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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鞠建東，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紫光講席教授
封面/圖蟲創意
今天跟大家聊聊“美國大選、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與世界性秩序”這個話題，我試圖去解釋，為什麼這些事情會發生，對中國、對世界有什麼樣的意義。我們的落腳點放在世界性秩序上。
1/ TPP沒有中國，RCEP沒有美國
10月12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釋出最新一期《世界經濟展望》，預測2020年全球經濟將萎縮4.4%，處於深度衰退，各主要經濟體2020年的增長率分別為：美國-4.3%、德國-6.0%、法國-9.8%、義大利-10.6%、西班牙-12.8%、日本-5.3%、英國-9.8%、加拿大-7.1%、印度-10.3%、俄羅斯-4.1%。其中，中國經濟復甦快於預期，預測將是2020年世界主要經濟體中唯一保持正增長的國家。
全球貨物貿易亦遭受重創。10月初世貿組織(WTO)釋出的《全球貿易資料與展望》更新報告預測，2020年全球貨物貿易量將縮水9.2%，北美和歐洲地區的出口總量將分別下滑14.7%和11.7%，亞洲地區的出口降幅則為4.5%。
前三季度，中國GDP同比增長0.7%，其中一季度同比下降6.8%，二季度增長3.2%，三季度增長4.9%。從出口貿易來講，中國產品的外貿需求越來越旺盛，其中，包括口罩在內的紡織品出口增長37.5%，醫藥材及藥品、醫療儀器及器械出口分別增長21.8%、48.2%。作為全球唯一還在正常運轉的主要經濟體，中國製造業為全球產業鏈穩定作出了貢獻。
11月15日，中國與東盟十國及日、韓、澳、紐西蘭的貿易部長共同簽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RCEP是目前全球體量最大的自貿區。2019年，RCEP的15個成員國總人口達22.7億，GDP達26萬億美元，出口總額達5.2萬億美元，均佔全球總量約30%。
RCEP由東盟於2012年發起，歷經8年、31輪正式談判，特別是今年以來，RCEP各成員克服新冠疫情帶來的巨大困難，全面完成市場準入談判，2019年11月，印度退出RCEP談判且未參與之後的程序。不過，在15國領導人聯合宣告中，確認印度可以觀察員身份參加RCEP會議以及和RCEP簽署方舉行的經濟合作活動。
RCEP是區域內經貿規則的“整合器”，整合了東盟與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紐西蘭多個“10+1”自貿協定以及中、日、韓、澳、紐西蘭5國之間已有的多對自貿夥伴關係，還在中日和日韓間建立了新的自貿夥伴關係。
亞太地區本來有兩條平行的區域合作框架，美國和日本推動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是主導，特朗普上臺之後退群，由日本繼續推動。TPP的另外一種說法叫“ABC”，即 “Anything but China”，就是所有國家都可以來，但是中國不能，是一個把中國排除在外的區域合作體系。
TPP沒有中國，而RCEP沒有美國。在美國的堅決反對之下，RCEP仍然簽下來了，這是百年所未見。二戰以來，亞太地區的秩序向來都由美國和日本推動，RCEP是第一個由亞太國家和地區自己推動形成的合作關係，顯示了亞洲秩序乃至全球秩序的重要轉折。
2/ “中美爭奪世界領導權”的議論是危險且誤導的
一、如何理解這一轉折？
首先對比經濟體量，以半個世紀的時間跨度來看，可以明顯看出中美兩國GDP的走勢。
中美兩國GDP總量比較
再來看全球貿易格局，各國與其最大貿易伙伴相連，箭頭所指方向表示對方為自身最大貿易伙伴。2000年，大部分歐洲國家最大的貿易伙伴都是德國，亞太地區幾乎所有國家最大的貿易伙伴都是美國，少數箭頭指向日本。全球經濟呈現出“雙極格局”：以美為核心的亞太價值鏈，與以德為核心的歐洲價值鏈；日本是亞洲最大經濟體。
