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營企業家，福耀玻璃董事長曹德旺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宣稱計劃在美國投資10億美元建廠，同時表示自己“出走”美國的原因是地價、能源、勞動力等實體經濟的成本差異，“中國製造業的稅負比美國高35%”。這一言論隨即引發了外界對國內企業稅負的熱議。

長期以來，圍繞企業稅負的爭論一直不絕，央行調查統計司司長盛鬆撰文稱，中國企業稅負在國際上處於較高水平。

分析人士認為，由於稅收分佈不均衡，加之產能、資源、土地等價格對企業成本的影響，使得企業“痛感”較為明顯。如何科學設計、有效簡化增值稅分檔及稅率，是企業稅負改革亟待解決的問題。

1 中國企業要交多少種稅？

多位專家表示，企業所得稅和增值稅是公司繳納的“大頭”。根據200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得稅法》，一般企業所得稅的稅率為應納稅所得額的25%，但《所得稅法》也規定了各項稅收優惠：比如對符合條件的小型微利企業，減按20%的稅率徵收；對國家需要重點扶持的高新技術企業，減按15%的稅率徵收。

根據財政部規定，中國目前增值稅最高稅率為產品增值額（小規模納稅人除外）的17%，最低為3%。相比之下，日本的增值稅率為5%、南韓與越南均為10%、新加坡為7%。

一位不願具名的稅收專家表示，與美國相比，中國很多稅種不一樣。中國對企業徵收增值稅，是使得企業在生產環節增加了稅收，美國收銷售稅，是在最終銷售環節交稅，但是銷售稅由各州來收，所以存在很大差異。也就是說，在中國，企業是否盈利都需按照生產繳納增值稅，而在美國，企業不盈利基本就不用繳稅。

除了繳納所得稅、增值稅、消費稅等稅收之外，中國部分企業還要在此基礎上繳納約13%的附加稅費，包括7%的城市維護建設費、5%的教育附加費和1%的防洪費。

2 中國製造企業稅負有多重？

格力電器公佈的2015年社會責任報告顯示，2015年公司共繳納各種稅金148.16億元，當年的營收總額為1005.64億元，淨利潤為125.32億元，稅金佔到了格力營業收入的14.7%，相當於淨利潤的1.18倍。

康力電梯年報顯示，2015年公司上繳國家的各項稅費為3.36億元，這一數字相當於該公司當年營收總額32.7億元的10.27%，4.88億元淨利潤總額的68.8%。

TCL董事長李東生在全國兩會上稱，在全球經濟放緩、市場增長不足的背景下，中國製造業的平均利潤率已經不足2%。城建、教育附加費等製造業附加稅佔銷售收入的比例接近0.5%，約佔到平均利潤的四分之一。這讓本來利潤較低的製造業企業壓力更大。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劉尚希在兩會期間接受新華社採訪時認為，企業“稅感”重，主要在於稅收分佈不均衡，有輕有重，造成有的企業痛感較明顯。此外，中國稅制不完善，稅基窄，傳導到企業身上，就可能感覺稅負重。

央行調查統計司司長盛鬆成稱，中國企業稅負在國際上處於較高水平。盛鬆成採用世界銀行世界發展指標中的總稅率來衡量企業所承擔的稅負。總稅率是指企業的稅費和強制繳費佔商業利潤的比例。2013年，中國企業的總稅率為67.8%，不僅明顯高於發達國家，也顯著高於發展中國家泰國和南非，僅略低於巴西。

根據世行與普華永道釋出的最新報告，2016年，中國企業的總稅率達到了68%，位列世界第12位。

3 如何“留住”製造企業？

方正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任澤平在近期的一份研報中表示，民間投資主要是私營、個體和集體企業投資，分佈在製造業、房地產業和勞動密集型的低端服務業等三大領域。

隨著部門民營企業不斷加大海外投資，特別是如何將製造業企業留在中國成為業內熱議的話題。

“國內製造業遇到了一些瓶頸，比如產能瓶頸、資源瓶頸，其中包括勞動力、原材料、基礎設施等資源，還有土地價格上漲對企業成本的影響”。武漢科技大學金融證券研究所所長董登新說。

“要幫助企業降稅、降負。”董登新表示，中國目前稅收最大的來源是企業，將來要從稅制結構改革動手，減少企業的稅收負擔。同時，針對煤電、原油等價格較高的企業，政府可以運用財政手段，增加財政補貼，以降低企業的成本。而目前人口老齡化趨勢明顯，延遲退休的政策明年如果實施，有利於提供更多有效的勞動力供給，減少勞動力成本。

董登新認為，可以鼓勵民營企業在國外辦分廠，通過國外分廠規避貿易管制，以擴大市場份額，但如果企業為了“逃避”國內的狀況而搬遷到國外，就需要引起各方反思。

4 企業稅負改革難點何在？

上述專家稱，企業增值稅最終體現在產品的價格中。在改革中，降低增值稅，讓產品和服務便宜下來，這就可以使大多數中低收入階層的“間接納稅”降下來。上述專家稱，這是未來改革的方向，但提高個稅徵收存在難點，讓福斯接受還需時間。

上述專家告訴新京報記者，稅費問題，不如說是企業成本問題，以及企業在實際繳納稅費中的“灰色”成本問題，這涉及當地稅務機構是否按法規辦事，也涉及權力劃分與稅收體制機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