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國際石油價格不斷震盪成為當前重要的國際政治經濟事件。2020年國際油價震盪受到疫情、世界經濟低迷、供需失衡、地緣經濟博弈等多重因素影響。而且在此背景下，石油的地緣政治作用明顯上升。當前，美國、沙烏地阿拉伯、俄羅斯等都將油氣資源作為地緣政治博弈的工具，“歐佩克+”國家、美國、歐盟和中國在能源上的競爭日趨激烈，以期提升各自在規則制定中的影響力。亞洲已成為全球能源格局的重心，且隨著未來全球石油需求中心持續向亞洲轉移，原來由生產國主導的價格交易機制逐漸轉移到國際金融市場和國際大宗商品市場，能源安全、大國油氣戰略和全球金融相互交叉和滲透。同時，低油價可以降低中國等製造業大國的能源成本，為疫情後的經濟復甦提供支援，但低油價也會衝擊石油工業、影響中東的穩定，並帶來其他風險和危機。因此中國應把握國際能源結構變革的機遇，積極參與全球能源治理。
石油是重要的戰略資源，影響著各國經濟的發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大國興衰。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以及沙烏地阿拉伯（以下簡稱“沙特”）和俄羅斯在石油減產上的談判破裂，引發了國際油價震盪，西得克薩斯中質原油（WTI）價格一度降至每桶19美元。2020年4月10日，全球原油日消費量減少至2 100萬桶，與“歐佩克+”協議草案日減產970萬桶的目標存在較大差距。在金融資本移倉等多種因素作用下，2020年5月交貨的WTI原油價格一度跌至每桶-33美元，4月24日WTI收盤價格為每桶16.32美元，布倫特（Brent）原油收盤價格為每桶24.76美元。此時國際油價整體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超低水平，並與疫情疊加持續衝擊石油生產國經濟及全球政治經濟。國際油價震盪有多重原因，既受到疫情背景下沙特、俄羅斯之間的價格戰衝擊，又有金融資本投機賣空的影響，也有全球經濟下行和供需分離趨勢的影響，因此是地緣經濟和政治相互交織、共同作用的結果。基於上述背景，本文提出兩個值得關注的問題：一是油價震盪背後的原因以及未來趨勢。二是油價下跌對國際石油政治博弈的影響。本文從地緣政治經濟角度對1986年以來的五次油價震盪進行比較，在此基礎上從原油市場結構、地緣政治博弈、金融治理等角度剖析2020年油價震盪的原因及其對主要博弈方的影響。本文認為，2020年油價震盪受到新冠肺炎疫情、世界經濟低迷、供需失衡、地緣經濟博弈、政治角逐等多重因素影響，“歐佩克+”國家、其他非歐佩克產油國、美國、歐盟和中國之間的合作並不成功，且各方對石油資源的地緣政治考量上升，美國、沙特、俄羅斯等都將油氣資源作為地緣政治博弈的工具，因此未來國際石油市場發展充滿不確定性。
一、1986—2020年曆次國際油價震盪的地緣政治經濟比較油價震盪對一個國家能源安全影響重大。受軍事、經濟、貿易、全球化等多種因素影響，能源安全和能源政治經濟博弈始終是分析油價震盪的主要邏輯。在當前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抬頭的國際背景下，地緣政治對油價波動的影響日益凸顯。透過對1986年以來的五次油價暴跌進行分析可以發現，產油國所在地區的地緣關係緊張，包括產油國之間的競爭、消費國針對產油國的地緣鬥爭是油價暴跌的主要原因。與之前歷次油價震盪相比，2020年油價震盪並沒有非常突出的單一觸發點，而是政治、經濟和疫情等綜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此外，歷次油價震盪也都造成了巨大的地緣政治經濟影響。
（一）能源安全和能源地緣政治經濟博弈油價震盪與能源安全密切相關，並受到國際政治博弈的長期影響。能源安全一般包括保證能源穩定供應、合理的價格和對環境最小的影響、滿足社會的需求等，其中可利用性（Availability）、可獲得性（Accessibility）、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可負擔性（Affordability）是國際上普遍採用的分析框架。國外對能源安全的研究始於20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引發的南北資源政治博弈。約瑟夫·奈（Joseph S.Nye）的《能源與安全》從南北政治博弈等角度來闡釋20世紀70年代油價震盪和國際格局變化。英國學者瓊·米歇爾（Joan Mitchell）、皮特·貝克（Pete Beck）和麥克爾·格魯伯（Michael Gruber）合著的《新的能源地緣政治學》則提出美國等主要大國透過政治、軍事和外交手段來創造更好的外部能源環境，加強區域內能源合作。丹尼爾·耶金（Daniel Yerkin）則重視全球經濟相互依存帶來的國際政治博弈現象，提出全球石油價格博弈在一個平臺上進行。一些美國學者則重視油價震盪下的大國經濟競爭和全球能源市場，強調石油生產國和消費國都依賴於全球油氣市場的穩定發展。
