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去年開始，特朗普就不斷對美聯儲施壓，敦促聯儲降息，這一行為一直被認為是干擾了貨幣政策獨立性。時任聯儲主席也在公開發言中表示，貨幣政策不應被政治左右。當時市場的主流分析認為，特朗普有意壓力利率（同時還壓低了原油價格），就是為了力挺美股。正如我去年所提到，在2020年競選前，特朗普面臨的三座大山中，有一個是來自華爾街的壓力，即美股不能出現大幅下挫。事實上，去年全年美股共出現了三次大跌，特朗普對待聯儲的態度也十分“焦躁”。
另一方面，在匯率問題上，特朗普也希望美元不要過於強勢。考慮到美國的加徵關稅行為，市場普遍認為如果美元過強，其他國家貨幣相對美元貶值，就會抵消新增的關說，令特朗普的貿易保護落空。
綜合上述兩段可以總結出，去年以來，特朗普不斷敦促美聯儲降息，是為了保護美股；不斷要求他國貨幣不要貶值過快，是為了夯實新增的關稅。但事實果真如此嗎？從直觀上理解是無可厚非的，但是，如果將視野擴充套件到美國整體的經濟執行上，似乎就沒有這麼簡單了。
近段時間筆者有幸研究了“里根大迴圈”和“柯立芝繁榮”，特朗普的執政策略或多或少都有以上兩位總統的影子。上面兩位總統的共同特徵是：在位期間美國經濟十分繁榮，可以說是創造了神話，但離任之後都暴露出了十分龐大的弊端。柯立芝是位百年前的總統，他卸任之後美國爆發了上世紀二十年代的“大蕭條”；李根執政期間是1981-1989，此後創造了巨大的財政赤字和貿易赤字。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上述兩位總統的經濟政策是否是“虛假的繁榮”？研究後發現，上述兩位總統的經濟政策都運行於一套自身創造的迴圈體系中，迴圈中有幾個關鍵變數，如果這些關鍵變數執行在合理區間，迴圈就是“良性”的；如果這幾個關鍵變數被打破，迴圈的風險就會突然暴露，步入“惡性迴圈”。
正因為如此，考慮到特朗普的經濟政策與上述兩位總統近乎酷似。如果尋蹤覓跡建立“特朗普大迴圈”，也不難找出幾個“關鍵變數”。與里根大迴圈類似，利率、匯率也是“特朗普大迴圈”的關鍵變數，兩者的提升也會打破迴圈的良性，令風險充分暴露，且“升得越高跌得越慘”。猜想，正是為了維持迴圈的良性執行，特朗普當局才不斷干擾聯儲自身以及他國貨幣政策獨立性，不斷催促聯儲降息，以及維持“弱美元”狀態。
由於篇幅有限，對於“特朗普大迴圈”的分析打算做成一個系列，初步判斷需要四篇。本文作為第一篇，首先回顧一下“李根良性大迴圈”，並指出其中的關鍵變數，以及這一良性迴圈被打破後的狀態。借古喻今，希望可以推測出“特朗普大迴圈”的存在性，以及支撐迴圈的關鍵變數，而這些關鍵變數（包括短期的低利率和弱美元）也正是特朗普當局最為關注的部分。
里根大迴圈的前夜，是偏凱恩斯主義的卡特智囊團遺留下來的嚴重滯漲
自大蕭條後奉行的凱恩斯主義，財政政策的刺激效果早已邊際遞減，產業也沒有新的增長點。
科特總統任職期間（1977-1981），他的智囊清一色都是凱恩斯主義者。恰逢石油危機，有限的石油資源作為國民經濟總系統中的“天花板”，和高漲的糧食價格一起推升了通貨膨脹。自從卡特上任以來，美國通貨膨脹率逐年上升，1976年為6%，1980年已升至12%以上，失業率仍高達7.5%；波動的利率1980年竟兩次達到20%，甚至更高。
當時的聯儲主席伯恩斯（格林斯潘的學術恩師）相信加息會對經濟產生難以忍受而影響，寄希望於政府通過提高預算平衡來改變營商環境，提高產出。但是，過快增長的貨幣量和財政政策一道，並沒有支撐實體企業，而是令大量的資金流向虛擬產業和資源型資產，進一步推升了通脹，並最終同疲頓的經濟狀態一起形成“滯漲”。
這一時期還有一個有意思的現象：當資源價格大幅上升時，成本推動的通脹最終導致企業壓力猛增，陸續裁員。也正是在此時，傳統的菲利普斯曲線不再適用。失業率和通脹不再是單純的此消彼長的關係，而是同向提升。
里根的“良性大迴圈”