當時，中國GDP是美國的18%，人均GDP是美國的4%，人口是美國的4.5倍。站在新舊世紀之交，我就認為，未來世界會呈現三足鼎立的局面：北美自由貿易區、歐盟、華夏共同體。
20年前，我之所以做出這樣的判斷，是認為人力資本而非物質資本是新世界的主導力量。物質資本是私有品、是競爭品，比如河流、土地，我有了你就不能有；人力資本是公共品、沒有排他性，比如我寫文章放在網站上，所有人都可以共享。
於我而言，新舊世界最大的不同，就是推動世界變革的本質發生了變化，因而人類透過剝奪、鬥爭與戰爭實現物質資源再分配的舊發展方式正在被透過合作、學習與創新實現經濟增長的新發展方式所取代。
在經濟一體化的世界潮流中，生活在中國大陸、新加坡、越南、中國臺灣、中國香港、中國澳門、韓國、朝鮮和蒙古九個國家和地區的人民卻被嚴重的貿易壁壘所分割，某些區域間的直接貿易甚至被禁止。貿易壁壘阻礙資源的有效配置，滯後經濟發展。消除貿易壁壘，實行自由貿易，是大勢所驅，人心所向。
由上述九個國家和地區組建華夏共同體，首先實行貿易自由，再實現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進而統一貨幣，是歷史進步的需要、經濟發展的必然。
20年前，這一段話和當時的發展趨勢完全不符。當時，以WTO為主導的超級全球化、以美國主導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以華盛頓共識為主的普世價值如日中天。20年後，RCEP終於邁出了堅實的第一步，三足鼎立的世界格局也愈加清晰。
二、第三條道路
2019年10月，包括五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兩位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在內的中美37位著名學者在上海共同釋出“中美經貿關係聯合倡議”。聯合倡議認為，當前的中美經貿談判被限定在了一個非此即彼的思維框架裡，要麼就是趨同論，要麼就是脫鉤論，也即：
或者，兩國的經濟深度融合，雙方採用共同的市場經濟原則來制定本國的經濟政策，實際上，就是要中國遵守、支援美國所主導的全球治理體系，用大白話說，中國要服從美國的領導；或者，實質性“脫鉤”，急劇減少兩國之間的經貿聯絡。
聯合倡議在“深度融合”和“脫鉤”之間，提出了一個可行的第三條道路，勾畫出了一幅中美兩國“經濟和平共處、持續增長”的圖景。其中，兩國充分保留各自的政策空間，允許有制度差異，中國可以繼續實施產業和發展政策；美國可以繼續保護其勞動市場。學者們相信，這是一個在政治上最可持續、同時又能最大程度維護國際貿易給雙方帶來巨大利益的方案。
一）在政策層面上，聯合倡議提出“四個籃子”框架——
1）將政策分為“禁止籃”，即禁止以鄰為壑的政策。有意思的是，中美雙方學者對於什麼政策以鄰為壑有不同的看法，美方學者認為中國的產業政策是以鄰為壑的，中方學者認為美國的華為禁令是以鄰為壑的，但是至少在原則上，我們雙方同意以鄰為壑的政策是不能做的。
2） “雙邊談判與協調籃”，即當甲方的政策給乙方造成損失，但並不具有以鄰為壑的特徵時，兩國可以透過談判取消這些政策。比如說加稅，實際上有些稅是可以談的，比如說中國出口到美國的洗衣機、化工原料、口罩等，哪些是國內急需的、關稅需協商的，坐下來談就是了。
3 ）“國內調整籃”，即當談判取消甲方政策不成功時，甲方保留該政策，同時允許乙方調整國內政策來減輕對對方的負面影響。中國仍是發展中國家，如果政府不支援高科技產業的話，企業就沒有足夠能力嘗試，那就得允許來自政府的高科技發展基金和產業政策。美國也可以實行產業政策啊，事實上，美國正在加快實施對高科技的產業政策。
1）互惠政策：兩國在分別具有比較優勢的領域，應不斷拓寬互惠政策。如：中國對從美國進口的農產品、能源減稅，美國對從中國進口的紡織品減稅。無論發生什麼情況，中美在各自比較優勢的領域，都應該繼續向前發展。