能源安全和能源政治經濟博弈始終是分析油價震盪的主要邏輯。從價格的視角研究石油可追溯到1931年出版的《可耗竭資源經濟學》中提出的“可耗竭資源定價模型”，其主要研究了在產量擴張和技術進步情境下，金融市場對能源供應的影響。從經濟角度研究石油一直是重點研究內容，但是隨著世界原油期貨交易的蓬勃發展，特別是紐約商品交易所的WTI期貨合約、倫敦國際石油交易所的布倫特原油期貨合約和新加坡交易所的迪拜酸性原油期貨合約的形成，石油金融成為重要的研究物件。此外，政治視角也是解讀石油價格波動的重要方面。西方學者研究國際體系變遷的正規化紛繁複雜，例如，基歐漢（Robert O.Keohane）的霸權合作理論被用來解釋石油霸權的干預。扇形理論（fan-spread）和“第一島鏈”戰略也揭示了美國利用霸權對石油為主的能源運輸路線進行政治干預與控制。總體而言，石油價格的形成是由軍事能力、經濟發展、全球貿易、聯合國改革、對外援助、一體化建設等多方面因素決定的，但在當前保守主義、單邊主義抬頭的國際背景下，國際政治因素對油價的影響凸顯，從地緣政治視角對油價變動進行政治解讀更具現實性。
石油政治經濟博弈的主體是石油進口國和石油出口國。石油進口國的能源安全是指以可承受價格獲得充足的能源供應，石油出口國在能源安全方面則關注能源市場的可持續穩定和需求安全，歐佩克國家屢次在國際危機中表現出資源民族主義，以石油為武器，試圖透過提高油價、增加石油收入實現其政治目的。石油淨進口國和工業化消費國則採取各種策略，確保石油供應安全並影響石油價格。根據英國石油公司（BP)2019年釋出的《BP世界能源展望》的分析，當前原油產出政策的主導權被美國、俄羅斯和沙特這三大產油國所掌握。2017年1月1日開始執行的“歐佩克+”減產協議主要反映了沙特和俄羅斯的意志，歐佩克中小成員國則沒有決定權。歐佩克對原油市場的影響力實際上掌握在以沙特為代表的少數擁有剩餘產能的國家手中。
（二）歷次國際油價震盪和能源地緣政治經濟博弈國際石油價格震盪是由多種因素造成的，其中主要包括政治和經濟兩個方面（見表1）。歷史上的石油價格暴漲主要是由產油國所在地區的地緣關係緊張所致，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1973年的石油危機。1984年的油價震盪，一是由於產油國與石油消費國之間關係緊張而導致石油供給不足，二是因石油消費國之間的競爭而造成需求猛增。從權力視角來看，歷史上的石油價格暴跌，主要由產油國之間的競爭或因消費國針對產油國的地緣鬥爭而引發，特別是各國利用國家權力提升其能源公司在競購資源方面的競爭優勢，石油消費國透過外交手段與石油供應國簽訂能源合同、改善其能源供應狀況，而石油生產國透過外交手段增加進入國際消費市場或石油儲備的機會。1983年到2003年初，油價一直徘徊在每桶30美元以下。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疊加原有的投機泡沫，導致國際油價出現大幅震盪。2010年以來，儘管地緣政治事件頻發，但隨著美國頁岩油氣革命和全球清潔能源革命不斷髮展，國際原油價格在震盪中呈現下行趨勢。2014年的油價震盪沒有非常明顯的地緣政治或經濟觸發點，是各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與1985年因美蘇地緣政治衝突、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等重大地緣政治經濟事件觸發的油價震盪相比，2020年的油價下跌是全球新能源技術、金融、政治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2014年克里米亞事件發生後，美國利用能源價格和金融武器遏制俄羅斯的戰略企圖日趨明顯。受此影響，全球金融市場和石油投機資本出現震盪，並帶動國際石油價格出現波動。自2020年初以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全球經濟增速大幅下降，全球石油需求增長預期悲觀，進而導致國際石油價格大幅下跌。2020年3月6日歐佩克與非歐佩克產油國舉行會議後，俄羅斯和沙特一度開展短暫的石油價格戰，此後隨著特朗普政府持續介入沙、俄兩國石油博弈，加之各產油國財政收入壓力增加，相關產油國在“歐佩克+”框架下達成減產協議。