與卡特總統的經濟政策不同，1981年裡根上臺後，一改此前清一色的凱恩斯主義，在財政上奉行供給派，在貨幣政主張貨幣主義。政府實行稅制改革，把最高進稅率從70%下降到28%（對一部分高收入者最高稅率為33%），大大削弱了稅收的累進性，形成了對美國經濟的較大刺激。可以說，在里根總統的任期裡，美國經濟走出了前總統留下的“滯漲”狀態，經濟再度活躍。
索羅斯在《金融鍊金術》一書中，將里根執政時期，繁榮的經濟、強勢的貨幣、龐大的預算赤字和鉅額貿易逆差之間交織形成的無通脹的正反饋過程，定義為“里根大迴圈”，也叫“里根良性大迴圈”。迴圈由兩個“主幹”構成，由幾個關鍵變數作為支撐，如下圖所示：
不過，直觀來看，索羅斯構建的模型難免“晦澀”，普通讀者不便接受。筆者在本文中將會盡可能用直白的語言進行描述。
首先來看一下里根採用的財政和貨幣政策：里根時期的財政政策源自供應派，貨幣政策主要是貨幣主義。
供應派學者們相信，減稅可以同時對產出與繳稅意願產生刺激作用，由此，經濟可以快速增長而不會加劇通貨膨脹。同時，實際稅收的增加又可以使預算恢復平衡（後世證明，這是一種徹頭徹尾的反身性論證方式，它含有嚴重的缺陷，這類論證往往如此。因為它的有效性取決於能否被廣泛接受，也就是說，這個命題要麼全對，要麼全錯）。
貨幣主義者認為，貨幣政策的基本目標在於將通貨膨脹置於控制之下，為此必須嚴格控制貨幣供應。於是，聯邦儲備局改變了他們的一貫做法，由控制短期利率轉向以控制貨幣供應為主要目標，任憑聯邦基金利率自由浮動。聯邦儲備局是從1979年10特約開始推行新政的，待到里根總統上臺執政時，利率早就已經升到了創紀錄水平。由於里根上臺時期正值美蘇冷戰，他的第一個預算方案在減稅的同時增加了國防開支。儘管進行了協調的努力以抑制國內消費，但儲蓄的增長仍不足以彌補前述兩項政策所造成的資金損失。政府選擇了阻力最小的方案，其結果就是龐大的預算赤字。
下面具體分析索羅斯構架的里根大迴圈模型：
用T表示貿易差額，↓T就是貿易逆差增大，↑T 就是貿易逆差減小（或貿易順差增大）
用e表示匯率，↓e就是美元貶值，↑e就是美元升值
用V表示經濟總量，↓V就是經濟下行，↑V就是經濟繁榮
我們知道，如果一個國家長時期處於貿易逆差，會出現兩個結果，一是貨幣貶值，二是經濟下行：
如果一個國家同時有巨大的財政赤字和貿易赤字，經濟的走向就不一定了。因為財政赤字意味著財政政策刺激，短期對經濟形成提振；而貿易赤字正如下面所講，對經濟是消極的。兩者孰輕孰重，決定了經濟走勢。即：財政赤字及其“淨效果”如果能夠大於貿易赤字及其“淨效果”，對經濟總量就有正向提振作用。
同樣是處於這種“比較”思考，如果一個國家貿易赤字的負面作用小於資本流入的正面作用，那麼“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的總作用就是正向的，就會對該國匯率形成正向推動。如果用N表示“（對外）非投機資本流動”，用S表示“（對外）投機資本流動”，則↓（N+S）意味著資本淨流入。上述關係就可以表述為：
上面的公式（2）和（3）是兩個極為重要的“比較”關係，必須保證一方大於另一方，這兩個公式構成整個“里根大迴圈”的主幹。如果這種“大於”的關係被打破，里根大迴圈也就會從“良性迴圈”發展成為“惡性迴圈”
分析了兩個主幹，再來看剩下的“迴圈”部分：
里根良性大迴圈強調的是“強美元”，認為強勢的美元會促進世界各國對美元的熱切追捧，強勢美元吸引進口，而進口又可以滿足過熱的國內需求，同時還可以平抑物價水平。一個自我強化的過程開始形成：強有力的經濟、強勢的貨幣、龐大的預算赤字、鉅額的貿易逆差，幾者相互加強，共同創造了無通脹環境下的經濟增長。這一環形聯絡就是對“迴圈”的直觀描述。
自從1973年石油危機以後，海灣產油國擁有大量的美元外匯儲備，而這些外匯儲備最終又流回到了美國本土（購買國債或以金融資產的形式成為美國商業銀行負債）。同樣因為石油危機，不產油國不斷擴大的貿易逆差正好需要大量美元，兩邊一拍即合，大量的美元源源不斷地輸入到拉丁美洲和其它市場。這種債務積累，成為 “里根大迴圈”的天然動力源。
