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財經》新媒體 蔣金麗 編輯 | 蔣詩舟
作為“生命之血”,基金公司從未停止對規模的追逐。2020年也不例外,“規模戰”依舊硝煙四起。要說和以往有什麼不同,便是大打“明星”牌,在權益領域攻城掠地。但是,這樣的營銷策略可持續性有多強,是否會透支基金經理來之不易的口碑和業績積累,是基金公司需要直面的問題。
22歲的公募基金,終於在理財市場站穩了腳跟。2020年,憑藉驚豔的賺錢效應,這位“弱冠少年”頗為出圈。
超預期的市場行情下,主動權益基金大放異彩,掀起一股“追星”熱潮。一日售罄、比例配售、動輒吸金上百億,成為明星基金經理的標配。
被動指數基金則將結構性行情演繹到極致,科技、醫藥、券商、軍工、新能源車、白酒等主題輪番登場、豔驚四座。
而數次被推上微博熱搜的“基金”詞條,是“炒股不如買基”的理念漸入人心。
華南地區一位基金經理近日在和媒體交流時感慨,今年最直觀的一個感受是:行業信任度有了質的提升,“路演的時候,再也沒人質疑我的人品,也沒人問老鼠倉怎麼辦”。
業績普漲之下,銷售如虎添翼。“主動詢問基金的人,明顯多了起來”,是渠道人士的普遍感受。
除了從業人員的感性認知,重新整理記錄的發行規模是最有力的印證。以基金成立日為基準,Wind資料顯示,截至12月22日,年內基金髮行份額已經破“3”——達3.09萬億份,高於過去三年基金髮行規模之和。
高舉“明星”大旗
作為“生命之血”,基金公司從未停止對規模的追逐。2020年也不例外,“規模戰”依舊硝煙四起。要說和以往有什麼不同,便是大打“明星”牌,在權益領域攻城掠地。
據Wind統計,截至12月22日,年內共成立權益類基金738只(股基+混基,不包含指數基金),出自519位基金經理之手。其中,有43位基金經理產品發行數量在3只以上(含3只)。
流量為王的時代,“明星帶貨”事半功倍。常年被規模和排名裹挾,基金公司深諳其道。
除了一些知名度高但行事低調的基金圈投資大佬外,今年但凡有點業績的基金經理都發行了新產品,部分明星基金經理甚至數度“出山”。
比如,被鵬華基金冠以“國民基金經理”之稱的王宗合,年內新發基金數量多達5只,帶來505.5億元的規模增量。截至今年三季度末,王宗合管理的基金數量為10只,規模合計554.26億元。
茅煒和駱帥堪稱南方基金的兩大“爆款收割機”,分別推出了3只新產品:前者大賣465.8億元,後者吸金242.51億元。從管理總規模來看,兩人身上的擔子均不輕。茅煒執掌9只基金,規模合計717.6億元;駱帥掛帥6只基金,規模合計379.34億元。
此外,時任嘉實基金成長投資策略組投資總監的歸凱,3只“新作”斬獲240.8億元的首募規模,加上6只老基金,管理總規模達到530.17億元。
部分缺乏“明星效應”的中小基金公司,同樣打起了“基海戰術”。《財經》新媒體注意到,年內權益基金髮行數量最多的兩位基金經理,來自業內兩家名不見經傳的基金公司。
其一是西藏東財基金的吳逸,先後發行了7只基金;其二是九泰基金的吳祖堯,新基數量達到6只。不過,兩人的市場號召力並不顯著,前者僅募到28.84億元,後者只收獲14.52億元。
“規模戰”白熱化
不斷湧現的“爆款”基金背後,既是基民不斷增長的購買需求,也是基金公司趨於白熱化的規模之爭。
在公募行業,做大規模是生存之道。發產品無疑是提升規模最快速的方法,而想要賣出“爆款”,離不開行情、渠道和明星基金經理的共同助推。
有良好業績驗證的基金經理,由於自帶賣點和流量,通常更受投資者和渠道的青睞。這就導致,很多明星基金經理明明已經“負重前行”,卻又不得不“頻繁營業”。
一直以來,業內對於基金經理的管理能力上限,沒有一個明確的界定。“明星效應”下,主動權益基金管理規模在300億元以上的基金經理多達31位,其中8人的管理規模超過500億元。