表1 歷次國際石油價格下跌的原因及影響對比
歷次石油價格下跌存在兩大差異。首先，主要觸發因素不同。1998年和2008年的國際油價下跌的主要觸發因素是兩次金融危機，2014年的國際油價暴跌則是供應增加、需求下滑、美元升值、沙特政府相關政策、中國經濟新常態、氣候變化治理等多種因素共同推動的結果。2020年油價震盪和2014年的油價震盪類似，並無突出的單一觸發因素，而是政治、經濟和疫情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2019年末到2020年第一季度的地緣政治經濟重大事件包括：中美貿易戰、美國與伊朗的衝突、新冠肺炎疫情席捲全球等。這些因素一方面改變了全球石油供需關係，另一方面使油價成為各國博弈的工具。其次，所反映的石油屬性有所區別。1986年油價下跌主要突出了石油作為戰略商品的政治性一面，1997—1998年和2008—2009年的油價下跌則突出了石油作為金融商品屬性的一面，而2020年的油價震盪是各種因素疊加的產物，因此屬性更為複雜，也更充滿不可預測性。
歷次油價震盪都造成了巨大的地緣政治經濟影響。1986年油價暴跌嚴重打擊了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計劃，在很大程度上使蘇聯一蹶不振並最終解體。1997—1998年的油價下跌，強化了美元作為金融武器的作用，使國際炒家更有力地攻擊東南亞金融市場，也導致俄羅斯爆發嚴重的主權債務危機。2008—2009年的油價下跌無疑受到全球經濟形勢惡化的影響，但是也有專家指出俄羅斯與喬治亞的戰爭影響了高加索地區的油氣管道建設計劃、減少了俄羅斯吸引跨國石油投資，並導致美國從能源金融角度遏制俄羅斯。隨著2014年石油價格的持續走低，盧布匯率也持續走低，俄羅斯的國家財政狀況面臨嚴峻局面。美國堅持能源資源開發的開放性，主張能源生產國、過境國、消費國之間相互依存來維護能源供應和消費的穩定性。克里米亞事件後，美國先後透過改變油氣出口稽核法規和釋放戰略石油儲備等手段打壓國際油氣價格。根據高盛集團（Goldman Sachs）的分析，如果國際油價跌至每桶80美元之內，俄羅斯政治將會重複20世紀90年代的動盪局面。因此，透過操縱油氣價格來削弱俄羅斯的影響是美國充分利用現有國際規則展現自身實力的最佳途徑。美國眾議院能源與商業委員會主席弗雷德·阿普頓（Fred Upton）提出，擴大液化天然氣出口為美國對抗俄羅斯的能源影響力提供了機會。馬克·尤戴爾（Mark Udall）、瑪麗·蘭德里約（Mary Landrieu）、馬克·伯吉奇（Mark Begich）等美國參議員提出要應對俄羅斯的天然氣武器，應讓美國天然氣發揮地緣戰略價值，因此，在歷次油價下跌中，雖然各方都有損失，但俄羅斯因其自身脆弱的經濟結構，是主要利益受損方。
此外，石油價格博弈也反映了美國和俄羅斯之間的國際政治博弈。例如，2014年下半年美聯儲推出第三期量化寬鬆（QE3），美元不斷走強，進一步拉低了油價，油價持續走低，連帶俄羅斯盧布匯率也持續走低，俄羅斯財政狀況面臨挑戰。
二、疫情發生以來國際油價震盪的因素分析如上所述，歷次油價震盪反映了國際能源結構演變和能源地緣政治競爭，是多方面因素影響的結果。拉法·烏拉托夫斯基（RafałUlatowski）在其研究中指出，要準確判斷油價下跌的基本面，不可斷然歸結於供需因素，否則無法認清其背後的石油政治現狀。石油價格暴跌背後蘊含著石油地緣政治的變動，簡而言之就是生產格局和消費格局的轉變。在新冠肺炎疫情和全球經濟低迷的雙重影響下，各國能源政治博弈和“鄰避效應”催生了疫情後的全球油價震盪，主要產油國為了維護各自利益在一段時間內進行損人不利己的石油價格戰。從長期來看，石油仍然是重要的一次性消費能源，全球能源治理體系並不會因此次油價震盪而徹底改變。
（一）供求關係影響國際能源體系是能源生產國之間、供給方和需求方、主權國家和石油公司長期博弈形成的結果。從供給側來看，此次油價震盪是由“歐佩克+”成員國談判破裂所致。以沙特和俄羅斯為首的石油生產國未能達成削減產量以減輕疫情影響的協議，從而開始爭奪市場份額，並承諾增加產量。同時，國際石油市場的結構回到所謂的“超期貨溢價”階段。