2）競爭政策：幫助企業研發、生產更好產品的政策都是允許的；意在損壞對方產品的研發、生產的政策都應該禁止。如：在非軍用技術的研發、生產、銷售上兩國在政府補貼政策上的競爭。但是，損壞對方產品的政策，比如對華為的禁令，就應該禁止。
3）雙邊對抗政策：如果A國實施了一項對抗B國的政策，那麼B國也可以對等地實施類似的對抗A國的政策。如軍事技術的競爭。
4）多邊對抗政策應當禁止：A國實施了對抗B國的政策，而且要求C國也對B國實施類似的政策。世界經濟已經開始呈現出亞洲、北美、歐盟三足鼎立的結構。中美兩國GDP加在一起，佔世界GDP的40%。中美關係是對抗還是合作，很大程度取決於佔世界GDP60%的其他國家和地區，他們是在中美之間選邊，還是保持相對的獨立性，這些國家從最大化本國利益出發，也應當且能夠對大國間的競爭進行有效制約。所謂“不是朋友，就是敵人”的強制第三國選邊的多邊對抗政策應該禁止。
之所以把去年的探討拿出來提，是希望大家不要忘記，即使表面上中美雙方在激烈對抗，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都有一批學者希望可以找到包容雙方差異的合作方式。
三、全球化雙層治理體系
大家都在問，既然世界處於失序狀態，作為中國學者，你認為未來的世界秩序應該如何安排？
我們認為現在並非“逆全球化”，而是“消費國-生產國-資源國”為核心鏈條的全球價值鏈、全球統一的治理體系、以“華盛頓共識”為代表的統一價值體系，這三點為特徵的“超級全球化”落幕了。而世界失序也並非大國對世界領導權的爭奪，而是全球化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不相適應的矛盾的反映。
一個理想的治理體系應該是雙層的。而推動雙層治理體系的重要一極，就是亞洲體系。對比歐洲，二戰後，法國、西德、義大利、比利時、荷蘭及盧森堡六國締結合約，成立“歐洲煤鋼共同體”，後來更進一步，逐步允許參加國之間資本和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形成共同市場，1995年正式決定使用統一貨幣歐元。經過半個世紀的努力，亞洲現在透過RCEP向共同市場邁出了堅實一步，但與歐洲相比較，亞洲共同體的要素整合、貨幣一體化，依然還有很大差距。
四、世界秩序：霸權穩定論
過去，對於全球治理體系的討論中，有所謂的霸權穩定論，該理論提出者是金德爾伯格。他是麻省理工大學經濟系資深教授、二戰後馬歇爾計劃的主要構建者之一，他認為，1929年經濟危機爆發並惡化的核心原因，是英國沒有能力繼續發揮其世界經濟體系保險者的作用，而美國一直到1936年都拒絕扮演世界經濟領導者的角色，“要使世界經濟處於穩定狀態，就必須有起穩定作用的國家，而且只能有一個這樣的國家”。
這一段理論對於當下也很重要，因為我們恰巧碰到了新冠疫情，又恰巧碰到了美國無力主導世界秩序。就此，西方很多學者認為，中國正填補美國的空缺，將自己定位為全球應對疫情的領導者，疫情為中國的“全球治理”提供了行動機遇。
但我認為，“中美爭奪世界領導權”的議論是危險且誤導的，因為這種議論接下來的推論誤導、甚至綁架了世界輿論：這個推論認為，美國是二次大戰以來的“世界領導者”，帶領西方大國建立了以佈雷頓森林體系為核心的世界秩序。這個世界秩序總的來說運轉不錯，推動了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經濟的發展，推動了“全球化”的程序。
現在中國要挑戰美國的“世界領導者”的地位了，但是，中國的文化、體制都和西方非常不同，中國這個新的、潛在的“世界領導者”能成為一個比美國更好的“世界領導者”嗎？這能不引起西方國家的焦慮、甚至擔心嗎？
於是，美國國務卿彭佩奧先生帶著他的部長們在美國各地、世界各地發難，恐嚇世界人民，要求美國和盟國團結起來對抗中國這個另類，要“自由世界”的人民來抵抗中國對“世界領導權”的挑戰，抵制中國對世界的“獨裁”，要西方國家站隊，“要麼是美國的盟國，要麼是美國的敵人”。
反駁彭佩奧的說法，不能僅僅迴應說“我無意爭奪世界領導權”，按照西方的理論，有意無意沒有關係，事實上爭奪就會引起他們的緊張和對抗。我們不能低估這種理論對於世界輿論的誤導，要做出自己的理論迴應。
