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增長最快的大國”這一印度的招牌正在動搖。印度4～6月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僅比上年同期增長5.0％。繼1～3月的5.8％之後跌破6％大關。這一水平低於視為競爭對手的中國。印度依賴消費的增長踩下剎車，指出經濟結構轉型遲緩的聲音在政府內部已開始出現。

“消費者連買一袋5盧比的餅乾都變得慎重。經濟或許存在嚴重的問題”，大型食品企業Britannia Industries的總經理Varun Berry於8月在出現利潤下降的4～6月財報說明會上，對印度消費的異變敲響了警鐘。

印度經濟最近10年來以消費為發動機，實現了平均超過7％的高增長。但是，今年4～6月的民間消費增長僅為3.1％。相比處於最近頂峰的2018年7～9月增長9.8％，進入下降態勢，內需減速明顯。

此外，印度的就業環境也日趨嚴峻，關鍵的家庭收支並未獲得充裕的資金。大型評級機構CRISIL的調查顯示，佔勞動人口近一半的農民的平均家庭收入增長在截至2018年的5年裡平均為3.6％，而2018年為零。750家上市企業的員工人均人工費的增長也從截至2018年上半年的同比2位數增長，放緩為今年1～3月的5％多一點。

CRISIL的首席經濟學家Dharmakirti Joshi指出，“消費者最近數年來在收入沒有增長的背景下，通過動用儲蓄和貸款增加了消費。但是，由於收入低迷，未來風險正在提高，將不得不重視貸款償還和儲蓄，減少消費”。

信用緊縮也很嚴重。進入9月後，涉足基礎設施貸款的大型非銀行金融機構陷入破產。銀行和投資者對包括住房貸款和汽車貸款等面向消費者在內的非銀行金融機構整體的資金供給迅速收縮。

由於惜貸和家庭收支的惡化，汽車銷售受到歷史性減少的困擾。此外，汽車行業的低迷還波及鋼鐵和石化產品等上游產業。包括專賣店等相關產業在內，導致了據稱達到100萬的失業者，正在拉低整體經濟。

將依賴消費的增長迅速轉變為企業主導型並不容易。印度在上世紀90年代和2000年代曾將投資（固定資本形成）對GDP的比率從20～24％提高至40％左右，實現了平均6％左右的增長。但是，近年來的投資比率再次降至30％左右。另一方面，通過加槓桿帶來的消費擴大維持了高增長，但可能已經達到極限。

印度內閣首席經濟顧問Sanjeev Sanya以戰後的西歐、日本和中國為例表示，“實現10％左右的高增長的唯一增長模式是投資主導型，印度也有必要將投資的比例提高至GDP的4成以上”。

印度要全面擴大民間投資，需要推進修改不合理的監管和行政審批手續、順利履行合同、培育出口企業和建設物流基礎設施等根本性改革。

不過，被視為印度長期課題的土地和勞動力的制度改革持續擱置。國有銀行的民營化也仍未啟動。如果民營企業的活動沒有擴大，將無法改變勞動人口的45％從事生產效率低下和增長緩慢的農業部門這一狀況，經濟整體的生產效率無法提高。

8月下旬，印度政府的經濟諮詢委員會成員、經濟學者Shamika Ravi表示“（現在的印度）出現結構性經濟減速。全部中央機構應避免權宜之計，而是推進根本性改革，這是緊急課題”，對改革的進展遲緩敲響了警鐘。

人口超過13億的印度被廣泛認為將是繼中國之後成為世界最大增長引擎，但這一預期正在明顯變得怪異。

5月啟動的第2屆莫迪政權提出了到2024年度將GDP增至5萬億美元的承諾，但關鍵期早早地到來。焦慮的印度政府自8月下旬起幾乎每週都推出經濟對策，但核心內容是法人減稅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的資本增強等，算不上根本性改革。全世界的企業和投資者都在關注印度改革的執行力和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