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美國在抗疫方面的表現讓所有人都大跌眼鏡。美國老百姓追求極端個人自由，政府躺倒放任疫情擴散，在死亡人數超越美國曆史上任何一場戰爭的同時，美國那些網際網路龍頭企業卻在股市上高歌猛進，大企業和利益相關人將紓困方案資金揣入腰包。很多人開始意識到：這個燈塔國正開始走向衰落。
關於這個問題，就業和增長理論之父，200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埃德蒙·費爾普斯早在7年前，就在他的一本書《大繁榮：大眾創新如何帶來國家繁榮》裡已經有了明確的答案：是的。而且這個衰落早在半個世紀前就開始了衰落。
說實話這個觀點實在是讓大眾迷惑不解。蘇聯解體後，美國一下子登上人類歷史的頂點，成為唯我獨尊的存在。怎麼在那之前就開始衰落了呢？更何況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以網際網路技術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也是興起於美國席捲全球。如日中天的美國，衰落又從何說起？
費爾普斯作為經濟增長領域全球最權威的經濟學家自然也不是信口開河，他的說法自有一套嚴密的理論體系。我們就管中窺豹，儘可能用簡單的邏輯說明一下他的理論吧：
從19世紀20年代起，現代資本主義率先從英美髮展壯大，帶來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經濟活力和創新浪潮，並進一步擴散到法德，但是這種經濟活力持續到上世紀中葉，創新的經濟引擎首先在西歐逐漸熄火，到了70年代，美國也走向了衰落（特別是與19-20世紀大多數的時期相比）。
費爾普斯認為，衰退的根源就是全要素生產率持續而普遍的增長減速（勞動生產率同樣在惡化）。這個全要素生產率簡單說就是單位勞動和資本等有形要素之外技術進步和能力實現帶來的產出。這個指標是判斷經濟體的增長質量和增長潛力的重要標準。
上圖可見，在上世紀70年代以來，除了網際網路革命興起的短暫十年裡生產率重啟增長，其他的大部分時間均不到此前的一半。如按照半個世紀的維度看，1972年之前全要素生產率為2.26%，之後約為1.17%。
與此同時，美國的生產率增速下降同時帶來了經濟包容性的下降：失業率上升、工資水平下降和工作滿意度下降的問題。比如1900-1929年和平年份的平均失業率為4.95%，而1973年之後的30年則提高到了6.3%。在20世紀40年代，低收入者相對於中位數收入者的狀況明顯改善，普通藍領都買得起汽車、房子。而這個美好時代於20世紀最後25年宣告終結，其相對工資到90年代中期約比1975年的水平下降了20%。下圖是根據蓋洛普諮詢在過去幾十年裡問卷裡同樣一個問題“對你從事的工作或崗位是否滿意”回答滿意的比例，總體呈現系統性的下跌（這就是歷史底蘊，一個問題問幾十年）。
另一個諾獎得主斯蒂格利茨的《美國真相》中，這些現象講述的更加觸目驚心。（詳見我此前的文章《美國真相》裡的N個真相）
生產率減速還產生了兩個現象。一個是製造業向服務業和金融業的結構性轉變。這導致了“無就業復甦”的問題，即服務業就業人口新增長無法彌補製造業就業人口的減少，更何況這種變動是結構性的。另一個問題則是經濟和就業波動越來越大。在30多年裡，就發生了5次衰退（1975、1982、1992、2002-2003、2008-2009年）。
問題是，無論是哪屆政府，無論是採取凱恩斯的刺激消費政策還是供給學派的刺激勞動供給政策，在費爾普斯看來，從長期看都沒有扭轉這種減速。
作者將這種巨大的落差，歸結於自主創新，特別是是草根創新（Grassroot innovation）的萎縮。因為草根創新，而非科技成果是19世紀30年代~20世紀60年代美國創新的主要源泉。
原來一切和想象的不一樣
對於美國的黃金時代，費爾普斯認為很多廣為流行的敘事是有根本缺陷的。比如，二戰到七十年代，很多人認為那是經濟增長的黃金時代，並且歸功於政府採取了一些福利保障的社團主義做法。但他認為，這段時間的增長率遠不及兩戰的間歇期，相反為之後的衰落埋下了種子。又如，保守主義認為如果回到教科書中的標準資本主義即低稅低監管的時代，美國就能恢復經濟增長，這一理論在近幾十年可謂大行其道。減稅成了歷屆共和黨政府拉動經濟增長的利器。但費爾普斯又用就業增長的黃金律解釋了低稅高競爭或許是必要條件，但絕不是高度經濟活力的充分條件。事實上，除了低稅透過財富效應減弱了人們工作的激情，企業也透過減稅減弱了創新的動力。而從另外一個角度看，社會福利（直接的轉移支付）的巨幅增長，直接擠佔了其他政府專案，例如修繕破敗的基礎設施。財政在不斷削弱的稅基和不斷增長的福利支出的擠壓中趨於崩潰，只能透過發行貨幣大量借款苟延殘喘。
