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二，聯合辦公創業公司WeWork的聯合創始人兼CEO亞當·諾伊曼卸任CEO，只保留了非執行董事長的身份。

《紐約時報》透露，亞當已經喪失了對公司的絕對控制器，他的投票比例從10：1降到了3：1。

在此之前，WeWork剛剛遞交了上市申請，作為一家成立9年的公司，在即將“功成名就”之時，創始人黯然離開，不禁讓人遐想。

而這一切背後的始作俑者，恰恰是WeWork的最大投資者，全球最知名的風險投資公司軟銀。

科技公司的領路人

軟銀和孫正義被中國人熟知，還是因為阿里。

2000年，當時還被認為是江湖騙子的馬雲見了孫正義，在聊了不到15分鐘後，軟銀拿出了2000萬美金，換取了阿里32%的股份。這筆投資，後來讓軟銀收穫了1300億美元的回報。

從2016年開始，孫正義就在籌備vision fund（願景基金），從沙烏地阿拉伯王儲 Muhammad bin Salman那裡搞來了450億美元，軟銀自己拿出了280億，剩下的錢由蘋果、高通、富士康、夏普等公司提供。

多方加起來，組成了一個擁有1000億美元的資金池，而這個數字，遠遠超過了全球所有風險投資（VC）在2016年所籌集的資金總和：640億美元。

說願景基金是全球最具實力的投資方，絲毫不誇張，而孫正義，就是坐在錢山上到處撒錢的狂人。

不到一年的短短時間裡，願景基金已經完成42筆投資，給許多著名公司提供了多達10億美元的資金支援。

在很大程度上，軟銀刺激了新的商業模式的發展，孕育了一批獨角獸，從最早的阿里，都後來的Uber、Wework，這些此前在經濟課上不存在的東西，在軟銀的資助下變成了一個又一個商業奇蹟。

但是，孫正義並不是真正的“天使”，在不斷擴張自己版圖的同時，軟銀也將自己的“魔爪”伸向了創業公司的內部，在很大程度了左右了一家企業的發展路徑和節奏。

填鴨式投資

軟銀的投資非常強勢，在給滴滴的投資中，程維當初是拒絕的，當時滴滴的賬上已經有了100億美元，而孫正義的一句話把程維頂了回去：“好吧，你如果不要，我把錢直接投給你的競爭對手好了。”

於是，數錢數不過來的滴滴又收了50億美元。

同樣的事情發生在Uber身上，孫正義威脅Uber，如果不收錢，將投資它在美國最大的競爭對手Lyft，無奈的Uber便收了90億美元。

這樣的投資，可能會讓某些初創公司無節制擴張，把錢花在銷售和營銷上，從技術革新、使用者體驗的比拼變成了資本的硬碰硬。

這種市場的不良競爭環境還會影響公司發展，很多公司早期的融資額會很大，讓創始人進一步失去對公司的掌握，成為資本的附庸，同時揹負鉅額的負債，增大營收的壓力。

程維曾在一次閉門會議中承認，滴滴的腳步太快，有很多東西需要去補課，規模可以靠燒錢堆出來，但是團隊、技術這些並不是簡單可以買過來的。

願景的注資可能會變成一劑興奮劑，能大大提升企業的成長速率，但它的副作用也不小，可能會起到拔苗助長的效果。

OYO在印度主要做廉價酒店，獲得軟銀投資後就決心出海，先後進入了中國和歐洲，並開拓出精品酒店和高階酒店，甚至在中國推出了“芬然咖啡”品牌，在印度還推出了“新地產”業務，包括長租公寓和共享辦公空間，以及婚宴服務等等。

這種擴張看起來有點不務正業，在OYO商業模式尚未被驗證的情況下，也被指責它新商業模式的必要性。

軟銀的控制慾

軟銀在投資後，一般會以巨大的數目討價還價，比如如果公司估值下跌，軟硬能獲得額外的股份，還有優先結算權，可以在公司被出售後，優先收回資金。這些條款一旦被應用，很多時候回犧牲創始人、員工和其它投資者的利益。

通過大規模的注資，軟銀在公司內部也獲得了巨大的發言權，據《華爾街日報》報道，軟銀目前持股OYO近48%，是佔絕對優勢的大股東，讓不少分析師擔心軟銀已經成為OYO的“幕後操手”。

軟銀還在構建自己的平臺，獨角獸可以在裡面互相交流，成長、合作、合併。孫正義不希望看到獨角獸們惡性競爭，重複造輪子，把自己的錢浪費掉。

但這種合作，有時候是軟銀逼迫的扭曲交易，比如OYO最近獲得了滴滴和Grab（東南亞打車軟體）各一億美元的投資。

這兩家公司目前均在虧損狀態，尤其是滴滴，2018年的虧損就在109億人民幣。投資OYO，很可能不在兩家公司的戰略藍圖裡，但軟銀一出面干涉，這筆交易就必須達成。

軟銀的龐大還體現在公司IPO上，如果公司沒有達到足夠的業績，軟銀有權利阻止其IPO。

2010年，WeWork在紐約成立，9年來，它總計獲得了約80億美金的融資，在今年年初，軟銀以40億美元的票價搭上了末班車，讓WeWork的估值衝到470億美元，成為一隻不折不扣的獨角獸。

從2016年到2018年，WeWork的收入分別為4.3億美元、8.8億美元、18億美元。同時，它的淨虧損分別為4.3億美元、8.8億美元、16億美元，增長和虧損都在成倍的增長。WeWork今年上半年虧損13.7億美元，同比翻倍。

軟銀去年允諾的40億美元，把WeWork的估值推到了470億美元，這樣的高估值，讓其他資本望而卻步，投資人不願意以高價格注資WeWork，那麼在WeWork在資本耗盡後，就只剩下上市這一條路。

軟銀推進Wework上市，而由於經濟形勢和Wework的營收問題，Wework的估值一路走低。《華爾街日報》援引訊息人士的話說，WeWork正打算以200億美元估值上市，估值“大腿斬”。

這是軟銀沒有想到的情況，WeWork上市，就意味著自己投資的縮水。有知情人士表示，董事會和軟銀對CEO堅持IPO的決定非常不滿，後者甚至發起了將 CEO辭退的建議。

知名媒體Bloomberg的Matt Levine對於軟銀的這一做法頗為反感：

公司不是創始人和投資人的合資企業，創始人提供了所有必要的辛苦工作，而投資人只提供他們最不稀奇的資源：錢。投資人應該只能期望獲得不菲的經濟回報，而不應該奪去企業的決策權。

但不管怎麼說，這就是軟銀的行事方式，新的CEO上任後，需要改善WeWork的業務模式，把公司的估值重新拉高，確保軟銀能套現走人。

如果他做不到，孫正義的投資也不一定會打水漂，因為軟銀同樣和WeWork簽署了“優先清償”措施，即使WeWork資產清算，軟銀也能拿到優先資產分配。

截止到2019年9月，軟銀願景基金已經投資了近90個專案，投資總額超過700億美元。第二期願景基金正在籌備中，孫正義和他的軟銀，還在繼續創造神話，左右著無數公司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