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美、歐、日等全球主要發達經濟體陷入了長達10年的“滯脹”期——經濟增長停滯、失業率攀升、物價高位執行。90年代的南韓和臺灣則經歷了“類滯脹”，而80年代末的巴西、墨西哥則經歷了“惡性滯脹”。

我們總結70年代發達國家大滯脹、90年代初韓臺“類滯脹”和80年代末拉美“惡性滯脹”的共性，發現：

其一，滯脹的原因都與“經濟轉型+貨幣寬鬆”有關。轉型期經濟增速下行，但傳統逆週期的總量刺激型寬鬆財政、貨幣政策或難有效託底經濟下滑。而當流動性過剩遭遇外生衝擊（如石油危機），將引發通脹大幅上行。

其二，滯脹期債券市場和股票市場整體表現欠佳。債券收益率因通脹大幅上行和為抑制通脹而採取的緊縮性貨幣政策而大幅走高，債券市場整體表現低迷。經濟轉型意味著企業盈利低迷，疊加高利率令估值下行，股票市場整體低位震盪。

其三，黃金、商品、美元，成為最佳資產組合。兩次石油危機和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直接引發70年代大滯脹，因而石油、黃金是大滯脹時期表現最佳的資產，領漲各類商品。“類滯脹”時期，南韓、臺灣股債表現均不溫不火，匯率積蓄貶值壓力，而商品市場表現略好於股債。拉美惡性滯脹時期，雖然商品市場整體表現平平，但巴西雷亞爾、墨西哥比索均大幅貶值，令美元和以美元標價的大宗商品成為最優選擇。

這意味著，當滯脹來臨，“美元升、商品平”和“美元平、商品升”必居其一，因而持有美元或以美元標價的大宗商品成為最優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