我們認為，全球化的不同時期對於世界秩序的要求是不同的。1500-1819年，全球治理是透過殖民、革命和戰爭實現的；1820-1980年，全球秩序逐步從英國主導過渡到美國主導，透過技術霸權、規則霸權、金融霸權和軍事霸權實現；1980-2008年，是美國主導下的自由經濟秩序。
2008年以後，全球進入創新時代，推動力量變成人力資本和知識。而人力和知識天然具有分散分佈的特質，因此，我們認為，單一的霸權國家主導世界秩序的歷史結束了，取而代之的，是多元的、競爭共存的世界秩序，也就是三足鼎立。“三”在這裡是多數詞，可以指亞洲、歐洲和北美，也可以加入俄羅斯、印度和南美，等等。
而三足鼎立的全球價值鏈與現存的上層建築之間存在基本的矛盾，這一上層建築包括WTO為主導的貿易治理體系，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組織，以及美國長臂管轄為代表的跨國公司治理體系。
3/ 逼迫美國走向合作
一、全球治理新體系的理論模型
如何解決這一治理矛盾？我們先從理論出發，假設全球所有的國家都分佈在這個0-1直線上，每個點代表國家偏好，比如，有些國家偏好筷子、有些國家偏好刀叉，那麼，筷子的國家就湊在一起，刀叉的國家也湊在一起。而由於偏好不同，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規則也應該是不一樣的。
假如全球只有一個治理體系WTO，要使得所有國家的偏好損失最小，它的規則就應該處於1/2處；而假如全球有N個自貿區，每個自貿區的規則只需要在這個自貿區範圍的中間。
全球治理存在兩類“公共品”，全球性公共品和區域性公共品。比如氣候治理、核武器管理就是全球性公共品，非洲、歐洲、亞洲的偏好都差不多，應該由一個全球組織共同管理；而區域河流的治理、區域鐵道的鋪設、區域貿易的管理等，則屬於區域性公共品。
當N=1時，全球性公共品由單一的全球治理機構提供，但全球治理機構無法滿足國家多樣化偏好，這會造成各國福利損失；但N足夠大時，區域治理機構管理成本上升，同樣導致國家福利損失。因此全球治理結構中應當有全球和區域兩層公共產品提供機構。考慮到區域治理機構的異質性和正外部性，區域治理機構會產生競爭，能夠提高區域公共品供給效率，更多公共品由區域機構提供。同時，區域異質性與區域競爭保障了多種發展模式並存的可能性。
二、全球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貨幣體系）基本矛盾
以與前文同樣的方法構架2017年的全球貿易格局，歐洲幾乎還是原來的框架，大部分歐洲國家仍以德國為最大貿易伙伴；但在亞洲，幾乎所有國家都以中國為最大貿易伙伴，而其他區域，曾以美國為最大貿易伙伴的巴西、哥倫比亞、智利、埃及等，都以中國為最大貿易伙伴，中國幾乎取代了美國的位置。
原來以美國為核心的亞太價值鏈分立為兩條，一個是以中國為核心的亞洲價值鏈，一個是以美國為核心的美洲價值鏈，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大概18年的時間，全球經濟結構發生了結構性的、本質性的變化。
回到《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為什麼RCEP得以在美國的強烈反對之下達成？因為中國是亞洲最大的市場，最大的開放就是面向中國市場的開放，晃盪在中國外面，不是自找苦吃嗎？
但是，全球貨幣體系卻幾乎沒有變化，美元還是占主導地位，從資料上看，在2019年第三季度，美元佔官方外匯儲備的61.78%，人民幣僅佔2%。顯然，經濟基礎與貨幣體系不相適應。
按照貨幣搜尋模型的結論，經濟基本面與貨幣地位是完美匹配的，即本國GDP佔世界的比例要與貨幣的外匯交易額佔比一一對應。不僅理論如此，實際資料來看，歐洲佔全球GDP比例的15.81%，歐元佔全球外匯交易額的15.70%，基本上一一對應，日本、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瑞士、瑞典等等，大致都分佈在45度線兩側。
