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全球價值鏈的興起推動了 1990 年後國際貿易 快速增長。這一增長促就了前所未有的經濟差 距的縮小:窮國經濟出現更快速增長，並開始追趕富國。貧困大幅下降。 這些收益來源於生產過程分散在各國以及企業間聯絡的加強。隨著企業在任何可能的地方尋求效率，零部件 開始在全球各地穿梭。孟加拉國、中國、越南等參與全球 價值鏈的國家的生產率和收入都有所提高。而且正是在 這些國家，貧困人口也大幅減少。

但時至今日，不能再想當然地認為貿易仍將是促進繁 榮的力量。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貿易增長乏力， 全球價值鏈擴張放緩。過去十年沒有發生像 20 世紀 90 年代那樣的變革性事件——中國和東歐融入全球 經濟，烏拉圭回合(Uruguay Round)、北美自由貿易 協定(NAFTA)等重大貿易協定達成。

與此同時，勞動密集型、貿易拉動式增長的成功模 式面臨兩個潛在的嚴重威脅。首先，自動化和 3D 列印 等節約勞動力的技術的到來可以縮短生產和消費者之間的距離，減少對國內外勞動力的需求。其次，大國之間 的貿易衝突可能導致全球價值鏈的收縮或分裂。

對於正在尋求參與全球價值鏈、獲取新技術、並實 現增長的發展中國家來說，這意味著什麼?是否仍然可 以通過全球價值鏈促進發展?這是本報告探討的中心 問題。本報告研究了全球價值鏈對經濟增長、就業和削 減貧困的貢獻程度，以及其對不平等和環境惡化的影響。 本報告闡述了國家政策如何能夠重振貿易增長，並確保 全球價值鏈成為發展的推動力量，而非背離力量。最後， 本報告指出了國際貿易體系中引起國家間分歧的不足 之處，並提供了通過更大規模的國際合作來消除這些分歧 的路線圖。

本報告的結論是，只要發展中國家深化改革，工業 國奉行開放、可預測的政策，全球價值鏈就能繼續促進 增長、創造更好的就業崗位和削減貧困。技術變革對貿 易和全球價值鏈可能是利大於弊。如果所有國家都加強 社會和環境保護，參與全球價值鏈的收益就可以被廣泛 共享、並且得以持續。

除非恢復政策的可預測性，否則全球價值鏈 可能停止增長

全球價值鏈已經存在了幾個世紀。但全球價值鏈在 1990 年到 2007 年期間增長最為迅速，原因是交通、 資訊和通訊領域技術進步，以及貿易壁壘降低吸引製造 企業將生產流程延伸至國境之外(圖 O.1)。全球價值 鏈的增長主要集中在機械、電子和交通行業，以及在這 些行業擁有專長的地區:東亞、北美和西歐。這些地區 的大多數國家參與複雜的全球價值鏈，提供先進的產品 和服務，並開展創新活動(地圖 O.1)。相比之下，非洲、 拉美和中亞的許多國家仍在生產供其他國家進一步加工 的初級產品。

然而，近年來貿易和全球價值鏈增長放緩(圖 O.1)。原因之一是經濟增長總體放緩，特別是投資方面。另一個原因是貿易改革步伐放緩，甚至出現倒退。而且，最具活力的地區和行業的生產分散化已經成熟。中國的國內生產正在增加。 蓬勃發展的頁岩油行業使美國在 2010 年至 2015 年間的石油進口減少了四分之一，並略微降低了其將製造業生產外包的動機。

近期的保護主義的抬頭也對全球價值鏈的演變產生 了影響。保護主義可能會促使現有的全球價值鏈迴流到 本國或轉移到新地點。除非恢復政策的可預測性，否則 全球價值鏈的擴張可能會停滯不前。當未來的市場準入 具有不確定性時，企業就會有動機推遲投資計劃，直到 不確定性消除。

全球價值鏈可以提高收入，創造更好的就業崗位和削減貧困

高度專業化 可以提升效率，而持久的企業間關係 有助於 沿價值鏈的技術擴散、以及資本和生產要素的獲取。例如， 在衣索比亞，參與全球價值鏈的公司的生產率是參與 標準貿易的相似公司的兩倍多。其他發展中國家的企業 也通過參與全球價值鏈實現了生產率的顯著增長。據估 計，全球價值鏈參與率每增加 1%，人均收入增長將超過 1%，遠高於標準貿易帶來的 0.2% 收入增長。通常情況下， 當一個國家的出口從初級產品轉向用進口的生產要素產 出的基本工業品(例如用進口的紡織品產出的服裝)時 (圖 O.2)，增長幅度最大，孟加拉國、高棉和越南 的情況就是如此。

