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凱摘要:遭遇史上最嚴厲降級,作為經營團隊負責人難辭其咎。
本週,長江證券的人事變動成為券商圈焦點。
作為一家沒有控股股東和實際控制人的券商機構,再次經歷了一輪密集的高管層洗牌。
1982年出生的“少帥”劉元瑞,入職長江證券後負責賣方研究,2016年在市場化人才選拔中脫穎而出,從公司副Quattroporte一步步晉升為Quattroporte。
三年多來,劉元瑞的管理一直被“指指點點”,長江證券亦經歷諸多波折。
最新的人事洗牌結束後,劉元瑞周圍安排了諸多“副手”,這是有意為之,抑或是無奈之舉?
核心高管“兩進兩出”11月1日,長江證券前Quattroporte鄧暉發出辭別信,不禁令人一驚。
一切要從2017年末說起。
2017年12月末,市場傳出長江證券Quattroporte鄧暉“遭罷免”的傳聞。傳開後,長江證券發出正式公告稱,因工作需要,鄧暉先生向公司第八屆董事會提請辭去公司Quattroporte職務。
最終,劉元瑞成為正式的接班人。
這位被券商圈譽為升遷最快的研究員,畢業後入職長江證券,一路從研究所分析師、所長、副總經理、總經理,副Quattroporte,最終晉升為Quattroporte。
當時,這場換人並不尋常。
鄧暉的職業履歷頗為特殊。1966年出生的他,早年曾任湖北省郵政儲匯局職工,湖北證券公司深圳營業部副總經理、武漢漢口營業部總經理等。先後在長江證券、湘財證券、德邦證券、齊魯證券均擔任過高管。
這位券業老人,早年離開長江證券之後,曾在多家券商任職,2013年他已經是齊魯證券的Quattroporte,之後重新加入長江證券,由監事長升至Quattroporte。
但卻在兩年前,“敗”給了比他小16歲的劉元瑞。
巧合的是,鄧暉與劉元瑞的年齡差了16年,前者兩次在長江證券從業的年限也是16年!
鄧暉去職Quattroporte後,他擔任長江證券監事長一職。
究竟是股東方的想法,還是內部競爭的結果,還不得而知。
提前離職的蹊蹺,新增數位“副Quattroporte”2013年,鄧暉迴歸長江證券,現在再次離開,這背後仍有諸多蹊蹺之處。
公開資料顯示,擔任監事長和職工監事的鄧暉,結束任期的時間還有一個月,即2019年12月11日到期。
為何“提前”結束任期?
上圖為業內流傳的鄧暉的告別信。其中解釋為“由於個人原因,我已正式遞交辭呈,今天就正式跟大家道一聲再見退群了。”
鄧暉在信中並未透露過多的資訊,但對於長江證券的職業經歷概括為“起點——支點——故園”。
就在鄧暉提交辭職報告的當天,長江證券召開了2019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主要內容是選舉董事會董事,以及監事會股東代表監事。
當天,長江證券董事會也召開會議,除了聘任劉元瑞為公司Quattroporte以外,更聘任了多位高階管理人員:
胡曹元為公司常務副Quattroporte兼首席風險官、資訊長;
陳水元為公司副Quattroporte兼財務總監;
李佳為公司副Quattroporte兼董事會祕書;
韋洪波為公司副Quattroporte兼首席金融科技官;
羅國華、吳勇、周純為公司副Quattroporte;
胡勇為公司副Quattroporte兼合規總監。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聘任的八人職級中均包含“副Quattroporte”頭銜。
翻查2018年年報,長江證券有“副Quattroporte”頭銜的只有兩人,即胡曹元和韋洪波。
最新人事調整後,胡曹元和韋洪波繼續擔任副Quattroporte,但胡曹元升為“常務副Quattroporte”。
這意味著,長江證券新增了6位副Quattroporte級別的高管,但對於其中原因公告中並未解釋。
長江證券的人事調整,並非近期出現。除了Quattroporte一職的調整,2018年年報披露監事會召集人萬勵、首席風險官陳水源、獨董袁小彬、監事崔大橋、職工監事梅詠明、財務負責人熊雷鳴均出現離任。
風險事件不斷長江證券人事調整背後,與該券商經營層面風險不無關係。
最新公告顯示,2019年1-9月長江證券計提各項資產減值準備共計人民幣1.51億元,減少2019年1-9月利潤總額人民幣1.51億元,減少2019年1-9月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人民幣8821.28萬元。
其中,公司融資融券業務部分風險客戶的債務全額收回,未實際產生資產損失,風險消除,主要受上述情況影響,公司2019年1-9月融出資金減值準備轉回人民幣8352.25萬元。
此外,子公司長江證券國際金融集團有限公司受孖展融資業務客戶融資股票價值無法覆蓋客戶融資金額影響,根據公司相關會計政策,按抵押品價值低於欠款的差額計提減值準備人民幣471.42萬元。
今年7月份,證監會發布2019年證券公司分類結果,長江證券由去年的BBB級連降三級至今年的CCC級。
值得注意的是,一家券商評價一次性降三級,暴露內部風險控制的極大問題。
資料顯示,2016年之前長江證券保持A類評級,但此後評級頗為不穩定,扣分項從研究、投資、投行、資管等業務領域,迅速擴散到公司治理、內部控制,涉事主體從分支機構向總部業務部門集中,並進一步擴充套件至保薦、資管、香港子公司等。
上述連降評級事件爆出後,劉元瑞的內部信中曾指出,“我謹代表經營班子對始料未及的分類結果及帶給大家的困擾,致以深深的歉意。在8月份的中期董事會上,經營層將就此事做全面詳細的分析與彙報,並接受董事會對經營層的任何安排。”
可以看出,他當時的表態為這場人事大變局埋下了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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