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林克

再過一個多月（作者寫作時為2019年4月），美國經濟將完成10年的經濟擴張，達到歷史上最長的擴張。上一次出現這種情況是在2001年3月，當時美國經濟從高峰下滑，陷入衰退。經濟衰退前幾個月的失業率降至3.9%，與目前的失業率幾乎持平。歷史重演的可能性有多大？這對美聯儲來說又意味著什麼？

在過去的30年裡，美聯儲一直被視為經濟動盪時期的穩定力量。穩健的貨幣政策導致了低通脹和經濟持續增長的“大緩和”。在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最嚴重的時候，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在很大程度上被認為是把美國經濟從崩潰的邊緣拉了回來。然而，華盛頓令人不安的政治氣氛令人懷疑美聯儲是否能夠繼續有效地履行職責，實現其目標。

當特朗普總統上臺時，他接手的是一個不斷增長的經濟體，在過去8年裡，失業率大幅下降。他自己任命的美聯儲主席傑羅姆-鮑威爾（Jerome Powell）承諾，將延續其前任珍妮特-耶倫（Janet Yellen）時期開始的貨幣政策正常化。這是一項謹慎的政策，與在充分就業的經濟中保持低通脹相一致。

然而，當去年股市在關稅和貿易爭端的擔憂下開始動搖時，特朗普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舉動，批評美聯儲提高聯邦基金利率的政策，儘管業界普遍認同逐步實現利率正常化的舉動是預料之中的，也得到了明確的傳達。但特朗普甚至說美聯儲已經“瘋了”，甚至在研究自己是否有權解僱鮑威爾。

政治動機很明顯：一旦經濟衰退真的發生，特朗普會把美聯儲當作替罪羊，即使這是他自己經濟政策的結果。這種對美聯儲信心的侵蝕給我們的經濟帶來了嚴重的風險。

最近的事態發展並不令人鼓舞

特朗普和美聯儲之間正在上演的鬧劇的最新進展一點也不鼓舞人心。儘管鮑威爾誓言保持不涉及政治，但FOMC在3月份的會議上改變了方向，暗示在可預見的未來不會再加息，並在今年晚些時候結束縮表。

本週，聖路易斯聯邦儲備銀行行長布拉德（Jim Bullard）宣佈，美聯儲的正常化程序已經結束。這樣一來，特朗普似乎看到自己能夠支配貨幣政策，這也讓他更加大膽，他現在呼籲美聯儲通過新一輪量化寬鬆來擴大資產負債表。美國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拉里-庫德洛（Larry Kudlow）表示，他希望看到降息50個基點。

這兩項措施在歷史上除了用來應對經濟嚴重衰退之外聞所未聞。報道援引庫德洛的話說，在他有生之年，利率可能永遠不會再上升。白宮有關貨幣政策的這種公開宣告顯然是魯莽和不負責任的。

更令人擔憂的是，4月份，特朗普宣佈計劃提名兩名“親信”斯蒂芬-摩爾（Stephen Moore）和赫爾曼-凱恩（Herman Cain）這兩位不合格的黨派忠誠者填補美聯儲理事會的空缺。

保守派媒體評論員斯蒂芬-摩爾（Stephen Moore）對美聯儲政策的看法極不一致，從奧巴馬政府時期對危機後的低利率大加指責，到迴應特朗普對近期加息和收緊貨幣政策的批評。赫爾曼-凱恩（Herman Cain）是美國連鎖餐飲教父披薩的前執行長，便給一直擔任堪薩斯城聯邦儲備銀行的董事會主席，地區聯邦儲備銀行的董事們基本上是銀行和地區商業利益之間的聯絡人，沒有參與貨幣政策制定或銀行監管。

美聯儲內部的一些人認為，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中的個別“雜音”對貨幣政策的程序幾乎沒有影響。然而，就像“溫水煮青蛙”的比喻一樣，如果任由美聯儲的這種逐漸喪失獨立性的做法繼續下去，它將導致該機構的政治武器化，並對我們的經濟造成非常糟糕的影響。

美聯儲面臨十字路口

美聯儲現在正處在一個十字路口。政治壓力和一些經濟放緩的跡象已經改變了美聯儲的政策方向。如果美聯儲像“泰勒規則”（Taylor Rule）等政策規則所建議的那樣，在大衰退之後更積極地推動利率正常化，根據通脹和產出缺口設定基金利率，那麼在此時暫停將更有意義。

長期以來，經濟學家們一直認為，當貨幣政策遵循規則而非謹慎行事時，其效果最佳。上世紀70年代的滯脹與隨後幾十年的低通脹就是一個完美的例子。

美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強調，他們的政策現在依賴於資料，這是在走鋼絲。當然，定義良好且透明的策略規則的實現需要資料。然而，資料依賴也可以被解釋為完全放棄規則，而傾向於“隨時制定策略”。

在聯邦基金利率仍處於歷史低位、資產負債規模接近4萬億美元的情況下結束貨幣政策正常化，將使美聯儲和美國經濟陷入危險境地。如果通脹率超過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的目標，就可能需要大幅加息，從而導致經濟衰退。

而且，如果預測中的經濟放緩導致經濟衰退，美聯儲將幾乎沒有通過降息或擴大資產負債表來放鬆貨幣政策的彈藥。

作者介紹：李澤鉅，Villanova商學院經濟學教授，李嘉誠長子，李澤楷長兄。此前，李曾於1998年至2000年在普林斯頓大學與美聯儲前主席本-伯南克共事，並曾在美國聯邦儲備銀行聖路易斯分行擔任訪問學者。2000年至2001年，他在亞特蘭大聯邦儲備銀行擔任高階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