從供應結構變化來看，在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前，國際石油市場就已供過於求。首先，美國已從石油進口大國轉型為石油出口國。美國石油產量激增至世界第一，這使美國在2019年末成為石油產品淨出口國。預計到2023年，美國的原油日產量還將增長370萬桶，佔非歐佩克國家全部增量的七成。其次，巴西、蓋亞那、加拿大等其他非歐佩克產油國也增加了石油出口。沙特試圖透過“歐佩克+”減產協議來抵消過剩的石油供應，但是由於“歐佩克+”產油國之間的矛盾，2020年3月達成的減產協議並未獲得支援，沙特於是大幅下調了其官方原油價格，並威脅要大幅提高產量，俄羅斯也相應提高了產量，從而引發石油價格戰。儘管各方於2020年4月達成新的減產協議，但已經無法扭轉國際油價震盪的總體形勢。
從需求側來看，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影響全球石油需求。此次國際油價下跌的時間與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及傳播時間高度契合。因疫情全球蔓延，全球經濟增速下降，全球交通運輸減少，導致全球石油供大於求。國際能源署（IEA）稱由於煉油利潤下降、航空燃料需求不足，全球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增加。2020年8月以來，石油價格下降與全球石油需求增長放緩同時發生，全球石油需求復甦的步伐已經停滯。受石油需求側剛性萎縮與供給側非理性博弈的影響，2020年油價總體呈下跌趨勢。自2020年8月底以來，美國基準石油期貨已下跌約13%。標普全球普氏（S&P Global Platts）預測，2020年石油日需求將下降800萬桶以上，且在2022年前都難以回到2019年的消費水平。據國際能源署最新分析，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能源需求的衝擊將是近70年來最大的一次，全球能源需求將會下降6%，比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對全球能源需求的影響大7倍以上。來自世界其他機構的各項預測也都指出，2020年將是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石油需求最差的一年。美國能源情報署（EIA）預測，2020年第二、第三季度全球石油和液體燃料的平均需求量將大幅減少，2020年全年日均需求量將比2019年減少830萬桶。高盛則分析認為，全球石油消費量每日將減少2 600萬桶。從2020年1月開始，石油價格呈下降趨勢，時間點恰好是新冠病毒在中國快速傳播的時間，特別是自2月份以來，由於新冠病毒開始向日本、韓國以及歐美擴散，油價下降幅度明顯擴大。而國內油氣勘探開發承受虧損壓力，也影響中國國內石油企業的投資能力、意願與產量。由於石油市場的不確定性仍在持續，根據貝克休斯2020年9月上旬的報告，與去年同期相比，美國的石油和天然氣鑽機總數下降了632臺。
從儲備和運輸來看，石油儲備的高庫存量進一步導致石油價格維持在低位。在低油價背景下，相關下游煉化行業以及資本投資者等大量囤積原油，造成市場石油高庫存的現狀。持有到期原油合約的金融機構沒有倉儲和運輸條件，導致5月份交貨原油合約被擠兌拋售，從而出現負油價。
（二）全球能源地緣博弈加劇石油安全機制與地緣政治關係複雜，石油對地緣政治穩定與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石油稀缺造成了全球局勢緊張，石油內外要素論加劇了石油價格競爭的複雜形勢。基於地緣政治思維的石油資源治理一直在全球石油政治經濟中扮演重要角色。由於石油資源治理新地緣要素的變化，石油資源治理的地緣政治從生產國與消費國的雙方博弈，逐漸呈現多中心化特徵。同時，冷戰後全球石油市場不斷髮展，市場化的靈活石油資源治理體系也不斷上升，主要體現為石油資源金融化、多利益攸關方的深度參與以及市場路徑與石油治理目標的多元化。
產油國的石油資源衝突一般分為兩個層面。一是在宏觀層面，涉及國際組織、西方國家和石油生產國政府之間的利益衝突，如在財政制度和石油相關合同、談判和不願意獲得特定國際組織的准入方面；二是在微觀或地方層面，涉及石油生產國企業之間的關係，如為擴大市場份額和技術優勢，西方國家石油公司與俄羅斯、沙特等國的石油公司在生產成本方面競爭激烈。
在全球石油治理正規化的推進下，透過集體行動實現石油安全領域的共治是當前國際政治談判、國際規則制定的重要議程，也已經產生了諸多正式與非正式的治理體系結構。全球能源治理主體如國際能源機構和歐佩克，政策對話的平臺如國際能源論壇和國際可再生能源機構幾乎可以涵蓋國際能源問題的所有方面。但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相關治理主體和機構反應遲緩無力。隨著新冠肺炎疫情的加劇，石油需求持續疲軟導致沙特及歐佩克與俄羅斯爭奪市場份額，用其定價權打擊美國頁岩油的高價，如果市場份額的爭奪加劇，美國石油生產商將面臨巨大壓力。
