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戰後日中兩國經濟發展呈現出相當大的相似性，僅僅在時間上相隔三十年而已。二戰後日本經濟起飛，始於1950年代中期，順北韓戰爭期間美國軍備需求拉動之勢，日本經濟進入快速增長軌道。約在30年之後，即1970年代晚期，鄧小平啟動中國改革開放，中國經濟亦跨入高增長階段。日本經濟經歷約二十年接近兩位數的增長，其間年均增長率達10%。1970年代中期，在兩次石油危機衝擊之下，日本增長率從10%降至5%左右的區間。而也是30年之後，即2010年代初期，中國的經濟增長開始放慢。

2、大致而言，中日兩國經濟發展的軌跡非常相似，只是在時間上中國晚日本三十年。經濟的高速成長-放緩-泡沫-泡沫的破滅，同樣的經濟現象，如果時隔三十年在東亞兩個最大的經濟體先後上演，那麼這是純粹的歷史巧合，還是背後有著普適的經濟學邏輯？作為一個經濟學者，我以為其中蘊含著一定的共同經濟規律。

3、在1980年代下半期，日本央行在日元升值之後，為了保持日本經濟一定的增長速度，因而採取了較為寬鬆的刺激性貨幣政策；正是寬鬆的貨幣政策導致日本經濟出現嚴重的資產泡沫，這一泡沫在1989年破滅，日本經濟由此陷入長達20多年的衰退和半衰退。在時隔三十年之後，中國經濟會不會形成和日本經濟的完美對應？

4、中日兩國的經濟起飛，均為投資驅動：日本戰後的前二十年，投資增速遠超GDP增速；中國在改革開放以來，出現同樣的現象。兩國的經濟起飛，均適逢一個無法替代的有利外部條件，即美國的巨大市場。中日兩國在國內市場沒有成熟之前，均同樣利用了海外市場。而在工業化資本積累完成之後，投資動力逐漸衰竭，政府則更為積極地走向前臺，替代民營企業充當經濟增長火車頭。

5、中日兩國政府都運用凱恩斯主義政策，人為刺激經濟增長。而政府的政策刺激，特別是貨幣政策，在中日兩國均未對實體經濟產生顯著作用，反而有效催生了資產泡沫。兩國所遭遇的經濟問題也有類似之處：日本的泡沫破滅之後、中國的高速增長結束之後，即工業化完成之後、資本積累所帶來的投資驅動力衰竭之後，經濟本來要轉為依靠創新，此方面中日兩國均表現出創新乏力。

6、儘管日本企業在改進型創新方面不斷取得進展，在工藝、材料創新上一直取得進步——從而使日本企業在精密製造方面保持世界領先地位——但日本企業在顛覆式創新方面乏善可陳，一直落後於美國，近些年來甚至被南韓和中國的企業超出。依我個人淺見，原因不在於日本人口老齡化，而在於經濟結構老化以及公司管理體系和經營思想老化，並未跟上迅速變化的技術和迅速變化的市場需求。

7、中國的民營企業本來是產生於風雲激盪的改革時代，天生具有非常強的創新能力——創新的代表性企業，像華為、騰訊、阿里巴巴，都是中國民營企業在創新方面的優秀代表——但是，近年來，中國經濟在後工業化時代欲尋覓新的增長動能而不得。只有讓市場發揮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才能激發中國民營企業的創新力、走出目前低谷、迎來發展機遇。

8、依我個人觀察，過去20年中，日本在泡沫經濟破滅之後，改革方面力度最大者當屬小泉內閣：小泉內閣清理銀行壞賬、重建經營秩序，保持了日本經濟穩定，而安倍經濟學只是凱恩斯主義的翻版，不可能激發日本企業的創新活力。因此，就創新方面而言，日本企業或仍要落於美國企業之後，僅保持在漸進式創新、改進式創新方面的工藝和材料領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