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既可為善，也能為惡。典型如金融槓桿，關鍵在合適的度。
金融源於以金融工具滿足人們生產生活的需求，是為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希勒在《金融與好的社會》中指出，金融(Finance)源自於拉丁語中一個詞，其意義就是“目標”。“金融所要服務的目標都源自民眾，這些目標反映了我們每一個職業上的抱負、家庭生活中的希望、生意當中的雄心、文化發展中的訴求以及社會發展的終極理想。金融本身並不包含一個特定的目標。金融並非‘為了賺錢而賺錢’，金融的存在是為了幫助實現其他的目標，即社會的目標。”“金融機構與民眾之間的聯絡是維繫社會運轉的最基礎的關係。”
默文·金肯定貨幣和銀行的作用，“將人類從遲滯的封建社會中解放出來，並且促使充滿活力的市場開始運作，使得人們可以進行長期投資，也就為經濟的長期發展提供了必要支援”。銀行存款、結算服務，人人都需要，貸款服務，也是滿足人們美好生活需要或擴大生產之不可少的工具。
邁恩和蘇非在《房債》中提到，美國堪薩斯城常有龍捲風，房主大多會買房屋保險，儘管保險的賠付“不足以完全彌補房屋損失，但可以確保一個家庭在絕望時刻能夠重建生活。保險可以保護人民——這是金融體系存在的主要功能之一”。
達利奧在《原則》中寫他幫助雞肉生產商利用穀物期貨和豆粕期貨的組合鎖定成本，向麥當勞提出雞肉的固定報價，使麥當勞和雞肉生產商都降低自身價格的風險，這是藉助衍生金融產品為實體經濟服務的好例子。
不過，金融這一工具，是為了滿足人們的目標而生，換個詞也就是慾望。金融的善惡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運用金融工具滿足慾望的合理性。金融業本身不可避免的現實目標則是在幫助客戶實現目標的時候自己也賺錢。例如居民都希望有良好的居住條件，貸款買房。銀行滿足這一合理需求是為善，但有人希望超出自己未來收入的能力買太大太好的房子，這一目標就是有問題的，而銀行如果因為可收取更高的利率、更多的利息而放縱這一行為，那就接近於“作惡”了。給企業貸款類似，支援實體企業融資需求的“善”在授信過度時可能造成產能過剩、企業脆弱性提高，或者盲目投資而導致失敗等問題。金融機構“為了賺錢而賺錢”，不僅偏離初心，而且還妨礙民眾、社會目標的實現，損害民眾利益，金融危機可能將社會拖入苦難，金融機構也會自嘗苦果。但盈利能力又是社會對金融機構經營效率的重要評判指標。金融機構若在同業激進擴張時相對保守、獨善其身，又會影響短期業績，存在不得不從眾的“囚徒困境”。社會已經高度金融化了，藉助金融投資、資本運作等金融手段“為了賺錢而賺錢”的，並不限於金融機構，個人、非金融企業都有可能，引起的問題和爭議也相當多。
美國拉娜·弗洛哈爾所著《製造者與索取者——金融的崛起與美國實體經濟的衰落》，批判了美國的過度金融化。不僅金融業有時為了賺錢造成對實體經濟的傷害，而且連實體企業都金融化了。大宗商品和衍生品市場都突出表現出脫離實體經濟自我迴圈的特點。雖然達利奧講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積極作用很好，這也是衍生工具被創設出來的本意——提供對沖風險的工具，但它越來越變成對賭未來基礎性金融工具價格變動的工具。2000年，實體套期者佔石油期貨市場的63%，其餘為投機者；到了2008年4月，兩者的百分比分別變成了29%和71%。雖然投機者是潤滑市場的必需，完全沒有投機者，想對沖風險者可能找不到對手方，但絕大多數交易都發生在投機者之間，這就是過度。金融機構不再止步於代客交易，而是開始越來越多地自己下場交易了。彭博社2010年的調查發現：雖然銀行常常在代客大宗商品交易中損失客戶的錢，但同期銀行為自己的交易卻在獲利。完全不需要擁有大宗商品的投行為了控制市場囤積掌控大宗商品，讓確實需要它們的公司無法得到它。這抬高了價格，製造了市場波動，最終意味著消費者要支付更多。
很多以金融為出發點、擁有MBA學位的經理在與工程師的博弈中勝出成為CEO，造成企業文化中財務指標比產品質量更加重要，他們對製造最好的產品、為客戶提供最好的服務以及如何激發製造產品的人的潛能並不真正感興趣，把僱員、產品生產過程都視作成本，盡一切可能削減成本、合法避稅、進行金融交易、提升股價。例如某大汽車廠商發生致人死亡的嚴重質量事故，就是在成本控制“滲透進了整個企業文化裡”，在成本要求下按時完成專案成了首要問題，質量和安全成了次要考量的背景下發生的。