從所屬公司來看,匯添富基金麾下“300億級”的主動權益基金經理數量最多,達到6位;其次是中歐基金,有4位;此外,南方基金和易方達基金各佔3席。
“明星效應”帶動下的規模戰愈演愈烈,這樣的營銷策略可持續性有多強,是否會透支基金經理來之不易的口碑和業績積累,是基金公司需要直面的問題。
業內素有“規模是業績的殺手”一說。背後的邏輯在於:一方面是均值迴歸,“爆款”基金成立的時點通常是市場高位;另一方面是管理規模的提升,伴隨著管理難度的增加。
據濟安金信基金評價中心統計,如果將認購期小於15天且首募規模超過50億元的主動權益類基金認定為爆款基金,則從2001年至2020年6月19日,成立已滿三年且仍保持正常運作的主動權益類爆款基金共70只。
這些爆款基金業績表現分化明顯,超過八成平均年化收益在9%以下,整體均值為4.74%,而同期的主動權益類基金平均水平為9.46%。
“真假”明星基金經理
一個時常被忽略的事實是,業內對於明星基金經理的定義,並沒有統一的標準,更多停留在營銷層面。
“優秀的基金經理依然是稀缺資源。”一位不願具名的基金公司高管在接受《財經》新媒體採訪時直言,現下所謂的“明星基金經理”標準水分越來越重,以前要看5年甚至更長時間的業績,現在只憑兩三年甚至一年的業績就被捧成“明星”,各種排名維度和獎項參差不齊。
他指出,過去兩年是大牛市,很多基金經理之所以能取得優異的業績,很大一部分歸功於市場行情推動下的beta收益,卻經常被包裝為“明星”們的主動管理能力。
部分基金經理透過管理幾個億的規模做出了高收益,然後頭頂“明星”光環,輔以“飢餓營銷”,賣出幾百億的爆款。然而,管幾個億和管幾百億,根本不在一個量級,無論是構建投資組合上,還是選股方向上都有所區別,“並非每個基金經理都具備管理大資金的能力,要兼顧規模和業績更是難上加難”。
更有甚者,抱有賭徒心理,依靠重倉某一熱點行業短期博得了出挑的業績和排名,但有些短期波段熱點不可持續,新基金成立後,市場如果發生風格轉換,這些“明星”的業績也將難以延續。
而基金公司過於倚重“明星”營銷,後續還可能面臨基金經理變動而產生的“副作用”。濟安金信基金評價中心研究員張碧璇認為,更加全面地建設投研一體化的投資體系、提升主動資產管理能力,才是基金公司能夠長足發展的核心競爭力。
兩大因素掣肘
“有時候也很糾結,如果不推明星基金經理,市場份額就會被別人搶光。但是,過度消費明星基金經理,又擔心後面會‘翻車’。”上海一家中型公募市場人士向《財經》新媒體表達了自己的顧慮。
《財經》新媒體從多方瞭解到,基金公司對規模的追逐,主要來自兩方因素的掣肘:
另一方面,規模排名代表著准入門檻。很多機構客戶和銷售渠道會將規模排名作為篩選標準,門檻從TOP20到TOP50不等,排名不在前50的基金公司,產品很難進入買賣名單。
在華南地區一位公募人士陳峰(化名)看來,對於處在不同梯隊的基金公司,追求規模的動因和權重各不相同。中小型基金公司需要有更大的規模,來解決生存的問題;大型頭部公司,也需要更大的規模來推動進一步的發展壯大。
“行業的高透明性,就決定了行業的強競爭性,身處公募基金,才能真切體會到不進則退的壓力。”陳峰認為,基金公司追求規模無可厚非,前提是能實現投資者利益和公司利益的統一。
誠然,“規模戰”幾乎是每一個行業走向成熟的必經之路。作為大眾理財的前沿陣地,基金公司對“投資者利益第一”的堅守彌足珍貴。
12月22日,證監會黨委在召開專題會議時提到,繼續大力發展權益類公募基金,推動健全各類專業機構投資者長週期考核機制。進一步加強投資者保護,增強投資者信心。
站在當前這個時點,樂觀者躊躇滿志,認為屬於公募的黃金時代才剛剛開啟。悲觀者擔心行情難續,投資者最終落寞離場,回顧公募22年的發展史,連續兩年以上的賺錢行情並不多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