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落實到“調結構”，中國金融業或在金融資本化、資本基金化、基金平臺化、平臺股權化中逐步實現從銀行到基金的“和平演變”。

最近，國內經濟“冰火兩重天”。

一邊是豬肉飆漲帶動10月CPI同比漲幅猛躥到3.8%，眼看CPI破4僅有一步之遙；

另一邊，繼三季度GDP同比增長6%，創下自1992年有記錄以來的季度GDP最低值，10月PPI同比跌幅達到1.6%，連續四個月負增長，且跌幅進一步擴大，釋放了工業通縮的訊號。

如此通脹與通縮壓力並存，無疑將政策置於兩難境地。國內經濟狀況已讓有關部門左右為難，全球央行開啟降息更是步步緊逼，讓中國去槓桿之路生出波折。

而就在有關專家學者還在猜測央行是否會降息之時，11月5日，央行開展中期借貸便利（MLF）操作4000億元，中標利率下降5BP，當前LPR報價採取“MLF利率+加點”的形式，此舉也被認為“太意外”、“突然降息”。不過，5個基點的幅度有限，足見政策之謹慎、微妙。

在央行“慎之又慎”的降息背後，中國的金融政策正從貨幣投放等面上調總量轉向金融改革等根子上的調結構。

“相機抉擇”

走到今天這一步著實不容易，因為這些年金融政策基本被問題拖著走，事先無制度預設，出了問題才下狠手，可在形勢倒逼下又不得不出手維護，以致金融政策不斷“翻燒餅”。

僅是網際網路金融就歷經2015年的鼓勵發展、2016-2017年的治理整頓，再到2018年至今的全面整頓、清退轉型，可謂一波三折。

不止於此，整個金融圈都差點“走火入魔”，在西方經典市場經濟理論的驅動下，2012年啟動了一場史無前例的金融自由化繁榮。

剛開始是影子銀行，隨後是網際網路金融，繼而是保險、資管、信託等銀行表外業務的“乾坤大挪移”，以致金融泡沫化，不單金融資產規模年均增長15%以上，其增加值佔GDP的比重也逐年上升，將實體經濟遠遠甩在身後。

尤其是2014-2015年轟轟烈烈的“金融闖關”未成，2016年下半年在金融風險暴露下轉向“金融緊縮”，2017年不惜以“金融去槓桿+金融反腐”方式強行去泡沫、規範市場，以致市場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於是，經歷2016年下半年到2018年上半年的去槓桿，無奈於內外需雙降影響，央行為提振經濟只能“背道而馳”，結構性降準2018年上半年兩次釋放8000億元左右基礎貨幣，下半年兩次釋放1.6萬億元，到2019年1月全面降準釋放1.5萬億元，同時暫緩金融去槓桿，寬貨幣寬信用政策持續推出。

到2019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長6.4%，略超市場預期。不單3月製造業PMI重回擴張區，前3月社融存量增速更是站穩10%以上，新增信貸累計增加5.8萬億元，同比大幅多增9465億元，且較近五年均值多增1.2萬億元，金融先行指標表現強勁，經濟回暖跡象顯現。

於是，在“總體平穩、好於預期，開局良好”的判斷下，政策層面不再提“六穩”，重提“結構性去槓桿”。央行一季度例會也重提“把好貨幣供給總閘門，不搞大水漫灌”，推進利率等關鍵領域改革等。

這似乎表明短期穩增長政策將逐步讓位於長期的改革開放，業內紛紛猜測貨幣政策將從寬鬆期步入觀察期，或將退居其次，配合其他政策。謠言滿天飛，不得不讓央行26天內2次打擊降準謠言，哪知剛闢完謠就直接給市場上了一碗2647億元的“特麻辣粉”（定向中期借貸便利）。

金融政策如此遵從“相機抉擇”，難免讓人感覺缺乏定力。

金融本質是穩定之錨

說到底，金融政策的混亂源於缺乏對金融本質的深刻認知。

國內不少精英骨子裡信奉華爾街共識，落實到行動上不是對西方經典模式照葫蘆畫瓢，就是唯自由市場馬首是瞻，這才有了811匯改等激進闖關，而上萬億美元外匯儲備消失的代價也是有目共睹的。

僅從相關部門“屁股決定腦袋”看，央行需要“穩貨幣”，發改委則要“穩增長”，不同訴求交織到中國經濟的兩難困境，自然“雙手互搏”了。

正如人民幣為了外貿出口需要貶值，但為了國際化又必須升值堅挺，時不時還得受制於美元的升貶，市場混亂加劇多重目標難以兼得，亦讓政策被目標綁架而迷了眼。

因此，高層出於政治上左平右衡的本能開啟金融糾偏，2017年7月召開的第五次金融工作會議不僅否定了“金融自由化思潮”對中國金融業的主導，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的橫空出世，更將穩定置於發展之前，確立了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堪比“遵義會議”起到了撥亂反正、正本清源的作用。

