閆肖鋒

未來幾年，轉換增長動能，啟動內迴圈/雙迴圈戰略，如何釋放消費需求是個大課題。

且看一組資料：2019年前十大類進口商品，排第一位的是積體電路即晶片，全年3000億美金，佔總體進口額15%；排第二第三位的分別是資源和能源類進口（包括石油、鐵礦石），合計佔總體16%。

12月16日至18日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增強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能力”正是針對於此。近年來“卡脖子”漸成關鍵詞，“卡脖子技術”“卡脖子需求”。中國希望技術和資源不要受制於人，同時希望讓世界更加依重中國產能。

最近中央又提出，要抓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時注重需求側改革（或“需求側管理”）。需求端改革與內迴圈戰略相輔相成，以期將需求留在國內、滿足於國內。比如，在高階需求上減少海外消費，如海外投資、旅遊、海外就醫、奢侈品購買等；在汽車需求上逐步轉型新能源汽車，以減少環境壓力和防範石油安全；在一般消費需求上逐步讓人們從教育、醫療、養老及高房價上解套，以釋放更多消費潛能。

本次經濟會議，中央明確提出解決好大城市住房突出問題，比如解決租售同權問題，長租房問題，以及要降低租賃住房稅費負擔等等，均是保障民生、釋放消費潛能的戰略佈局。“住房問題關係民生福祉”，高房價不僅透支居民購買力，也加劇了貧富分化的社會矛盾。因此，以需求側改革為契機釋放消費潛能，首先就要控制房價、完善租賃市場。

不難看到，當前我國需求側的結構問題導致了持續的供求失衡。其一，當居民收入差距過大，居民、企業、金融機構、政府之間分配結構失衡，導致社會總儲蓄過高而消費過低，消費需求難以帶動經濟增長。其二，貨幣刺激和政府投資擴張雖能在短期擴大投資總規模以增加總需求，但高負債中長期會導致社會財富寅吃卯糧、竭澤而漁的效果，擠佔原本用於居民正常消費和企業日常生產的金融資源，使消費需求不足和供給結構錯位加劇。其三，如果政府支出結構不合理，公共資源大量消耗在行政性支出和低效率投資方面，必然擠佔可用於保障民生、提供普惠式公共服務的資源（教育、醫療、養老），結果削弱消費需求對經濟的帶動作用，浪費了有用資源。或者可以說，是用無效需求替代了有效需求。

我國當前面臨來自供給側和需求側結構失衡的雙重挑戰。一方面，盲目投資導致產能過剩，另一方面，消費率（最終消費佔GDP的比重）持續偏低，2019年只有55.4%，大幅低於絕大多數國家的水平（平均80%左右）。今年以來由於疫情衝擊，居民消費更加疲軟。1—11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名義下降4.8%，實際下降7.3%（據國家統計局資料）。改善大眾消費應是政府經濟政策義不容辭的責任。目前的狀況是與讓人民過上更好的生活的初心不相符的。

因此，同步推進供給側和需求側結構改革十分必要。需求側結構改革的關鍵，是合理控制政府支出規模，提高政府支出效率，改善收入分配，縮小過大的收入差距，在民生優先、普惠式公共服務優先的前提下改善政府支出結構，促進大眾消費需求復甦和健康發展。

明年就是十四五規劃的開局之年，擴大內需成為戰略基點。本次中央經濟會議提出“擴大消費最根本的是促進就業，完善社保，最佳化收入分配結構，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紮實推進共同富裕”“要合理增加公共消費，提高教育、醫療、養老、育幼等公共服務支出效率”等正是著眼於這一戰略基點。必須認識到，釋放14億人口的旺盛需求不僅能夠拉動本國經濟良性發展，也能為全球創造強大的增長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