然而，如果不向逐步複雜的其他參與形式轉化，這些 高增長率最終將無法持續。但是，從初級製造業到更先 進的製造業和服務業、並最後邁進到創新活動(本報告 中使用的全球價值鏈分類將在本報告正文部分的專欄 1.3 中作進一步解釋)的過渡對技能、互連互通和監管機構 的要求也越來越高。

全球價值鏈也提供了更好的工作崗位，但它與就業的關係更為複雜。全球價值鏈中的企業往往比其他企業(尤其是非貿易企業)的生產率和資本密集度更高，因此其生產流程的勞動密集度較低。然而，生產率的提高導致企業產出增加，從而增加企業就業。 其結果是，全球價值鏈與發展中國家的結構性轉型相關，將勞動力從生產率較低的活動中解放出來，投入到生產率更高的製造業和服務業活動之中。全球價值鏈中的公司不同尋常的另一面是:在許多國家，它們往往比非全球價值鏈公司僱傭更多女性。 因此，它們對提高女性就業這一更 廣泛的發展利益作出了貢獻。

全球價值鏈促進收入和就業增長，因此參與全球價值鏈有助於削減貧困。 總體來說，貿易主要通過增長來削 減貧困。由於全球價值鏈帶來的經濟增長收益往往要大於 最終產品貿易帶來的經濟增長收益，全球價值鏈削減貧困 的效果也大於標準貿易。例如，在墨西哥和越南，全球價 值鏈參與程度越高的地區，其削減貧困的幅度也越大。

全球價值鏈的收益沒有被平等分享，且全球 價值鏈可能會破壞環境

參與全球價值鏈的收益並沒有在國家之間和國家內部平 均分配。將零部件和任務外包給發展中國家的大型企業 的加價幅度和利潤都在上升，意味著參與全球價值鏈降 低的成本並沒有傳遞給消費者，而且這一比例越來越大。6 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生產商的加價幅度正在下降。

這種對比在如美國和印度的服裝公司的加價幅度上 就很明顯。在國家內部，與較低收入國家進行貿易和技 術變革促使增加值從勞動力重新分配給資本。勞動力市場上的不平等也可能逐漸加劇，熟練工人的報酬越來越高，而非熟練工人的工資卻停滯不前。7 女性也面臨挑戰:全球價值鏈雖為女性提供更多就業機會，但它們的玻璃天花板似乎更低。女性一般在低附加值部門任職;女企業主和女經理難覓蹤影。

全球價值鏈也可對環境產生有害影響。與標準貿易相比，全球價值鏈的主要環境成本與規模不斷擴大、 距離越來越遠的中間產品貿易相關。這導致運輸過程的 二氧化碳排放量更高(相對於標準貿易而言)，以及貨 物包裝產生過量廢棄物(尤其是電子產品和塑料行業)。 全球價值鏈帶來的增長也會對自然資源造成壓力，特別 是伴隨著生產或能源補貼所導致的生產過剩。從更積極 的方面來看，資料並沒有證實企業可能選擇將汙染最嚴 重的生產環節放在環境規範較為寬鬆的國家。

新技術總體上對貿易和全球價值鏈有推動 作用

新產品，自動化、3D 列印等新的生產技術，以及數字 平臺等新的分銷技術的出現，既創造了機遇，也帶來了風險。但目前的證據表明，這些技術總體而言在促進貿 易和全球價值鏈增長。

創新催生了全新的貿易商品和服務，進而促進了更 快的貿易增長。2017 年，65% 的貿易屬於 1992 年尚不 存在的類別。出人意料的是，新的生產技術也有可能推 動貿易。

自動化確實鼓勵各國減少使用勞動密集型的生產 方法，並降低了對發展中國家勞動密集型產品的需求。然而，將業務迴流國內的證據有限， 而且關於自動化 和 3D 列印 11 的證據表明，這些技術有助於提高生產率、 擴大生產規模。因此，它們增加了從發展中國家進口生 產要素的需求(圖 O.3)。

同樣，數字平臺公司正在降低貿易成本，促使小企業更容易走出本土市場、向全世界銷售商品和服務。但有跡象表明，平臺公司日益增強的市場勢力正在對貿易收益的分配產生影響。

國家政策可以提高全球價值鏈的參與度

從原則上講，將汽車、電腦等複雜產品拆分，可以讓各 國專注於更簡單的零部件和任務，讓處於發展初期的國 家更容易參與貿易。但是，並不能就此確保一個國家有 能力參與全球價值鏈。