控制成本、講求效益本身沒錯，比不講效益、浪費資源強，但喪失了對好產品的熱愛，只執著於財務資料，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哈魯比和切凱提指出，金融業更傾向於向房地產和建築一類的領域投資。這些領域雖然生產力很低，但能提供更快、更可靠的短期收益（還有經濟危機時可以出售、經濟快速增長期可以證券化的抵押品），所以金融和房地產業的繁榮總是相伴而生。很多大企業走向產融結合，本來金融是為產業服務、助力產業的，但金融往往喧賓奪主。通用電氣首席財務官在2014年說，“我們需要決定自己到底是想成為一家解決世界上最大問題的技術公司，還是一家順便製造東西的金融公司”。2015年，通用電氣宣佈剝離大部分金融業務。
美國這些問題，有些中國已經存在，有些中國需要防止，從2017年“嚴監管”以來，密集出臺的監管政策正是針對了相關問題。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認為，市場主體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時，也促進了社會利益。但市場主體的自利有時過度，還以為這是正確的。正如電影《華爾街》中那句著名臺詞：“貪婪是好的。”德國前財政部長、現聯邦議院議長朔伊布勒在《未來必須節制》中指出，“利己是一種強大的動力。我們有著很好的理由，可以將這塑成一種經濟制度抑或社會制度的基石。然而，利己一旦過度，便是貪婪，這就十分危險：貪慾會損害乃至摧毀一個合理的制度。”
弗洛哈爾認為，“金融系統簡直就是在玩鍊金術”，指的是金融系統將資金傳送到金融系統的各個部分，自我迴圈從中獲利，而不是投資到實體企業上。索羅斯有本書《金融鍊金術》，闡述他的反身性理論，講的是成功的投資是一種鍊金術，而默文∙金在金融危機後寫了本書叫《金融鍊金術的終結》，說的是貨幣和銀行業被稱為金融鍊金術，將短期安全的存款轉化為長期有風險的投資，把不可流動的實體資產轉變成可流動的金融資產，人們常把它們看作一種力量的來源，實際上它們是體制中的薄弱環節，一旦轉化出了問題、人們對其喪失信心，危機就會出現。他反思金融“危機的根源是一種制度的整體失敗，就算政策制定者或者銀行家當中有極少數人無能且貪婪，但是我們仍然無法把危機歸責於某個人”。
怎麼解決金融之惡，使其棄惡揚善，脫虛向實？希勒認為，“如果其執行脫軌，那麼金融的力量將顛覆任何試圖實現目標的努力，正如過去10年間我們在次貸危機中看到的那樣。但是如果它能正常運轉，金融就能幫助我們走向前所未有的繁榮”。此觀點有道理，但可能還是對金融帶來的經濟增長寄希望過高。在德國“社會市場經濟之父”艾哈德看來，人們不能為了增長而去追求增長，增長應是一種良好執行的經濟秩序的結果。朔伊布勒強調，“我們不應將增長本身作為目標去追求，不應人為地製造增長，進而危險地吹大泡沫”，“節制與適度就是這個社會的核心價值”。國家、社會、組織、個人都需要負責任，其中遵守財務紀律，不過度負債是重要的一條。
弗洛哈爾認為改革的關鍵包括改革經濟學教育，擺脫金融導向的思維，改革稅制。比如，要鼓勵長期資本投資；不要鼓勵負債，從稅前扣除債務利息，而要鼓勵儲蓄。政府需要在金融等方面加強審慎監管而非放任自流等。
默文∙金則提出，要對整個金融體系進行改革和處置根源性的經濟失衡，包括制定落實以提高生產效率（而非刺激需求）為目的的措施、推動服務貿易的進一步自由化、恢復浮動匯率制（以減少中、德大量出口，美、英大量進口的失衡）等。
解決金融的問題不僅需要正確的經濟金融理論、倫理價值觀的指導，金融監管的完善，更需要各項社會、政治、經濟改革的配套。例如解決地方政府過度舉債問題，需要的是合理劃分央地事權財權、改變對地方官員的考核。阿查里亞等所著《監管華爾街》中研究應如何監管，也慨嘆“最適度的監管是一門平衡不可估量的事物對抗不可知的事物的藝術”。如何使金融多為善少為惡、把握合適的度，沒有簡單的答案，是極為考驗各方智慧的難題。
本文以《金融的善、惡與度》為題發表於2018年6月15日《金融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