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本身強化了一些固有的錯誤觀念，形成了一些錯誤、片面的說法。這些說法的核心問題，就是金融的定位問題：是不是隻有看得見的實體經濟才能創造價值，而金融不創造價值？顯然不是的。與此相關的錯誤觀點和說法的大行其道，甚至影響到決策層中的許多人，對中國企業、個人和國家的長期競爭力提升是非常不利的。
這些觀點有時聽起來很有道理，尤其是在金融危機後更讓人覺得有道理，因為從表面上看，我們人類賴以生存的都是吃穿住行這些看得見摸得著的“實”物，金融交易這些“虛”的東西既不能填飽肚子，又不能提供溫暖，所以，只有那些生產實物的實體經濟活動才是真實的產出，這種勞動才創造價值，金融活動不創造價值；生產型經濟才是發展的重點，而金融這樣的“虛”行業也當然必須為實體經濟服務——這些觀點的廣為流行，說明社會大眾距離真正理解金融、理解經濟學原理還有漫長的路要走。
首先，沒有遊離於實體經濟之外的金融業，金融也是實體經濟。我們應該看到，任何經濟活動的目的都是為了讓作為消費者與生產者的人過得好、過得幸福，只要我們做的會給人增加幸福或說增加效用，那就是在創造價值。也就是說，我們應該以人的效用增加來定義價值、定位價值，而不是以是否生產實物來判斷價值創造。
農民種糧食，工人造汽車，我們知道他們在創造價值，因為他們給人提供了糧食和交通工具，解決了人們的吃和行。醫生雖然沒有生產實物，可是治好病給人帶來健康，使人的效用增加，所以，醫生當然也在創造價值。那麼，金融家的活動是否創造價值呢？
我們還是根據金融是否改善人的效用為標準進行判斷。就以意外保險為例。現在有了財產的意外險，即使發生火災水災，房產毀了，也不用擔心一家人是否還能活下去，因為保險公司可以賠付，這樣，心裡就有安全感。相比之下，在傳統的中國社會，因為沒有保險等避險金融產品，一旦發生災害，眾多家庭往往無家可歸，面臨生存挑戰，甚至被迫把妻女作為避險資產使用，以求得一家其他老小活下去的機會。在這個意義上，金融市場帶來的不只是讓更多人的心裡更安全踏實，而且把女性從避險工具和相配的婦道約束中解放出來，使女性得到解放。
從更一般的意義上講，金融雖然不直接增加物質的總產出，但是透過給人們提供豐富的跨期配置收入與消費、平滑風險事件給生活帶來的衝擊的工具，讓人們不至於一時餓得難有生路，一時收入多得無處可花，使每個人一輩子的總體效用達到最高。金融交易雖然沒有直接生產更多看得見摸得著的物質，卻使人類社會的整體幸福感、整體效用大大提高。
在我們看來，實體經濟不應該由是否生產實物來定義，而應由是否增加人的效用來定義。工人、農民、企業家透過生產實物，提升了人的效用，而金融家透過提供跨期配置風險、跨期配置收入的工具，也提升了人的效用。只要是在從事提升人類效用的經濟活動，就都是實體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並不只有工業和農業是實體經濟，金融等服務行業也是實體經濟。
那麼，為什麼這麼多人難以走出“生產東西的行業才是實體經濟”“金融是虛擬經濟”這種誤區呢？這當然有其歷史背景。在傳統農業社會或者更早時期，生存、溫飽一直是人們面臨的最大挑戰，因為物質生產能力始終低於人的需求，物質短缺一直困擾著人類。於是，人們在判斷什麼活動創造價值、什麼經濟活動最重要的時候，自然以是否在生產糧食及其他看得見摸得著的實物作為主要甚至唯一的價值判斷標準。換言之，當物質供給始終不足、許多人處於飢餓或飢餓邊緣的時候，物質生產的邊際價值最高，解決溫飽、讓人活下來是最重要的，其他像金融這樣的經濟活動邊際價值相對較低。因為物質生產能直接解決今天的短缺問題，是為今天能活下去服務的，而金融更多的是解決跨時間、跨空間價值交換的問題。如果今天的生存還沒解決好，人類社會當然顧不上考慮明天、後天是否能活得好了。所以，在傳統農業社會、在物質短缺的社會里，人們自然以是否在“生產東西”來判斷是否在做正事、是否在給社會做貢獻，社會盛行“唯實物經濟”價值觀就不足為奇了。也正因為這種價值觀和物質短缺的現實，農業社會幾乎只有實物生產經濟，沒有金融經濟，人們很自然地把從事金融的人或商品交易的人視為“不務正業”，甚至視為“剝削者”。
好在1780年左右開啟的工業革命改變了人類社會。工業革命首先發生在英國，到19世紀上半葉慢慢擴充套件到歐洲大陸和美國，它透過機器代替人工，使每個人每天的物質產出大大提升。到了19世紀後半期，美國許多行業的物質產能開始超過需求，開始出現“市場營銷”“大眾廣告”這些新型職業。試想，當社會處於物質短缺的時候，是消費者自己去尋找商品，是賣方“俏”買方“賤”，賣方當然不需要花錢做廣告、做“市場營銷”了。可是，隨著物質生產能力於19世紀後半期超過需求，買方就走俏了，賣方就必須在競爭中透過廣告獲得消費者的注意。所以，在相當程度上，大眾廣告的出現標誌著率先進入工業革命的社會開始走出物質短缺的時代，向物質過剩的時代邁進。
到了20世紀，特別是隨著中國於1978年後開始改革開放，工業革命不僅使先發達的國家走出物質短缺，而且使中國、印度這些人口大國也快速走出物質短缺，進入產能過剩時代。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過剩的物質產能通過出口市場找到了銷路，但之後出口市場漸漸飽和。與此同時，與產能過剩形成最大反差的是中國社會的金融供給嚴重不足，金融服務供不應求。經濟學的常識告訴我們，當物質產能過剩的同時金融產能短缺，那就說明物質生產的總體邊際價值為負值，而金融服務的邊際價值最高。也就是說，此時需要重點發展的不是傳統的“實體經濟”或“實物經濟”，而是金融行業，因為後者的邊際價值最高，金融業的發展能快速提升社會的整體效用。因此，從經濟學和金融的邏輯來說，應該“要重點發展金融經濟”。
我國金融業的發展年頭不久，很多人對於金融行業有誤解。金融作為現代社會、現代經濟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不會因為一次或幾次危機而中斷或者消失，恰恰相反，危機有時甚至是金融業必要的清毒、消毒過程，為其接下來更健康、更深入的發展奠定基礎。退一步講，金融業伴隨各發達經濟體存在並深化發展了多個世紀，這一事實本身就證明了金融對社會的正面價值。在看到並認同這個結論的同時，我們還有必要認清金融背後的邏輯。
當金融給國家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時，隨著產權保護體系、契約執行體系及保障市場交易安全的其他制度的逐步發展和完善，個人創造財富的能力也發生了質變。和歷史上的“康乾盛世”相比，現代普通人的真實收入也翻了幾番。不僅收入的“量”有鉅變，而且生活內容和品質也發生了鉅變。今天許多消費品是 200 多年前所沒有的，冷藏技術和交通工具也使我們的食物結構不再受季節和地理位置的限制。金融和財富的發展，不僅促進了收入的增加，而且大大擴充了生活、消費的種類與空間，讓普通人也能夠生活得更加舒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