但是，偏偏美國和中國不在此列。美國GDP佔世界的比例是24.73%，美元佔世界貨幣的交易額的43.79%，美元比美國的經濟強了近20個點；而中國GDP佔比14.83%，人民幣佔比僅1.99%，人民幣比中國經濟弱了13個點。
這是世界經濟與金融體系失衡的基本矛盾。回顧歷史，這樣的情況也曾出現過，1894年，美國GDP超過英國，而要到1953年，美元才在投資、外匯儲備等領域完全取代英鎊，這中間差了半個世紀。上一次貨幣地位與實體經濟的匹配就是有滯後的，因為貨幣具有非常強大的網路外部性。在國際金融領域，如果一種國際貨幣在交易中被大量使用，該種貨幣的交易成本趨於降低，會吸引新使用者進一步擴大使用。
網路外部性的存在，還導致國際貨幣體系對關鍵貨幣的路徑依賴，歷史上，轉換通常只有兩個途徑。一個是戰爭，一個是金融危機。
那麼，本次不匹配要保持多長時間，會以什麼方式解決呢？
其實在2018年之前，不匹配並不是問題。當時，全球經濟和金融體系是穩定的，理由是中美兩國處在全球價值鏈的不同位置，互相支援、互相補充，比如蘋果手機，美國設計、中國製造，所以應該把中國和美國兩個國家看成一個經濟體。
不僅在實體經濟上互相支援，在貨幣政策上，中美也是互相協調的。中國接受美國的貨幣政策，美元與人民幣基本上以固定匯率繫結。美元不僅代表美國經濟，美元代表的是美國加中國的經濟。
如果按照這個思路計算，中國經濟加美國經濟40%，美元加人民幣46%，也基本穩定。因此，針對當前全球經濟與金融體系失衡的基本矛盾，美國提出一個解決思路，就是趨同，並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在中美貿易爭端的第一階段談判，大家經常聽到“雙方在文字上有差異”的說法，很多時候，就是美國不僅僅要求中國遵守各個方面的規則，而且要以法律文字的形式寫下來，並在人民代表大會上批准、透過、公開，這個我們做不到。那如果不能趨同，美國接下來提出所謂的“脫鉤論”，即把中國踢出去。
假如能把中國從世界經濟與金融體系裡踢出去，美國繼續做老大，經濟佔世界GDP的29%，美元佔外匯交易總額的45%，依然高15個點，但因為底下制衡美國的中國被踢出，從理論上說只是一種暫時穩定的思路，但卻代價高昂。無論誰當美國總統，脫鉤論的一些思路和做法，都將以某種形式得到體現。
三、大國競爭階段（大國經濟的增長-危機模型）
以政治認同度、相對實力和第三國效應三個變數來解釋中美兩國之間的關係，可以分為五個階段——
1）政治對立階段：1949-1979年（72-79是過渡階段），中國經濟在美國主導的西方經濟體系之外，兩國政治敵對。
2）小國大國階段：1979-2010年，中國GDP<1/2美國GDP，此時，中美經濟高度互補，中國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美國以資本密集型產品為主，中國加入以美國為主導的經濟體系；且相對於美國，中國經濟太小了，美國也不是很在意。
3）大國競爭階段I：2011-2030年，1/2美國GDP< = 中國GDP < = 美國GDP，這一階段以中國趕上美國GDP作為結束，我的預測是在2030年。
4）大國競爭階段II：2031-2060年，美國GDP< 中國GDP < = 2美國GDP。
5）競爭共存階段：2060- ，2美國GDP< 中國GDP，相對於中國經濟，美國是小國。
以四十年的尺度來看，中美之間的競爭不是換個總統就能結束的，而是由經濟和金融體系的基本矛盾決定的。回顧20世紀波瀾壯闊的歷史，英德、英美、美蘇、美日等世界主導大國交替更迭，這其中，只有美國對英國的主導大國交替更迭是成功的，而德對英的挑戰，蘇、日對美的挑戰都以失敗而告終。
我們發現，追趕大國在製造業上逼近甚至超過主導大國，在經濟總量上達到主導大國的60%以上，兩國關係從此進入大國競爭階段。對於中國來說，製造業趕超美國是在2010年，GDP達到美國的60%是在2018年，兩個指標的完成，也意味著中美貿易爭端的開始。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2018年的中美貿易爭端有其必然性。