全球價值鏈的參與程度由要素稟賦、地理位置、市場 規模和體制所決定。但單單這些基本面還不足以一錘定 音，政策也發揮重要作用。吸引外國直接投資(FDI) 的政策可以彌補資本、技術和管理技能的不足。13 在國內 實現貿易自由化、並與外國進行貿易自由化談判可以突 破國內市場規模小的侷限，使公司和農場擺脫國內需求 和當地生產要素不足的限制。改善交通和通訊基礎設施、 並在這些服務中引入競爭可以消除偏遠區位的劣勢。 此外，參與深度一體化協議可以促進體制和政策改革，特別是在技術和財政支援作為補充的情況下。

基於對參與全球價值鏈的各種驅動因素的分析，本報告指出可以推動一個國家融入更先進的全球價值鏈的 一系列政策(圖 O.4)。重要的是，各國的政策可以而且應該根據其具體情況和參與全球價值鏈的具體形式來量身 定製。

在參與全球價值鏈的所有階段吸引外國直接投資至 關重要。它需要開放、對投資者的保護、穩定、有利的 商業環境，並在某些情況下要投資促進。一些國家， 如從商品行業的外國投資中受益的東南亞國家，仍然限 制針對服務業的外國投資。另一些國家試圖通過免稅 和補貼吸引投資，但這些措施可能引起貿易伙伴的不 滿，其淨收益可能不一定是正值。儘管如此，哥斯達 黎加、馬來西亞和摩洛哥等國通過採用成功的投資促進戰略，吸引了大型跨國公司對全球價值鏈的轉型性 投資。

過高的匯率和限制性的勞動法規提高了勞動力成本， 使勞動力充裕的國家無法充分利用其稟賦優勢。例如， 孟加拉國製造業勞動力成本與人均收入相當，而非洲許 多國家的勞動力成本是其人均收入的兩倍還多。

通過貿易自由化與市場連線有助於各國擴大市場規模，獲得生產所需的生產要素。例如，祕魯的生產率快速提升、全球價值鏈出口的增長和多元化與其在本世紀頭十年單方面大幅削減關稅有關。 貿易協定可以擴大市場準入，也對包括孟加拉國、多明尼加共和國、宏都拉斯、 賴索托、馬拉加西和模里西斯在內的許多國家參與全 球價值鏈起到了關鍵的催化作用。由於商品和服務經濟 間的聯絡日益緊密，改革電信、金融、交通和一系列商 業服務領域的服務政策應是促進全球價值鏈活動戰略的 一部分。

對於許多在全球價值鏈上交易的商品來說，延遲一 天相當於被徵收超過 1% 的關稅。改善海關和邊境手續、 促進運輸物流服務競爭、加強港口結構和治理都可以 降低與時間和不確定性相關的貿易成本，緩解地理位置 偏遠帶來的劣勢。

全球價值鏈的蓬勃發展有賴於企業網路的靈活結構， 因此還應對合同的執行予以關注，以確保網路內的法律 安排的穩定性和可預測性。智慧財產權保護對更具創新性 和複雜性的價值鏈尤其重要。加強國家認證和檢測能力 來確保符合國際標準也可以促進全球價值鏈的參與。

在當今的全球價值鏈背景下，稅收激勵、補貼和當 地成分要求等傳統產業政策可能造成生產模式的扭曲。 採取其他積極政策更有前景，尤其是解決市場失靈問題的 政策:

為了加強國內支援價值鏈升級的能力，各國應對人力 資本進行投資。17 例如馬來西亞由行業主導的檳城技能 發展中心。該中心為馬來西亞在電子和工程全球價值 鏈的升級提供了重要支援。有針對性的政策可以有效地解除參與全球價值鏈貿 易的限制。例如，在孟加拉國，保稅倉庫的引進和 “背對背”信用證(確保流動資金的獲取)被認為是 該國融入服裝行業全球價值鏈的催化劑。各國可通過支援培訓和能力建設、向領先企業提供有 關供應機會的資訊，幫助國內中小企業與全球價值鏈 領先企業建立聯絡。智利和幾內亞的礦業、肯亞和 莫三鼻克的農業、捷克共和國的電子和汽車行業內均 有供應商聯絡專案的成功案例。對於參與農業價值鏈的國家來說，支援小農戶融入價值 鏈的政策尤為重要。在非洲，農業提供了 55% 的就業 崗位，也是貧困人口超過 70% 的收入來源。確保小農戶的利益需要額外的支援，例如通過農業推廣服務、獲得 風險管理工具(例如保險)、以及通過生產者組織協 調來擴大規模。