2020年3月，“歐佩克+”談判失敗及沙特增產和降價意圖引發的石油降價危機具有強烈的政治博弈色彩。首先，這反映了沙特和俄羅斯對石油減產底線的競爭，俄羅斯認為自身在金融方面比沙特有優勢，其只有37%的政府預算依賴石油收入，而沙特的這一比例達到65%。因此，相對於沙特，俄羅斯對低油價的承受能力更強。此外，俄羅斯認為低油價將打擊美國頁岩油生產。與此相對，沙特則不斷增產，到4月1日每日產量達到1 200萬桶，出口量將達到每日950萬桶—1 000萬桶。與3月日產970萬桶相比，在市場需求已經飽受新冠肺炎疫情打擊的情況下，沙特增產之舉將使石油市場陷入混亂。其次，對沙特而言，增加石油產量，維持油價低位執行，有助於迫使其他非常規石油生產商減少生產和投資。這反映出沙特希望繼續維持、甚至重新獲得石油價格主導權的戰略目的。沙特希望趁低油價之機蠶食國際能源市場上其他石油出口國尤其是其老對手伊朗的份額。在沙特低油價策略下，荷蘭皇家殼牌集團、英國石油公司等歐洲煉油企業從沙特阿美公司獲得了遠高於傳統正常水平的原油供應。
在“歐佩克+”與俄羅斯的談判從戲劇性失敗到最終達成妥協的過程中，美國推動沙特與俄羅斯共同應對全球低油價挑戰，這顯示了美國在全球油價博弈方面的話語權明顯增強。2020年3月，由於俄羅斯拒絕順應沙特的意願，導致油價震盪。俄羅斯與歐佩克的協議破裂，未能延長減產協議，導致石油價格陷入混亂。因此，俄羅斯將油氣資源作為地緣政治博弈工具的意圖在下降。從經濟角度看，2020年3月俄羅斯拒絕減產的目的是防止其國際石油出口市場份額減少。此外，俄羅斯的戰略還針對美國利用其豐富的能源資源所採取的強制性制裁政策。俄羅斯希望透過削弱美國的頁岩油工業，打擊其在能源領域的主導地位。2020年4月以來，低油價已經影響到生產成本較高的美國頁岩油公司。因此，當特朗普政府進行油價斡旋並呼籲減產以緩解供應過剩時，主要生產國都予以支援，並實現妥協。
（三）石油金融博弈從石油金融博弈來看，油價有一個從地緣政治控制到金融化的過程，從21世紀國際能源價格的變動情況來看，能源價格的波動明顯呈現出從屬於國際資本流動的特徵。能源市場的金融屬性日益明顯，能源投資者和美元體系在石油市場中的影響力也日益明顯。
從石油美元金融體制來看，現階段的能源價格形成機制、國際資本對能源價格的干預、主要能源品種由於以美元計價而形成的美元金融霸權明顯影響了國際價格的走勢。美國發達的金融體系使其能夠採取能源資源金融化的方式，利用自由流動市場，透過期貨交易為能源資源的供給雙方調整價格。當前主要的能源機構如國際能源署、紐約期貨交易所等都掌握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手中。這些機構透過釋出資訊或隱藏關鍵資訊以影響金融市場的主要投資者，從而推動原油價格朝美國所希望的方向發展。美國建立了“石油美元體系”，美元在原油交易媒介中佔據壟斷地位，美國能夠從金融方面對國際油價進行引導。因此，無論是在石油的政治方面還是金融方面，美國都有能力影響石油價格走勢。2020年3月美國金融市場的動盪加劇了國際原油價格的下滑，而6月隨著美國金融市場回暖，全球原油價格也開始回升。
從全球能源投資來看，能源資源的金融化為市場參與者提供了能源價格發現和套期保值、分散風險的金融工具，國際能源期貨市場上的各種投資、投機力量規模日益龐大，參與廣度和深度不斷加大，影響力已經超過能源的生產商和消費者，逐漸形成美國等西方國家大型國際金融機構對能源期貨交易市場和價格的定價權優勢，即石油價格反覆波動的背後有以華爾街為代表的金融資本的反覆金融抄底的投機行為，當前實體原油交易和虛擬原油交易存在巨大量差，原油金融資本虛高和金融資本投機是造成WTI和布倫特原油價格快速、反覆波動的重要原因之一。新冠肺炎疫情下金融市場的波動，更直接地影響國際原油價格。在此背景下，投資機構和投資人也不會將大量資金投入石油行業。因此，在沙特和俄羅斯打石油價格戰後，能源行業發展跌至創紀錄的低點、交易暫停、開支削減，這又導致原油和股票價格呈螺旋式下跌，原油市場震盪也導致國際石油投資者拋售原油資產，並帶來市場恐慌進而衝擊油氣企業的股價，“中石油”“中海油”以及“中石化”在香港證券交易所的股價都出現下跌，沙特阿美公司的股票價格也在塔達烏爾交易所交易期間出現下跌。
