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與民營企業面臨的困難密切關聯。民營經濟的困局短期看主要還是信心問題，投資意願和投資能力都有下滑；從中長期看則是因為一系列的結構性成因，因此應對民營企業發展進一步改革施策

近一年來，國家先後出臺一系列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的政策，社會輿論大為改觀。多個部委密集發聲，各地的配套措施也陸續出爐，促進民營企業發展的重磅政策紛至沓來。應該看到，民營企業的政策環境、市場環境有所改善；減稅降費有一定成效；融資難融資貴得以緩解；環保安監"一刀切"有所收斂；轉型升級和技術創新的服務環境有所提升。

然而，"穩民企"還待"繩鋸木斷，水滴石穿"，政策環境和營商環境很難畢其功於一役。當前巨集觀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信貸寬鬆但資金流速變慢，民營製造企業資金困難；審批多、稅費多、高門檻等問題仍困擾著民營企業。一些民營企業認為，目前是"政策滿天飛，落地實惠少。"支援民營企業的政策不宜大風大浪、大起大落、波濤滾滾，制度改革要靜水潛流，持續、穩健、不斷優化政策環境和營商環境。

如何把支援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政策落到實處？如何從制度改革的層面進一步改善民營企業的營商環境？如何通過管制放鬆釋放經濟活力，使經濟發展的潛能得以噴發？《財經》記者對此專訪了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劉俏教授。

當前巨集觀經濟下行壓力大

《財經》：企業家對當前甚至更長一段時間的中國經濟發展趨勢感到困惑，您怎樣看今年的經濟表現？

劉俏：今年在國內、外各種不利因素的影響下，中國經濟的總體表現其實已經非常不容易。巨集觀經濟政策，特別是逆週期政策的實施，使得中國經濟增長大致保持在一個合理區間。但是，未來一段時間經濟下行壓力確實很大。

第三季度的經濟資料顯示，6%的GDP增速是1990年以來最低的一次；此前公佈10月份的CPI達到3.8%，未來一段時間甚至可能達到4%或5%，為逆週期的貨幣政策實施帶來挑戰；工業呈減緩態勢，第三季度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速只有5%；投資不足問題凸顯，固定資產投資前三季度增長5.4%，1-9月房地產投資增速10.5%，表現尚可，前三季度製造業投資同比僅增長2.5%，1-9月基礎設施投資同比增長4.5%，均低於預期效果，缺乏大的戰略性的基礎設施專案是主要原因。諸多巨集觀因素下，民營中小企業的"痛感"明顯增加，經營困難加劇，企業家對未來的信心不足。尤其是那些堅持做實體經濟的企業家，堅持長週期投資創新的企業。

《財經》：今年以來，消費的增速總體呈下降趨勢，但也有其新亮點，工業品消費高速增長階段接近結束，服務類消費增速上升，企業的戰略也應隨之調整？

劉俏：消費需求仍偏弱，9月整體消費增速同比增長7.8%，汽車銷售同比下降2.2%，雖然情況略有好轉，但汽車銷量已連續15個月負增長，手機、膝上型電腦、彩色電視等產品市場趨於飽和，能形成強大市場拉動力的新消費熱點尚未出現，受居民槓桿率升高、就業不穩定傾向增加、借貸消費存在政策限制等影響，居民消費能力和預期均不足。消費方面的亮點是服務消費增長較快，1-8月全國服務零售額保持兩位數增長，中國的消費結構正在發生變化，服務消費佔消費的比例在提升，不過企業對這樣的變化還缺乏準備。

《財經》：最近大家更多討論中美貿易摩擦下全球價值鏈重構加劇了中國製造企業外遷。一些配套的中小企業因為沒有資金隨遷，面臨著被甩出全球價值鏈的風險。您認為對外向型民營企業的影響程度怎樣？

劉俏：從外需來看，中美經貿摩擦負面影響加深。1-9月中國對美出口同比下降6%，其中9月份下降20%。前三季度中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額同比增速分別比一季度、上半年回落0.9和1.1個百分點，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出口交貨值下降0.7%，連續2個月下降。面向美市場的外資影響較大。8月、9月利用外資分別增長3.5%和3.8%，增速較上半年回落3.7和3.4個百分點、少數面向美市場的存量外資可能外遷，或將帶動上下游企業轉出。