為了全球價值鏈在全國範圍內改善商業和投資環境 可能費錢耗時，這促使許多國家設立經濟特區來打造 “卓越島”。但到目前為止的成果表明，成功的經濟特 區相對較少，而且只有在應對特定的市場和政策失靈時 才取得成功。即便是在一個有限的地理區域，要想所有 條件都得到滿足需要精心的規劃和實施，以確保所需的 資源——如勞動力、土地、水、電和電信——隨時可用， 監管壁壘最小化，並實現無縫的互聯互通。少數成功案 例，如中國、巴拿馬、阿聯酋和當下衣索比亞的經濟 特區計劃，以及大量未能吸引投資或實現增長的經濟 特區案例，為如何利用經濟特區促進發展提供了重要的 經驗教訓。

其他政策有助於確保全球價值鏈的利益得到 共享和持續

除促進參與全球價值鏈的政策外，還需要互補性政策來 分享全球價值鏈的利益並降低成本。這些政策包括幫助 那些可能受到結構性變化傷害的工人的勞動力市場政策; 確保遵守勞動法規的保障機制;以及環保措施。

隨著全球價值鏈的擴張，一些工人將會受益，但一些地區、行業和崗位的工人可能會遭受損失。調整援助(adjustment assistance)將幫助工人適應全球價值鏈給生產和分銷方式帶來的變化，它在中高收入國家尤其重要。調整政策可以包括促進勞動力流動和幫助工人具備找到新工作的能力。 由於結構性變化導致的失業往 往具有持續性，工資保險可以讓工人從事薪資較低的工 作而不遭受收入損失，從而帶來更好的長期結果。例如， 丹麥成功的“靈活保障”(flexicurity)模式給予僱主 幾乎不受限制的僱傭和解僱工人的自由，但同時通過慷 慨的失業福利和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為工人提供支援。

勞動法規，如果設計和實施得當，可以幫助確保工 人的安全和健康。私營企業可以做出貢獻，尤其是當其消費者對公司全球業務的勞動條件敏感時。在建立和監測適當的勞動標準方面，由國際合作支援的國家政策也可發揮重要作用。在越南，國際勞工組織和國際金融公司 (ILO-IFC) 面向企業的“更好的工作”專案(BetterWork Programme)，配合政府對未能達到主要勞工標準的公司的披露，讓工人的工作條件得以改善。

為環境惡化定價可以防止全球價值鏈加大資源的不當配置。20 商品價格應同時反映其經濟和社會環境成本。 對環境損害適當定價也將鼓勵在環境友好型商品和生產 過程方面的創新。減少能源和生產補貼等造成的扭曲、 轉向徵收碳稅將改善資源配置並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此外，環境監管，特別是針對特定行業和汙染物的監管， 可以遏制與全球價值鏈相關的生產和運輸造成的損害。

國際合作有助於在參與全球價值鏈中獲益

在全球價值鏈的世界中，國際貿易體系尤為重要。全球 價值鏈跨越國界，一個國家的政策行為或不作為可能影 響到其他國家的生產者和消費者。國際合作有助於應對 各國政策的溢位效應，實現更好的發展成果。當商品和 服務數次跨越國界時，貿易保護導致的費用會被放大， 因此協調一致地降低貿易壁壘對全球價值鏈的好處甚至 比對標準貿易的好處更大。鑑於外國投資與全球價值鏈 之間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絡，創造一個開放和安全的投資 環境對參與全球價值鏈至關重要，特別是對資本匱乏的 國家而言。

以規則為基礎的貿易體系令發展中國家獲益匪淺， 尤其是這一體系中對貿易歧視的抵制、對改革的激勵、 全球市場準入以及發生貿易爭端時的申訴機制——甚至 是針對貿易大國的申訴。然而，國際貿易體系目前正承 受著巨大的壓力。發展中國家 30 年來以貿易為主導的 追趕式增長推動了各國經濟實力的變化，加劇了各國內 部的收入不平等。各國經濟規模日益對等使其保護水平 的持續不對等性得到明顯緩解。與此同時，過去適應過 變化的貿易體系近年來舉步維艱，最明顯的例子是多哈 談判的失敗。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等地區性倡議也 受到成員國分歧的影響。

美國和中國之間的貿易衝突正導致保護主義和政策 的不確定性，並開始擾亂全球價值鏈。如果貿易衝突惡 化，並導致投資者信心下滑，全球經濟增長和貧困所受的影響可能非常巨大——超過 3000 萬人可能會被迫陷 入貧困(日收入水平低於 5.50 美元)，全球收入的下降 可能高達 1.4 萬億美元。不過，即使保持現狀，引發衝 突的貿易做法也可能造成不利影響。

