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大城市都想建成“金融中心”，衡量金融中心的一個重要指標是金融業增加值及其佔GDP比重。

2019年以來，主要城市金融業增加值全線回暖。據記者梳理，從金融業增加值規模看，2019年1-9月，前四名仍為上海、北京、深圳、廣州，上半年一度超過廣州的天津再被反超。（更多原文點選《一線城市“支柱產業”金融業回暖：深圳25%的稅收、北京27%的GDP來自金融 | 金融高管會》閱讀）

一線城市支柱產業的回暖與中美貿易情況，中國科技的不斷髮展以及我們的政策刺激有明顯關係。現在，金融界有一個這樣的增長和納稅，也是一個比較好的現象。但反過來，我們應該透過資料看到背後隱含的內容。換句話說，目前我們在防範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方面，對於財政政策，信貸政策，貨幣政策其實也應該有相應的調整。一線城市支柱性產業的回暖並不能說因為有了這些資料就盲目樂觀。核心之處在於金融的發展應該回歸本源，扶持實體經濟，而不僅僅就金融本身就事論事。

過去20年，我們的技術行業飛速發展，野蠻生長。在這樣一個法律法規不健全的情況之下，我們的金融行業屬於矇眼狂奔階段，並未真正經歷一個完整的經濟週期。在2008年經濟危機出現之時，我們政府救市，把我們的經濟週期再次打回來。這相當於我們本來經歷了一個經濟週期，但被硬生生掰回。

對於經濟的晴雨表來說，我們的上層建築，金融行業其實也在經歷一個緩慢的，陣痛性十足的非常週期的末端。金融週期其實與我們的實體經濟週期也是密切相關的。在之前幾年，我們經歷了金融行業整體利潤率下滑，從業者收入減少，金融行業規模萎縮，應屆畢業生招收比例下降的時代。

從其部分業績或者資料來看有所回暖，但並不能僅僅從資料本身就認為行業的週期回來了。從中國的股市，匯率，實體經濟，招生吸納就業人口，薪酬價格等方面來說，可能並沒有一個很好的扭轉。資料向好是好事，但我們絕對不能掉以輕心。金融業未來的深耕，與技術的融合，與社會發展的融合，合規性，法治化的程序等都是剛剛起步，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科學的特徵之一就是把觀察物件分類。分類的不同演化，加深了我們的認識。三大產業分類標準是，第一產業依賴於自然條件，第二產業依賴機械效率，第三產業兜底，包括了所有無形產品的生產，當然第三產業定義經常搞不清範圍邊界。

社會發展階段因此劃分為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後工業（知識）社會。 有人對這個分類提出了異議，代表人物是著名西方馬克思主義空間地理學家列菲裴爾，相對於工業革命提出了“城市革命”概念。

新的分類是農礦業、製造業、城市化產業、控制產業。農礦業依賴原材料從自然界提取，包括農業、採礦業、供水等。製造業是對原材料和人的思想進行再加工，不包括建築業，但包括計算機程式設計等。城市化業包括把這些原材料固定和運輸，包括建築業、房地產業、運輸和批發業。控制業是管理控制前三個行業，包括金融業、法律業等。

之所以這麼分類，是因為之前的分類不能描述社會發展實際，並不是工業化之後才有城市化，城市化本身就是一個產業，例如東非很多國家發展很快，但是高樓大廈都起來了，工業不到5％佔比。

介紹這個也是為了說明，所謂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界限並不存在，金融業也可以發展經濟，只是產業間匹配程度如何而已。 歐美近代發展史表明，金融中心在哪，那就是崛起的帝國，威尼斯轉到西班牙再轉到荷蘭再轉到倫敦再轉到紐約。西方近代史就是金融中心轉移爭奪史。

按照國際慣例，金融業發達是一個城市經濟高度發達的重要表現。全球各國處於金字塔尖的城市無一例外是該國的金融中心。由於金融在市場經濟中扮演著調配資源的作用，可以左右整個社會資源的流向，因此金融業也就成了許多城市爭奪的物件。

在中國，基於歷史傳統和國家意志，逐漸形成了三大金融中心，其中北京是計劃經濟時代最大的勝利者，一行兩會，各大國有銀行、政策銀行、國有保險公司、AMC，以及部分重要的證券、基金公司、股份制銀行總部都位於北京。北京的金融產值非常之高。

上海則是90年後，國家意志的幸運兒。鄧小平定下的上海建設國際經濟、金融、貿易中心使得上海從90年開始，獲得了全國最多的金融市場。憑藉各類金融市場的優勢，上海在交行、浦發、太保等傳統金融機構之外，誕生了很多證券、基金、保險、資管、私募、支付、互金等市場化金融機構。隨著直接融資的繁榮，上海坐實了資本市場、貨幣市場、大宗商品交易等金融市場中心地位。

深圳是改革開放的幸運兒，深交所的建立和眾多市場化金融機構的組建，讓深圳坐上了第三大金融中心的地位。但是北京相比，深圳的大型金融機構偏少，與上海相比，深圳的金融市場太少，因此深圳這個金融中心也存在著一個很難逾越的鴻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