從一些巨集觀資料也可以看出貿易摩擦對企業帶來的影響。1-9月，民營企業投資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只是4.7%，低於國有企業的7.3%。電子通訊、電氣機械、紡織服裝、造紙印刷業受中美經貿摩擦影響較大，前三季度高技術製造業增勢減弱，增幅回落幅度大大快於整體工業，工業機器人、智慧手機等高技術產品產量出現下降；部分外向型企業受中美摩擦影響較大，比如，浙江有888家涉美重點外貿企業不良貸款餘額同比增長1倍,製造業不良貸款暴露較多(不良率4.73%)；8月，2.9萬家涉美出口工業企業產值零增長，8571家涉美出口企業銷售額下降8.9%等等。民營企業受中美貿易摩擦的影響超出預期。

民營企業發展依然困難

《財經》：今年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您怎樣評估民營經濟的總體表現？

劉俏：民營企業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的資料，中國中小民企肩負著"56789"的重擔，是福斯創業、萬眾創新的重要載體。最近幾年，政府在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和改善營商環境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體現在放寬准入、強化事中事後監管、優化和改善服務等方面。2018年，中國成為營商環境改善最大的經濟體之一，世界銀行對中國的總體評價在190個經濟體中居第46位，較上年上升32位，其中"開辦企業"指標排名第28位，較上年躍升65位。截至2018年，全國實有各類市場主體11020萬戶，企業數量達到3474萬戶。

然而，今年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與民營企業面臨的困難密切關聯。民營經濟的困局短期看主要還是信心問題，投資意願和投資能力都有下滑；從中長期看則是因為一系列的結構性成因。應對民營企業困局需要相應施策。

《財經》：2018年以來，從中央到地方，從監管部門到金融機構，出臺了一系列破解、紓解民企"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的政策舉措，但從根本上解決民企"融資難、融資貴"是一項長期課題，很難畢其功於一役。您覺得民營企業融資問題今年情況是否有所好轉？

劉俏：我們的調查發現，民企融資難和貴還沒有根本解決。2017年民營企業貸款僅佔社會融資的5.9%，18年佔比為14.5%，存量貸款截至2018年底只有25.8%，目前，據估算，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利差的差值處於250BP以上，而獲得銀行貸款的民營企業還面臨著斷貸、抽貸的風險，續貸時往往需要尋求高息的過橋貸款的幫助，從而阻礙了一部分中小民營企業的融資。融資渠道的阻塞會給民營企業帶來流動性問題，導致企業經營停滯甚至破產。供給端方面，金融機構融資意願受多種因素影響再次削弱。中小銀行因為自身流動性風險的原因給民營提供信貸的意願和能力都嚴重不足。

同時，民營經濟的問題更反映在社會信用收縮的持續壓力方面。從需求端看，債務風險加大，影響承貸能力和意願，2019年前三季度違約債券共計133只，總計998億元，其中三季度新增違約債券58支，涉及金額507.5億元，比前兩季度分別上漲14.9%和10.4%。

《財經》：您怎麼看民營企業目前的綜合成本？

劉俏：民營企業經營的綜合成本居高不下甚至有上升趨勢，主要反映在租金、勞動力、稅負成本等方面。用工成本方面，截至2018年底，城鎮私營企業就業人數高達1.4億人，占城市就業人口的32.13%。民營企業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從2008年的17071元上漲至2016年的42833元，漲幅150.91%。從2005—2017年各省份釋出的最低工資標準來看，勞動力工資呈上升態勢。其中13年間，漲幅在150%-200%的有4個，漲幅在200%-250%的有14個，漲幅在250%-300%的有5個，漲幅在300%-350%的有6個，漲幅在350%-400%的有2個。

從稅收角度看，民營企業稅收佔比在50-60%之間，然而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利潤佔比由2015年的36.54%下降至2018年的25.83%，下降超過了10%。與此同時，國有企業的利潤佔比不斷降低的趨勢從2016年起開始出現反轉。當前中國社保繳費佔利潤比重高，而中國社保繳費幾乎全部由企業承擔，該部分費用佔商業利潤的比重高達48%以上，這是導致中國總稅率過高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一些高福利的發達國家，如美國，只有一半的社保繳費由企業承擔，此項費用佔商業利潤的比重僅為10%左右。全國納稅500強企業中，民營企業稅收增長幅度遠超其他所有制型別的企業。這一資料一方面說明民營企業正在成為經濟轉型發展的重要引擎，另一方面也表明稅負確實重。