為了保持有益的貿易開放，“兩條腿走路”很重要。 第一要務是深化傳統貿易合作，消除商品和服務貿易的 剩餘壁壘以及補貼、國有企業活動等導致貿易扭曲的措 施。同時，應將合作範圍從貿易政策擴大至稅收、監管 和基礎設施領域。

深化傳統合作

展望未來，首要任務應該是深化傳統貿易規則和承諾。 迄今為止，國際合作所帶來的商品和服務貿易的開放 程度參差不齊。農業和服務業的貿易自由化遲遲未至， 一些工業產品仍然在某些市場受到限制或面臨非關稅 措施。貿易優惠降低了主要影響最貧窮國家的某些 關稅——但並沒有降低這些國家徵收的進口關稅。對發 展中國家的特殊和差別待遇在某些案例中導致這些國家 改革步伐緩慢，最終阻礙其參與全球價值鏈和融入全球 經濟。

此外，世界上一些最大的市場為了保護高附加值產 品而出臺的關稅升級正在抑制發展中國家的農業和勞動 密集型行業(如服裝與皮革)的加工活動。特惠貿易協 定中的限制性原產地規則縮減了採購選擇範圍。補貼和 國有企業扭曲競爭，且現有規則並不保證競爭中立。 在服務業方面，除了單方面採取的行動外，國際談判在 實現貿易自由化上幾乎沒有取得進展。與全球價值鏈相 關的重要服務，如航空和海運(這些服務最需要協調一 致的自由化)由於既得利益集團的抵抗而被排除在談判 之外。

如果發展中國家中的主要貿易國以平等夥伴、甚至是 領導者的身份參與談判，而不是尋求特殊和差別待遇; 如果工業大國繼續相信基於規則的談判，而不是採取單 邊保護措施;如果所有國家共同制定一個反映發展和商 業要務的談判議程，傳統貿易談判就可能會帶來更有實 際意義的結果。

擴大稅收、競爭和資料流動領域的合作

在現在這個時代，企業在全球運營，生產分散，知識 產權等無形資產增加，對資本徵稅變得越來越困難。合作應確保稅收收入的公平獲得——富國需要依靠稅收 幫助失業的產業工人，而窮國需要用稅收建設基礎設施。 最終，各國聯合起來推廣基於目的地的徵稅方式可以 消除企業對利潤的轉移和國家在稅收方面競爭的動機， 但需要考慮到這種做法對小型發展中國家的稅收收入的 影響。與此同時，其他防止稅基侵蝕和收入轉移的措施 可以緩解與國內資源調動相關的挑戰。

消費者越來越擔心資料流動和數字公司的國際擴張， 二者在全球價值鏈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其風險包括基 於資料的服務中的侵犯隱私行為，以及基於平臺的服務 中的反競爭行為。各國政府正在制定資料本地化法律以 限制資料的跨境流動，併為國內資料的處理制定嚴格的 規則。關於競爭的法律仍然明確地聚焦於國內，雙邊或 地區性貿易協定中的合作也受到了限制。解決方案可能 是一種新型的議價:出口企業做出監管承諾，保護海外 消費者的利益，以換取進口國的市場準入承諾，最近一 些關於資料流動的協議就體現了這種模式。

但發展中國家不應被排除在此類安排之外，因為這 將削弱它們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參與。國際支援可以幫助 它們在對出口有益的方面(例如基於資料的服務)作出 監管承諾，並在它們開放市場時獲得貿易伙伴的承諾 (例如實施競爭政策)。

最後，基礎設施投資方面的協作失敗會影響到全球 價值鏈的投資、擴張和升級，尤其是在最貧窮的國家。 從全球範圍來看，由於對貿易伙伴的額外利益不加考慮， 很多國家在貿易相關的基礎設施方面投資不足。接壤 國家同時採取行動加快貿易速度，收益會更大。例如， 在瓜地馬拉和宏都拉斯加入關稅同盟且同意接受同樣 的電子檔案後，兩國邊界的延誤時間從 10 小時減少到 15 分鐘。世界貿易組織的《貿易便利化協定》鼓勵各國 在提高貿易便利化方面進行協調，併為低收入國家所需 的投資提供資金援助。類似的方法可能有助於在交通、 能源、通訊基礎設施等其他投資領域實現協同效應。

……

完整內容請參閱報告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