三、國際石油價格動盪的影響石油作為商品，其價格直接影響各國在石油貿易中的經濟利益，也間接影響各國在全球能源結構中的地位。當前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各國對石油需求下降，導致油價屢創新低。對產油國而言，過低的油價帶來十分複雜的影響，美國霍普金斯大學的報告認為，全球油價持續下跌正嚴重衝擊產油國的預算，歐佩克成員國逐漸陷入嚴重的政治和安全問題中。美國、俄羅斯和沙特等國際產油大國都將受到嚴重影響，並由此產生一系列連鎖和外溢反應。雖然超低油價無法長期持續，但由此引發的經濟後果、政治博弈和金融投機等將持續。
（一）美國與油價動盪對美國而言，頁岩油氣革命的成功使其實現了從油氣進口大國到能源強國的華麗轉身，“能源正在從債務角色轉換為資產角色，保障了美國的國家實力和世界領導力，”但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導致經濟陷入困境，低油價短期內對美國的經濟傷害極大，會導致上千家石油企業面臨破產，進而引發經濟危機。另外，美國頁岩油的開採比傳統石油開採對油價的敏感度更高，油價波動可能會對美國的石油產量產生重大影響。超低油價也使美國許多石油公司揹負沉重債務，生存壓力持續加大，因此有預測認為，這可能導致美國的頁岩油開採將自2021年開始下降，到2025年年底，其日開採量可能減少110萬桶。
但從長期來看，作為美國能源相關領域重新整合的關鍵，低油價則進一步夯實了美國的製造業基礎，帶動其高度自動化產業發展，並提升美國勞動生產率，降低生產成本。因此，低油價或將有利於美國迴歸實體經濟，助推其經濟增長。另外，低油價將擴大美國與其他資源型國家的競爭力差距。由於對能源產業的高度依賴，低油價將造成沙特、俄羅斯兩國面臨較為嚴峻的財政壓力，甚至因經濟增長動能不足引發國內動盪。與之相比，原油和天然氣出口在美國經濟中的佔比不高，而且美國的頁岩油產業也具有較高的風險應對能力，即使出現大量美國頁岩油氣企業倒閉的情況，但其餘美國頁岩油氣企業在油價企穩後也將有能力迅速復產並增產、擴能，其產業效率的全球領先優勢有望進一步擴大。美國動用地緣政治和石油美元工具影響國際政治的跡象非常明顯，例如，美國勘探和生產委員會（American Exploration and Production Council）敦促特朗普政府迫使中國購買美國石油。也正因如此，一方面，特朗普總統下令美國能源官員不斷採購戰略儲備石油，最高已達9 000萬桶；另一方面，美國加大外交斡旋力度並主動採取聯邦和地方政府聯合財政支援、政企協調溝通、向墨西哥提供補貼、支援中小頁岩油氣企業減產等措施，推動石油生產國迴歸並落實“歐佩克+”達成的維也納聯盟減產協議，維護石油美元地位。
（二）俄羅斯與油價動盪低油價對俄羅斯的影響十分顯著，不僅影響了俄羅斯的對外議價能力和能源戰略，而且導致其國內經濟動盪和盧布貶值。首先，俄羅斯財政壓力上升，與沙特的石油價格戰、美俄沙特三國間石油地緣政治博弈以及未來可預期的長期低油價趨勢都嚴重影響過度依賴石油的俄羅斯經濟。51==根據國際能源署的統計，俄羅斯石油出口收入每桶下降20美元，俄羅斯的GDP就會下降1.75%，如果油價保持低位，俄羅斯每年的損失在1 300億—1 400億美元，約佔其經濟總量的7%；另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俄羅斯202018年的經濟增長率為-6.6%。其次，俄羅斯經濟動盪加劇。2020年3月，在全球貨幣對美元匯率波動幅度排行中，俄羅斯盧布排名第二，根據三個月的期權計算，預計盧布波動率將達到24.9%。此外，在2020年3月10日莫斯科交易所開盤時，以盧布計價的MOEX Russia指數下跌10.4%至2 436點，以美元計價的RTS指數下跌16%至1 056點，為2019年冬季以來的最低水平。
俄羅斯正面臨因新冠肺炎疫情而來的多重壓力。一方面，俄羅斯面臨國內疫情防控壓力；另一方面，俄羅斯未來經濟發展將持續受到來自國際石油價格戰、石油地緣政治博弈以及預期的長期低油價趨勢等因素的不利影響。因此，有研究認為俄羅斯已經面臨著應對疫情措施不力、石油收入大幅下降和迫在眉睫的現實問題，這些都為其重新與外界接觸提供了重要機會。另外，疫情的蔓延和低油價造成的經濟低迷會影響民眾對總統的信任度和滿意度，進而影響此次事關普京總統連任的憲法修正案投票。因此，俄羅斯願意與“歐佩克+”國家展開合作，以支援世界石油市場，該機制“已經成為確保全球能源市場長期穩定的有效工具”。