《財經》：民營企業目前的營商環境還存在哪些問題？

劉俏：中國營商環境在過去幾年有明顯改善，但在政策執行層面上仍然缺乏足夠靈活性，傾向於一刀切，影響民營企業家信心和民營企業投資意願。以房地產為例，調控房價、嚴防金融風險執行過程中形成房地產投資的分化：一些大型房地產企業依託高槓杆率在全國不斷擴張，資產負債率仍在80%左右，脆弱性不斷積累；與此同時，中小房企資金鍊緊張，一些小企業因融資渠道偏緊、資金緊張，已經出現不少破產和違約的案例。從去年至今年7月，公告破產的房地產企業已達750家；對某些行業市場準入和行政監管過嚴，例如，幼兒園、醫療服務、娛樂、教育等行業。

如何解決民營經濟發展的中長期結構問題

《財經》：剖析民營企業生存難的深層次原因，您認為如何解決民營經濟發展的中長期結構問題？

劉俏：我們需要深刻地理解民營經濟發展困難背後的結構性原因，切忌把中、長期結構性問題誤判為是短期政策問題。

第一，中國經濟在基本完成工業化程序之後，全要素生產率（TFP）的增速開始下降，急需尋找新動能和提升TFP的途徑。然而，大量民企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已經形成規模導向的思維模式，過於注重追求規模擴張，而對價值創造和投資資本收益率關注度不夠。第二，對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的變遷以及需求端的變化準備不足。從消費端，工業品消費高速增長階段接近結束，服務消費上升，然而供給側對此缺乏準備。

隨著人均收入增加和老齡化加劇，以及經濟增長動能的變化，新興工業（高階製造業，IT製造業，清潔能源等）、新消費（新能源汽車，娛樂產業，教育產業）、網際網路（電商、遊戲、金融科技）、和健康產業（醫療健康服務，醫療保險）等將在未來湧現為新的增長點，然而民營企業普遍處於轉型的陣痛期，在供給端頗有力不從心之感。

第三，從全球的產業鏈的分工佈局看，大量的民營企業在市場競爭中仍處於產業鏈的中、低端，在製造業的一些關鍵技術和領域仍不能擺脫對他國的依賴，難以形成產業供應鏈上的相對閉環，面對外部環境急劇變化的韌性和彈性不足；服務業領域雖然開放力度加大，但民營企業要形成強大的市場競爭力和領導力，還需要大膽創新，當然更需要營商環境進一步優化，這些都需要時間。

《財經》：您對提振民營經濟有什麼具體的政策建議？

劉俏：如果從短期方面講，我有四個建議：

首先，中、美貿易摩擦帶來的影響和不確定性對民營企業投資信心和投資意願影響極大，若雙方能夠達成某種程度的協議，將對化解不確定性以及增加民營經濟投資意願有正面作用。

第二，在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期間，大的基建專案，特別是戰略性基礎設施專案，的投資對經濟增長和民企發展的拉動作用很大，需要儘快落地這方面的投資。在中國推出以基礎設施、租賃住房和商業地產為底層資產的不動產信託投資基金(REITs)的條件已經成熟，推出公募REITs，引導長期資金（例如，住房公積金、保險資金等）等發展租賃住房市場和基礎設施，一方面形成新的投資，提升投資率，另一方面建立基礎設施和房地產發展的長效機制。當然，這個過程中需要特別關注投資效率，用市場化的方式實現資源的配置，提升投資資本收益率尤其重要。

第三，在經濟新增長點尚未到位情況下，房地產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依然重要，對房地產調控可以適當增加靈活性；在消費需求已經發生變化的情況下，對一些正在成為消費熱點的行業例如財富管理、醫療大健康、教育、娛樂等應該採取更積極的市場準入政策鼓勵民營企業進入。

第四，巨集觀政策方面，鑑於貨幣政策邊際效應開始減弱，可以增加財政政策力度。除了地方政府專項債的之外，可以考慮增加國債的發行。這一方面，為減稅降費落實到位提供實施的空間和保障；另一方面，直接為"新基建"、"再工業化"的重大專案提供資金支援。