費爾普斯呼籲的是：應該從社會價值觀和制度兩方面清除制約經濟活力的障礙。
衰落之源
如前所述，衰落源於創新的減退，那麼又是什麼抑制了創新的活力呢？
菲爾普斯在分析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之源時，指出
“現代經濟把那些接近實際經濟執行，容易接觸新的商業創意的人，變成了主導從開發到應用的創新過程的研究者和實踐者，而科學家和工程師往往被他們召集過來，提供技術知識。事實上，現代經濟把各種型別的人都變成“創意者”、金融家成為思考者，生產商成為市場推廣者。終端客戶也成為弄潮兒。現代經濟，在過去兩個世紀的推動力就是這一經濟體系由經濟文化和經濟制度構成的體系。正是這一體系而非流行理論中強調的傑出人物，才是現代經濟的活力之源。”
在他看來，現代經濟釋放了創造力和遠見，併成功地為其配備了企業家的專業能力、投資人的判斷和終端客戶的勇氣。而當今美國恰恰在這些方面都出現了退化：
比如，職業經理人而不是真正的企業家控制大企業，更多注重財務指標，資源競爭導致創新團隊很難獲得話語權或者資源。投資人更加純粹依賴共同基金帶來的穩定收益，不再利用自己的眼光和專業知識進行判斷。共同基金、投資銀行更加依靠大數定律“科學”投資，而非進行產業分析帶來的洞察力，或者激勵創新創業。
在我看來，兩句話足以概括：第一，產業經濟“官僚化”。第二，金融經濟脫實向虛。而更深層的背景，則可能是隨著製造業的空心化，無論是美國的網際網路經濟還是金融經濟已經失去了滋養創新創意的豐厚土壤，只能“玩虛的”。正如陶氏化學CEO利偉誠在他的《美國製造》裡所言，“製造業的所到之處，創新不可避免的跟隨”。如果任由製造業離開，創新遲早也會離開。
更為致命的是美國人引以為傲的“經濟文化”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金錢文化已經深入到美國社會的每個角落，更多地人追求財富，而非追求創新。投資人和經理人追求掙快錢，而實業部門的擴張和投資被擠壓。最典型的一點就是：最優秀的年輕人選擇投身金融業而非產業部門。富人追求不斷減稅帶來的財富增加、社會濫訟現象突出。與這種金錢文化同位出現的是，自我中心或自以為是的文化也發展起來。使得企業更難招到具有主動精神、樂於助人、擁有專注力和判斷力的員工。同樣，在疫情中，我們看到了，無論是美國政客還是老百姓，也是不知哪兒來的蜜汁自信，反智主義盛行，不反思自身之過，卻責備於他國。“天朝上國”的迷幻與我大清朝那會真是如出一轍。
政府與銀行、企業的勾連也產生了嚴重的影響。“國會-銀行”複合體的影響遠遠超過了以往的任何集團，銀行綁架了政府，在歷次金融危機中“大而不能倒”。私營企業也與政府勾結。透過各種各樣的立法，使得政府將公共支出向利益相關人進行合法的輸送，或者保護其不合理的收入。這種公開的腐敗，在斯蒂格利茨同樣在其《美國真相》一書中也有深刻的揭露。今年疫情大流行，美國政界在主導疫情物資調配中，進行各種利益輸送，一幫不相干的企業大發“國難財”，卻無一人得到懲治。如此種種，可知費爾普斯、斯蒂格利茨這些著名經濟學家所言不虛。
綜上所述，美國的經濟模式自從上世紀70年代，經歷了第二次轉型，這種在制度、價值觀和經濟政策方面的不利轉變，使美國的經濟活力嚴重退化，並導致了創新乏力。作者稱之為“新社團主義”。美國之病，不在腠理、不在肌膚、不在腸胃，已深入骨髓矣。
當然費爾普斯的觀點也是一家之言，對其理論基礎：西方興起源於新的經濟制度和現代主義文化所激發的創新活力也是諸多解釋的一種。有些問題他也沒有作出解釋，比如： 美國既然70年代就進入了衰落，可是90年代興起的網際網路革命，不正是充滿生機和活力的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企業所創造的嗎？如果這都不算活力那什麼又能算呢？至少他沒有給出令人信服的資料或者答案。
但不管怎麼樣，一個國家的興衰軌跡，就像一條拋物線，有拐點也有頂點。或許從90年代到如今，這個“文明的燈塔”迎來了它的拐點，儘管仍然在上升，但是臨界點已過，在走向極點的今日，終究將被拋下歷史的天空。
在這裡借用一句英國曆史學家吉本的話
“羅馬帝國的衰亡是國家過於龐大而自然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結果。繁榮催生腐朽的基礎，征服的範圍越大，導致毀滅的因素就越多。一旦時機或意外事件除去表面的支撐，這個龐大的結構就會被自身的重量壓垮。”
歷史真是會不斷重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