（三）沙特與油價震盪疫情衝擊下的低油價對沙特的影響也極為深遠。首先，沙特的財政和國內政治穩定受到影響。與俄羅斯一樣，沙特的國家收入受到低油價的影響，財政壓力日益上升。沙特阿美石油公司2020年一季度淨利潤驟降73.4%。石油價格暴跌可能會制約沙特剛剛開始的經濟復甦，並導致更高的財政赤字。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沙特2020年的經濟增長率為-4.7%。
其次，低油價對沙特產生政治影響。長期以來，財政盈餘是沙特社會和政治穩定的保障。而在原油價格下跌之前，沙特政府預計2020年的財政赤字將達到GDP的6.8%。根據阿布扎比商業銀行估算，如果布倫特原油價格保持在35美元，在不調整政府支出的情況下，沙特將在2020年出現近15%的經濟產出赤字，除非使用其他資金來源，否則其淨外匯儲備可能在5年左右用完。另外，油價震盪也影響沙特國內政治穩定，影響了為“2030年願景”籌集資金的計劃，而該計劃旨在實現沙特經濟現代化，減少對石油的依賴，併為外國投資開闢道路。儘管沙特擁有4 426億美元（截至2020年7月）的外匯儲備，但低油價無疑也將對此產生衝擊。長期低油價勢必會引發沙特國內問題和社會動盪，進而可能引發中東地區動盪。但從中東產油國的利益出發，維持油價低位執行則有助於迫使其他非常規石油生產商減少生產和投資，幫助歐佩克國家維持甚至掌控石油生產的主導權，但是這個目的至今尚未實現。
再次，持續低油價將影響沙特在中東地區和產油國中的政治地位，並制約其應對極端恐怖主義。當前的石油價格震盪是2016年沙特、俄羅斯和其他20多個國家成立“歐佩克+”聯盟以來的最大危機，也是歐佩克面臨的最糟糕的情況，這將導致一些依賴石油出口的國家出現經濟混亂，並將出現一波石油生產企業的破產潮。
四、國際油價震盪對中國的影響和應對2020年油價震盪受到地緣政治經濟博弈、低碳技術革命、全球疫情和國際經濟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主要能源生產國和消費國對於如何管理全球石油市場的動盪並未達成共識。儘管美國與俄羅斯、歐佩克在穩定全球石油市場方面保持著前所未有的接觸，但是特朗普政府未把全球最大石油進口國中國納入這一合作中，因此全球石油減產也很難奏效。目前油氣市場仍在低位執行，低油價衝擊對全球經濟、政治、社會和地緣政治具有長期影響，但機遇與挑戰並存。
對石油消費國如中國、印度等而言，石油期貨價格的下降可以降低能源成本，為其疫情後的經濟復甦提供必要的能源支援。但是，油價下跌極有可能對與石油產業相關的企業造成衝擊，並給中東局勢、全球能源格局帶來巨大風險和危機。從長期來看，一些學者認為新冠肺炎疫情會動搖石油等化石能源在世界能源結構中的中心地位，可再生能源、核能、石油、天然氣和煤炭等將會形成多元並存的格局，而推動低碳能源發展和促進化石能源可持續發展也是各國的共同目標。
受國際油價下跌和新冠肺炎疫情的雙重影響，中國三大石油企業的油氣產品銷量、價格和利潤均大幅下降，中石油、中石化淨利潤同比由正轉負，創歷史新低，主要石油生產國債務高企、社會經濟問題頻發，國內社會表現出較強的民族主義傾向。技術民族主義與保護主義交織，二者相互強化，成為大國間石油政治經濟競爭的新焦點。全球油氣價格震盪對能源市場的衝擊已不再簡單地停留在傳統能源博弈的層面，而是轉變為油氣生產國爭奪出口市場的新型能源博弈。
尤其是作為全球石油體系霸權國的美國具有強大的干預全球市場的政策工具，隨著當前地緣政治競爭日益激烈，美國針對中國等的相對獲益意識增強，可能把石油作為地緣政治競爭的工具，透過犧牲一部分經濟收益來打擊地緣政治競爭對手，在此背景下全球石油治理程序有可能偏離其原有軌道，而國際政治驅動下的區域化和多邊合作機制將漸成主流。另外，世界石油產業體系的脆弱性進一步凸顯，“強地緣政治—弱市場”將成為新的形態。中國作為能源進口大國對全球能源市場發展前景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中國石油進口的增長是未來石油價格回升的重要驅動力，也是石油產業持續復甦的重要支柱。因此，中國的石油進口資料將是未來幾個月石油市場的重要訊號，也可用於評估全球經濟復甦的力度。
中國是世界上第二大石油消費國和第一大石油進口國，疫情後中國經濟的復甦必然需要足夠的能源支援，而油價震盪對中國的影響究竟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目前尚難定論，只能說機遇與風險並存。從風險來看，疫情席捲全球，而中國每年都需要進口大量石油，石油對外依賴度接近70%，因此疫情無疑對中國能源需求造成消極影響。從機遇來看，2017—2019年，中國在石油進口額和進口總量上都呈上升態勢（見表2），當前石油期貨價格低廉，這又無疑可以降低中國經濟發展的能源成本。
表2 2017—2019年中國進口石油情況