這在頂層設計上似乎鎖定了方向，但現實恰恰因市場和計劃的兩個原教旨主義受困於提振經濟的目標，讓中國金融業陷入“一放就亂，一管就死”的治亂魔咒。

畢竟，方法一旦錯了，看起來越是努力地解決問題，結果卻變成了製造更大的問題——政策非但沒撫平波動，反而在人為製造泡沫、又在主動刺破泡沫中加劇波動。

正因悟不透金融本質，才沒有了穩定之錨，讓金融從手段變成目的，陷入金融原罪的黑洞，更讓金融政策被混亂形勢而非內在規律推著走，只能隨波逐流。

三大方向性大調整

好在中國至少在主基調上明確了“金融為實體服務”，並將重點放在了金融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上，這意味著中國金融將開啟三大方向性大調整：

一是金融迴歸經濟。因為這些年如此大的貨幣投放量，並未完全疏解到實體經濟，反而滯留於金融的自說自唱中。

2017年中國銀行業資產規模是美國銀行業的2.3倍，利潤是其2.2倍，2018年甚至超過了GDP第1、3、4名（美國、日本、德國）之和。

上市公司全部利潤中，銀行更佔比超一半，淨利潤TOP20中銀行多達11家，工商銀行穩坐全球最賺錢銀行寶座，緊隨其後的建行、農行淨利潤都超過2000億元。

貨幣在金融內部空轉，以致金融業虹吸各行各業，倘若無法抑制金融原罪，那麼美國的今天（產業空心化）就是中國的明天！為避免重蹈覆轍，金融自然需“脫虛向實”。

二是快錢迴歸慢錢。改革開放後，作為世界引人矚目的一塊窪地，加之國內製度紅利加持，在各種機會的驅使下，曾經快錢遍地橫生。

在全球賺錢能力最強的20家公司中，中國工商銀行位列第三，日均利潤1.2329億美元，秒均利潤1425美元。

但現在伴隨制度紅利的消退，各行各業不好做，就連最會玩的金融都被套上了緊箍咒，快錢自然只能變慢。

因為不管是行業來到無人區，還是科創的星星之火，創新驅動都需“慢工出細活”，與其受困於金融空轉，不如砸到科創上，尚能在貨幣沉沒中砸出一個未來產業。這無疑是對當下金融的急功近利進行降溫和糾偏。

三是資本回歸槓桿本質。眾所周知，逐利是資本的天性，一旦利潤超過100%，資本甚至不惜鋌而走險，市場經濟就是在資本逐利中優化資源配置的。

可在中國，從共享單車到網際網路醫療，培育新興市場變成了燒錢遊戲。殊不知，燒錢只是手段，而非目的，一旦將手段異化成目的自然徒留一地雞毛。

說到底，資本如水，無孔不入，以逐利撬動資源配置，本質恰恰是槓桿。因此，國內只有把資本作為槓桿，才能真正兌現金融為實體服務，更好地優化資源配置。

以上三大回歸，直接點明了未來金融供給側改革的實質性方向。

從銀行到基金

落實到中國金融“調結構”，就不止於金融從虛擬走向實體，即抑制金融原罪為實體經濟服務；還在於從間接金融到直接金融，從債務主導的銀行體系轉向股權為主的資本市場；更在於從銀行到基金的“和平演變”。

畢竟，以銀行業為主的間接融資始終在中國社會融資中占主導地位。儘管從2002年至2016年，直接融資比重逐年上升，尤其是2013到2015年間比重增加近一倍，2016年間接融資觸及歷史最低，但比重仍高達75%左右。

而2017、2018年此趨勢發生逆轉，尤其是證券市場低迷，直接融資更是“江河日下”。僅從社會融資規模存量看，截止2018年10月股權融資佔比只有3.52%，債權融資佔比高達96.48%，債權融資和股權融資比約是27:1，這恰恰反映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空間巨大，卻也意味著短期難以企及的侷限性。

因此，金融脫媒是方向，提高直接融資比例未來仍要靠資本化、基金化突圍。

尤其近三年國家以10%的財政資金撬動90%的社會資本，截至2019年6月底，國內共成立1311支政府引導基金，政府引導基金自身總規模達19694億元。

從地方到部委，紛紛設立大量的引導基金（2012-2018年期間，引導基金數量複合年均增長率為39.09%，自身總規模複合年均增長率為68.74%），並以基金為平臺吸引大量股東，形成基金委員會主導專案投資、產業發展、園區開發。

這在某種意義上恰恰不知不覺走上了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的另類正途。而一旦面大量廣展開，金融資本化、資本基金化、基金平臺化、平臺股權化或讓未來老百姓的“小錢”歸銀行，企業、政府等“大錢”將歸於各式各樣的基金中。

於是，從新舊動能轉換基金到各類產業引導基金，如火如荼的基金浪潮讓曾經靠稅收、土地等優惠政策的招商模式進化到產融結合的資本招商。

畢竟，基金平臺化、平臺股權化本身就意味著這些基金有人有錢，還能帶企業、帶專案，從地方到園區自然從政策招商抓向基金招商，打造“基金+專案+園區”的一體化生態鏈了，而這也勢必將讓那些實質性打通金融與產業的特色金融園區、基金小鎮等乘勢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