根據經典理論，如果一國匯率升值，且存在不斷升值的預期，“投機性資本”就會流入，而外資的流入會帶動本幣更大的升值，用公式表示就是：
但是，投機性資本的流入是個雙刃劍，在提升本國匯率的同時，也意味著該國將承擔巨大的外部債務，這些外部債務需要償還，就表現為 “非投資性資本淨流出”。即：投機性資本淨流入↓S ----非投機性資本淨流出↑N。而非投機性資本的淨流出（用於償還外債）又會引發匯率貶值↓e。如此一來，投機資本的淨流入↓S就有可能產生兩種情況，一種是前面提到的公式（4），進入正迴圈；一種是非投機性資本淨流出↑N，並進一步進發匯率貶值↓e：
公式（5）裡面被標紅的部分——“非投機性資本淨流出↑N”是註定要破壞大迴圈所賴以維繫的基本關係的，而利率的變動趨勢也將發生逆轉。到那時，償債負擔和投機資本的逃逸再加上貿易逆差，將引發災難性的後果，導致美元匯率急速崩潰。用公式表示如下：
索羅斯認為，擺在全球經濟面前的關鍵問題是，如何在強美元的狀態下給“迴圈”源源不斷地提供動力，同時又能夠保證美元躲過突如其來的災難性崩潰。大迴圈的持續時間越長，美元攀升的越高，將來下跌的危險也就越大。
此外，財政赤字在短期內有刺激效果，但從長遠來看，對經濟的影響可能是反向的。財政赤字會藉助利率機制，將資金從更富於生產力的部門中分流出來（相當於與實體經濟爭搶資金），用公式表示就是：
根據公式（7），只要高利率還有能力吸引國外資金，風險就不會暴露，經濟活動還可以處於良性迴圈。在外國儲蓄的資助下，國內經濟的消費可以超過它的產出。只有當資本流入不再能夠地產預算赤字的時候，問題才會暴露出來。此時，必須提高利率以促進國內儲蓄、彌補預算赤字。其結果，就是消費的疲軟將導致經濟蕭條，美元存在下跌預期，開始被大量拋售。
通過把上面公式（1）至（7）結合起來，就組成了最終的“里根大迴圈”模型。由於頁面篇幅原因，本文不再對字母含義進行標註，讀者可以自行對照。
可以看出，“里根大迴圈”是建立在貨幣主義與供應學派相互對立的基礎之上的，它有兩條主線：一是“預算赤字增長和其他因素的靜效果增長”強於“貿易赤字的增長和其它因素的靜效果增長”，使得經濟力量得到加強；二是“增長的貿易順差”弱於“投機資本和非投資基本的流入”，催生了強勢貨幣。
在上面的圖中，大迴圈的主幹之一，等式（2），以水平方式列出；另一條主幹，等式（3），以垂直方式列出。可以看出這一模型並不穩定：“某些關係起到了支撐加強的作用，而另一些則代表著破壞和侵蝕”（索羅斯，1999）。對大迴圈穩定性的主要威脅來自貿易逆差和預算赤字。大迴圈的兩根主要支柱是強勢美元和強有力的經濟，而強勢美元會導致貿易逆差不斷上升，削弱經濟；預算赤字將迫使利率水平居高不下，同樣也會削弱經濟。簡言之，債務負擔的增長最終註定是要破壞大迴圈的，而利率變動的趨勢也將逆轉。屆時，償債負擔和投資資本的逃逸，再加上貿易逆差，將引發災難性的崩潰。
只要高利率還有能力吸引國外資金，問題就仍會處於潛伏期。在外國儲蓄的資助下，國內經濟的消費可以超過它的產出，只有到了資本流入不再足以抵消預算赤字的時候，問題才開始變得尖銳起來。解決辦法是提高利率以促進國內儲蓄，作為其結果，消費的疲軟將導致經濟蕭條。於是，投資者將更不願意持有美元資產，從而造成高利率與弱美元並存。當大迴圈崩潰的時候會出現美元匯率大幅下降，經濟陷入衰退。
雖然有著上述擔心，但在里根總統的第一任期內，美國經濟完美地走出了前總統卡特留下來的滯脹環境，里根為美國製造了“良性迴圈”的4年。
在里根第一任期內，“里根良性迴圈”為美國經濟創造了深化，到在此後的幾年中，也暴露出了兩個主要弊端——巨大的財政赤字和巨大的貿易赤字。在某種程度上，特朗普的經濟政策和里根當年近乎酷似。所不同的，是特朗普再從一開始就注意到了“里根大迴圈”中的幾個風險因素。很可能也正因於此，特朗普當局才在短期有意展露出一副 “弱美元”的姿態，不斷干擾貨幣政策獨立性，敦促聯儲降息。除此以外，“特朗普大迴圈”更有“新創造的、不可持續的致命因素”。由於篇幅有限，這部分內容將在後續的篇章中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