歷史上來看，主導大國與追趕大國在製造業、經濟總量、科技、金融、軍事、全球治理六個方面依照各自的優勢展開競爭，甚至衝突。主導大國與競爭大國各自依據某一方面的優勢，對另一方的其他方面的優勢展開競爭與壓制。成功的追趕大國，攻城略地，逐步在這五、六個方面超越主導大國，最後實現主導大國的更迭；而失敗的追趕大國，被主導大國利用優勢，在某些方面被主導大國擊垮，拉開距離，並最後在製造業和經濟總量上失去了追趕的勢能。
反觀中美，目前中方的優勢在製造業，美方的優勢是總量、高科技、金融、軍事和全球治理。
而中美貿易爭端的前途如何，究竟誰贏誰輸？最主要的指標還是長期增長。誰能維持長期的增長，比如美國，誰就贏了；誰增長停滯了，比如蘇聯和日本，那就輸了。
怎麼才能保證長期的增長呢？中國需要防範的危機，包括日本式危機、前蘇聯式危機、國際金融危機、社會危機、區域安全危機、公共衛生危機。目前來看，我們對於公共衛生危機的防範非常好，其他幾個都需要討論。而美國可能發生的危機，則包括社會危機、文化危機、金融危機、公共衛生危機、憲政危機。比如最近的“黑人的命也是命”，就是典型的社會危機和文化危機的一次重疊。中美兩國的競爭，就取決於誰能扛得住危機。
1）雙方合作：2060年，中國GDP達到美國GDP的兩倍。美國經濟和中國經濟都正常增長，全球經濟也正常增長，但美國主導的世紀就結束了，換句話講，對美國的和平演變就成功了，這一種美國當然不願意。
2）中國發生危機：2060年，美國GDP依然保持領先。美國要保持對中國的經濟領先，只有一種可能就是中國發生危機，類似日本，30年不增長，或是前蘇聯，陷入負增長。
3）第三種可能：中國防範了各種危機，保持健康的增長。假如中國成功防範各種危機，三足鼎立的經濟基礎越來越強大，其與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的矛盾會越來越激化；必然帶來美元危機和美國經濟的可能性崩潰。換句話說，假如中國防範了各種危機，美國就會發生金融危機。美國為了避免發生金融危機，就得遏制中國的經濟增長。
四、我國金融安全的九大挑戰
通常認為，實體經濟出問題才會有金融危機，實際不然，給大家舉一個例子，美國可能透過各種政策一步步誘導中國發生金融危機。
第一，美國將一些中國高科技企業列入美國財政部“特別指定實體”名單（SDN，Specially Designated Nationals），導致這些高科技公司的國際（貿易、技術與人員交往）業務將無法使用美國控制的金融體系（SWIFT和CHIPS等系統）進行美元支付與結算，被迫終止。這實際上是一種金融制裁，一旦列入，中國企業所有的國際貿易業務被切斷，就會陷入日本式的經濟停滯，無法實行產業升級，我通常稱為“溫水煮青蛙式”的危機。
第二，包括工、農、中、建、交五大行在內的中國金融機構將不得不繼續以某種方式維持被列入SDN清單的中國高科技企業的國際支付與結算，因而面臨美國的二級金融制裁。很多朋友會說這不可能，因為工農中建交太大了，美國不敢，美國只要幹掉一個大銀行，就會出現全球性的金融風險，而國際金融風險一旦發生，美國的損失一定要大於中國。我的回答是，你小看了美國定點打擊的能力，美國可以做到關掉某個銀行的某部分業務，既不會帶來全球性的金融風險，又成功打擊你的銀行。
第三，美國將對中國金融機構和實體企業實施有選擇、有步驟、逐漸加強的金融制裁。如果打得太厲害，全球金融體系劇烈震盪，美國可能稍微緩一緩、停一停，換個方法再打。
第四，面對美國的金融封鎖，我國將不得不按照美國預設的領域、通道與方式開放資本的跨境流動。比如，現在我們每個人的跨境匯款上限是5萬美金，美國政府會提出提高上限，聽上去是很認真地替我們考慮，但造成的結果可能是北京很多二套房、三套房會被賣掉換成美國的房子，當資產快速流到美國，房地產泡沫破滅和國際金融危機也就不遠了。
第五，基於美元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壟斷地位，美國有選擇的金融制裁一方面刺激資金迴流美國、推動美元不斷走強；另一方面導致人民幣資產的持有風險上揚、人民幣的貶值壓力不斷加大。大家或許注意到，最近人民幣不斷地在升值，我對於人民幣升值太快總有擔心，理由是升值太快，很容易形成貶值預期，美國隨便搞出點事情，推動美元走強，人民幣就會面臨不斷增強的貶值壓力。升值相當於從1樓爬到5樓，這當然沒問題，但貶值相當於從5樓跳回1樓，金融危機的壓力可想而知。