《財經》：未來幾年經濟的新動能在哪裡？如何建立有利於民營企業健康發展的長效機制，以市場化的力量引導民營企業參與其中，並充當變革的主力？

劉俏：民營經濟是中國改革的晴雨表，對民營經濟的每一次鬆綁，都會迎來民營經濟的大發展。從中、長期計，提振民營經濟的發展，必須從化解結構性成因入手，根據成因通過更為徹底的改革開放以市場化的方式去化解。

第一，將國家戰略和市場進行更有效的結合，堅定不移推動產業結構升級，尋找提升全要素生產率（TFP）的途徑。中國在推動TFP增速方面仍有很多有利的結構性力量：（1）中國經濟的"再工業化"，也就是"產業的數字化轉型"。利用網際網路大資料驅動產業的變革，可以帶來全要素生產率（TFP）的提升空間；（2）"新基建"——"再工業化所需的基礎設施"，圍繞產業變革、產業網際網路所配套的基礎設施建設，如5G基站、雲端計算、儲存裝置等；（3）"大國工業"。如發展民用航空等大工程、大工業，會繼續提升全要素生產率（TFP）；（4）"產業變遷"帶來的機會。這個過程中，資源需要重新配置，也會帶來效率的提升。以市場化的力量引導民營企業參與其中，並充當變革的主力，中國有可能創造在工業化程序結束之後仍然保持較高TFP增速的奇蹟。

第二，政府轉變職能，改變行為模式，消除所有制歧視，建立真正的競爭中性原則。中國未來的增長將主要來自於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則與創新和企業家精神有著密切的聯絡。政府應該減少在經濟事務中的參與，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新的發展階段，政府最應該做的就是創造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停止給予相關利益集團的補貼和特權；轉變政府職能具體還反映在打破行政性壟斷，在基礎產業領域放寬准入，鼓勵競爭，降低能源、物流、通訊、資金、土地等基礎性成本方面。轉變政府職能最終將體現為競爭中性原則的實施，即"在要素獲取，准入許可、經營執行、政府採購和招投標等方面，對各類所有制企業平等對待。"

第三，大力推進要素配置的市場化改革程序。在金融領域，實現利率的全面市場化；大力發展資本市場，增加直接融資所佔比例，改革企業上市制度和退市制度，推出IPO註冊制並堅決執行市場化的退市制度；以更開放的姿態鼓勵民營資本、外資進入金融服務領域，通過市場競爭，提升金融中介效率，降低融資成本。在勞動力配置的市場化改革方面，需要深化戶籍制度改革，逐漸引入與"居住和貢獻"掛鉤的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消除勞動力在城鄉間和城市間遷移的制度障礙；提升基本公共服務的統籌水平，推進包括養老、醫療、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務的可轉移化改革；設計並實現與勞動力自由遷移相匹配的財政公共支出和分擔機制，改變財權與事權的錯配；與此同時，優化人才服務模式，加強人力資本建設，實行更開放的國際人才引進政策，發揮市場在人才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在推動土地要素市場化配置方面，改進耕地增減掛鉤，建立全國性建設用地指標交易市場，解決建設用地錯配問題；擴大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入市範圍，解決農村建設用地使用效率低下和農民權益無法保障的問題；探索城市工業用地和商住用地轉換機制，制定增值收益共享機制，解決閒置工業用地退出難和變更難問題等。

第四，加大研發力度，增加基礎科學研究投入，提升研發效率。中國研發強度目前已經達到GDP的2.18%，但仍低於日本的3%和美國的2.7%。此外，中國研發中基礎科學研究經費只佔研發總額的6%，遠低於美國的17.2%和法國的25%。未來中國應該明確將研發強度作為高品質發展重要指標，並明確規定中國的研發GDP佔比應該逐漸提升到3%之上；在不斷提升研發強度的同時，更應該增加對基礎科學的研究，形成在關鍵技術和領域的產業供應鏈閉環。與此同時，強化智慧財產權保護，鼓勵研發人員從事難度大、週期長、風險高的底層技術和基礎技術研究，營造良好的研發生態，讓創新主體敢於創新、樂於創新。

第五，減稅降費、鼓勵創業創新、明確民營經濟重要性和定位是一項長期工作。減費減稅能夠增加消費意願和投資意願，提升企業盈利表現（投資資本收益率）。企業稅收方面，建議削減企業所得稅，真正減低企業稅負，提升企業效益，全面改善經濟微觀基礎；降低個人所得稅，提升消費和創新創業積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