待的實質性功能：人身安全、共享的經濟增長和優質的基本公共服務，即實現個人機會所必需的教育、衛生和基礎設施。”這樣的反思對未來各國的政治選擇有價值的。

西方之鑑在於，改革永遠在路上，沒有一勞永逸的制度。當前，在政治道路選擇程序中，西方在路口，中國在路上。防疫的成效更堅定了中國人的道路自信。“十四五”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國家的新徵程，中國的治國理政經驗越來越被世界所接受，但另一方面，如何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充分保障人民平等參與的權利，建成法治國家，中國仍任重道遠。

全球治理的重組

從全球治理態勢看，二戰後確立的國際政治經濟金融體系未來五年將邁入“改革時代”。由於特朗普“美國第一”的政策干擾以及近年來的各國保護主義、民粹主義思潮影響，全球治理在新冠疫情期一度出現“休克”狀態。聯合國作為國際治理的引領者角色缺位，世界貿易組織（WTO）面對國際貿易驟降束手無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監察與協調各國貨幣與匯率政策的作用乏善可陳。G7、G20機制的大國危機應對與協調作用大不如前。世界衛生組織多少有點獨木難撐的感覺。以促進有效全球治理為目標的國際體系改革迫在眉睫。

拜登一當選，即宣稱將帶領美國重回多邊主義。儘管拜登式迴歸是以重塑美國的國際領導權為主要目標，這未必被全世界所接受，但不得不承認，重回傳統國際體系框架內的美國，對全球治理是重大利好。巴黎氣候協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伊核協議、聯合國人權組織、《中程彈道導彈條約》、萬國郵政聯盟、《開放天空條約》等一系列由於特朗普任性而導致美國退出的全球治理條約、協議與組織在未來幾年會重新發揮國際作用。

全世界對聯合國改革、WTO改革、IMF改革的普遍呼聲，都是為了提升有活力的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發言權和代表性。未來五年，各國在國際組織中的許可權與份額博弈的競爭會日趨白熱化。很有可能的現象是，RCE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等區域主義治理規則不斷取代傳統的全球治理規範，1945年以來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框架倒逼到了“不改革，將死亡”的懸崖邊。

“十四五”時期的中國必須比過去任何一個時期都更積極地參與全球治理體系的改革程序。中國不當新的霸權國，而是堅持多邊主義、平等主義、協商主義，推動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體系的形成。但“中國方案”仍須經歷從理念到實踐再到具體文字的過程，中國在全球治理改革上的投入與付出還需要更多。

總而言之，從經濟動能的重啟到大國格局的重塑，從政治機制的重生到全球治理的重組，未來五年的世界肯定將進入從二戰以來甚至是19世紀末以來的動盪變革期。

這個“百年變局”決不能簡化為“東昇西降”，其複雜程度超過多數人的想象。在這個大背景下，中美競合式博弈日趨激烈化，發達國家與多數新興國家的老齡化日趨明顯，去全球化、保護主義的逆流日趨匯合，科技創新的競爭如同戰爭般日趨殘酷，非國家行為體的崛起影響著世界的力量日趨強大，中國必須深刻認識到這些錯綜複雜的國際環境帶來的新矛盾與新挑戰。

對此，中國不必慌張，更不能輕敵。遭遇近年來美國打壓、新冠疫情等重大沖擊的中國，理應比過去更成熟，更能保持戰略定力。中國只要不自亂，天下無人可亂華。辦好自己的事，樹立底線思維，識變、應變、求變，中國一定能把握這個全新的戰略機遇期，趨利避害，朝著下一個百年目標奮勇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