第六，美國對中國香港實施有選擇的金融制裁，一方面阻礙香港發揮人民幣離岸中心的作用，進一步有選擇地切斷我國金融機構與國際市場的聯絡，另一方面則打擊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使得港幣與美元的聯絡匯率制度面臨空前壓力、港幣危機的機率上升。
第七，美國透過各種手段堵塞我國獲取美元流動性的主要渠道，降低我國使用美元儲備的靈活性，壓縮我國外匯儲備的操作空間，增加我國所持美元資產的不確定性，造成短期美元流動性的短缺。中國目前有3萬多億的美元外匯儲備，但在需要的時間節點，不一定都能變成有效的美元流動性。舉個例子，前段時間特朗普政府聲稱，由於中國政府隱瞞新冠病毒爆發的真相，對中國提出經濟索賠，方案包括取消中國所持有的美國國債。這個說法是不成立的，因為如果美債違約，美國金融系統的損失大於中國。但是，急需美元的時候，美聯儲或者美國金融市場可能拖兩個星期變現，到時候金融危機都過去了。
第八，人民幣匯率的貶值壓力突破承受點，我國在美國預設的資本跨境流動通道和方式上出現大規模資本外逃。
第九，國際金融市場在美國主導下，集中做空人民幣資產，誘導人民幣出現惡性貶值，誘導人民幣和港幣的匯率危機。
經濟基本面是好的，這九個步驟完全是人為製造的危機。
五、怎麼去解決這個問題呢？
第一步的跨境支付體系就是最為重要的突破口。
現在，中國的進出口商使用人民幣，外國的進出口商使用外國法幣，大家在一個SWIFT平臺進行跨境交易，人民幣與外幣並不直接兌換，而是透過美元兌換，美元作為國際貨幣有三個功能：儲備功能，計價功能和交易功能。
人民幣不能和外幣自由兌換，推行人民幣國際化、開啟資本市場，又怕出現金融危機，怎麼辦呢？如何在人民幣還不能自由兌換的情況下，建立一個跨境支付體系呢？就是以數字人民幣取代美元。
假設一個場景，外匯市場上人民幣對泰銖的即期匯率為5，華為公司出售價值1萬元人民幣的產品給泰國進口商A公司，中糧集團從泰國大米出口商B公司進口價值2.5萬泰銖的大米。在該場景下，平臺執行跨境支付結算的具體步驟如下：
第一步，支付結算平臺用1萬元人民幣向央行購買1萬個數字人民幣，作為平臺內交易貨幣，平臺將數字人民幣與泰銖的兌換比率設定為1:5，即1個數字人民幣兌換5泰銖；
第二步，泰國進口商A公司在平臺以5萬元泰銖購買1萬個數字人民幣，用於支付從華為進口的產品；第三步，華為售出產品，獲得1萬個數字人民幣，在平臺內將1萬個數字人民幣兌換為1萬元人民幣；
第四步，中糧以0.5萬元人民幣在平臺購買0.5萬個數字人民幣，並以此兌換2.5萬泰銖，用於支付給泰國的大米出口商B公司；第五步，央行用0.5萬元人民幣購買平臺結餘的2.5萬泰銖，進行定時清算，從而使得平臺內各種法幣餘額為零，但1萬個數字人民幣的餘額保持不變。
這裡的創新點是，數字人民幣作為媒介貨幣，不承擔儲備功能，只承擔計價功能。
在新體系的建設推廣過程中，央行應堅持三個原則——
1）服務原則：央行只負責數字人民幣的供給、監管和清算，將數字人民幣作為公共品供給至不同平臺，並對平臺的數字人民幣餘額進行定時清算；2）市場原則：央行將數字人民幣在跨境支付結算領域的應用場景交給市場化平臺主體去運作，而不同平臺之間透過高質量低成本服務、折扣兌換等市場化手段吸引使用者、自由競爭；3）底線原則：央行作為監管者，負責實需鑑定、合規審查以及反洗錢、反恐怖融資和反逃稅的“三反”工作，打擊任何利用平臺進行的違法違規活動，保障應用場景內各平臺的公平競爭和健康執行。
4/ 結語：中方不發生危機，美元發生危機的機率就大
回到剛才講過的未來世界局勢，在一定時期之內，尤其是今後的幾年裡，中美之間依然存在衝突加劇的可能。如果中方不發生危機，美元發生危機的機率就越來越大；為了防止美元發生危機，美國就有可能誘導中國的金融危機。
所以我們需要高度重視這些問題，在金融體系，尤其是跨境支付體系裡看到創新，引導中國經濟的健康增長，逼迫美國走向合作的可能，建立三足鼎立的世界治理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