總體來看，低油價不僅影響各國的經濟和政治，也預示著能源結構大調整的時代已經到來。中國儘管受益於油價下跌，但這一次卻可能需要經過一段時間才能看到效果。另外，新冠肺炎疫情制約國際航運和製造業的復甦，並增加了世界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在這種情況下，市場的過度波動可能會影響中國經濟的復甦，因為中國需要在全球穩定的基礎上來防止供應鏈受到進一步衝擊。
中國雖是資源大國，但不是資源強國，在全球能源資源體系中的地位較為被動。因此，我們有必要客觀分析並認清中國目前參與能源資源治理的現狀與特點，為未來中美不確定性關係下國家的能源資源安全提供保障，堅持底線思維，維護國家安全。作為製造業大國，中國的發展離不開石油資源，而中國對石油資源的進口依存度較高，安全供應壓力巨大。另外，中國能源金融化尚未完成，缺乏國際性的定價中心，這導致國內巨大的需求無法轉化為國際議價能力。與此同時，中國對國際市場石油價格劇烈波動的調節能力有限，在國際市場中處於被動。
但是，低油價為國家能源佈局、提高話語權提供了絕好的機遇。
首先，加大石油進口和儲備力度，利用低油價提升中國在能源治理和全球石油定價中的地位和話語權，積極參與全球能源治理體系的改革。面對國際能源行業需求嚴重不足，消費國話語權日益增強的戰略機遇期，有選擇地幫助部分產油國維護石油出口安全，並參與保持國際油價在合理的區間波動。中國可與印度等亞洲發展中國家和主要石油消費國一起，積極參與同石油資源相關的國際條約、協議、規定的制定，進一步提升中國在世界石油市場的話語權，嘗試建立新的秩序和規範，變被動因應為主動引領。中國和印度等可以積極參與“歐佩克+”的油價協調，將新興市場國家的需求反映到當前的“歐佩克+”談判中。
其次，中國應透過資本參與、技術合作、技術人員交流等方式深化與石油生產國的雙邊能源合作，並選取那些政治關係穩定的石油生產國，在當地建設石油儲存設施，就地儲存石油，透過釋放國外的石油儲備資源抑制國內的高油價，從而深化中國在全球資源體系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同時，考慮到中國在全球能源治理體系中的影響力和規則制定能力有限，中國仍需要積極融入並爭取引導全球能源治理，加強能源安全領域的公共外交，提高“一帶一路”能源俱樂部和金磚國家能源俱樂部的合作深度和範圍，推動能源及相關產業在資本、技術、貿易等領域的融合。另外，積極參與國際能源署、石油輸出國組織、天然氣生產國論壇等協調平臺，加強二十國集團在能源治理中的領導力。
再次，中國和國際社會共同推動全球能源可持續發展，加強全球能源資源的可持續管理和利用，推動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理念的實踐，深化“一帶一路”能源合作，加強綠色低碳“一帶一路”建設，抓住機遇推動綠色能源的國際合作。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已經開始將疫情防控、災後重建、清潔能源和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緊密結合，希望透過綠色、低碳、包容的經濟增長，推動實現經濟復甦、社會重建和環境保護等多重目標。中國可以參與和引導全球能源—公共衛生—健康—水—糧食的協同治理，推動中國與周邊國家、中歐等綠色合作，深化“一帶一路”等重點地區在經濟綠色復甦基礎上的戰略資源合作。
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提出加快形成以國內大迴圈為主體、國內國際雙迴圈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將是今後相當長一段時期中國的發展基調。2020年9月11日，習近平主席在科學家座談會上強調要加速解決制約中國科技創新發展的一些關鍵問題。在能源資源方面，油氣勘探開發、新能源技術發展不足，同時中國面臨激烈的國際競爭，因此必須走出一條適合國情的創新路子。另外，全球石油治理仍然應該關注國際法和國際組織的保障和促進作用，中國正面臨全球石油政治經濟體系轉型過程中的新機遇和新挑戰，應當堅持應對地緣競爭的底線思維，擴充套件參與全球市場的路徑，堅持在多邊石油市場和國際法的框架內推動石油資源合作向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發展。
本文轉自：國際展望. 2020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