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當前各種巨集觀經濟政策都必須首先對當下的GDP增長目標與經濟形勢做出自己的基本判斷。當前中國巨集觀形勢嚴峻，根據國家統計局釋出的指標，今年前三個季度以不變價格計算同比GDP增長率分別為6.4%, 6.2%與6.0%，第四季度增速破6具有較大的可能性，不少人甚至在擔心2019年全年的GDP增速是否會跌到6%以下。 對比一下，2018年的四個季度的GDP增長率分別為 6.8%、6.7% 和、6.5%，與6.4%， 2018年的年度真實GDP增速為6.8%，創下1991年以來的歷史最低點。一個很自然的問題是：我們是否要保第四季度GDP增速6%？或者至少要保2019年全年增速6%以上？

著名經濟學家餘永定教授最近在《財經》雜誌上撰文《經濟增速已滑至6%，該剎車了》，提出我們國家應該採取積極有力的反週期政策，讓GDP增速不斷大幅下滑的趨勢“剎車“，要保6。該文引發很多討論，包括反對的觀點。比如野村證券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陸挺博士在《保6有必要嗎?能保6嗎?和餘永定教授商榷》一文中明確反對保6，列舉了諸多反週期刺激政策帶來的負面後果，認為保6既無必要也不太可能，若為此繼續之前的巨集觀刺激政策，只會帶來更糟糕的巨集觀後果。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劉世錦在題為《用刺激性辦法保6，還是用改革的辦法穩5》的某論壇發言中，談到自己團隊的研究認為2020年-2025年中國的潛在增長率都在6%以下，中國正在發生增長的長期趨勢性的下降，所以當前最好是用制度改革的辦法應對長期趨勢，而不是繼續使用反週期的巨集觀調控政策保6%的增長。

我個人比較贊同餘永定老師的觀點，主張政府應該出臺相關舉措，力保增長。首先需要說明，餘永定老師的觀點，核心主張在於保增長的政策傾向，6%這個數字在當前政策討論下是一種觀點符號，本身不應做過度解讀。6.05% 還是5.95%, 這不是重點。在那些反對保6的學者當中，一部分人主張廢止所有的反週期刺激政策甚至進行逆向操作，而另一部分學者，包括陸挺與劉世錦在內，都不反對當下采取一定的反週期巨集觀調控政策，都認同防範中國經濟“硬著陸“的重要性。那麼與後者觀點相比，餘永定教授與之真正的分歧之處在於，我認為，中國政府當下是否應該繼續實施積極巨集觀政策，甚至比前幾個季度強度更大的反週期巨集觀干預。為了使得討論不至於失焦，我認為，從政策實際操作的角度，將中國今年第四季度GDP增長目標定為6%、或者退一步，至少2019年全年的GDP增長目標定為6%，並無不可。我的理由主要有六點。

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副院長、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

第一，我們需要認真反思檢討過去幾年“三去一降一補”的供給側改革的實際執行過程與相關實際效果，並根據當前形勢與未來趨勢，及時做出積極改善與調整。“去產能、去槓桿、去庫存、降成本、補短板”的供給側改革，出發點是好的，方向是對的，目的是想減少資源錯配，做好改革，提高效率，防範金融風險。

但是，在實際的操作執行過程中，“三去”和“一降”的力度都比較大，實際效果屬於緊縮性的政策，在經濟下行壓力增大，週期性波動低谷時期，非常不利於經濟的提振（如何看待當下的巨集觀經濟政策，是寬鬆的還是緊縮的？）。加上環保等結構性改革力度的加大，大力“反腐”以及非經濟發展考核所帶來的地方政府官員的經濟建設上的“不作為”傾向，都導致企業經營成本提高、經濟環境吃緊。

比如，所謂“一降”，即降成本，表面看是說減稅負，中國也的確需要減稅，但是實際操作過程中，由於某些顯性稅收收入相對降低，而稅收收入增長依舊是考核相關官員經濟政績的一個重要指標，再加上因為整治地方政府債務率，在“去槓桿”的壓力下，導致各種隱形稅收提高，在很多地方企業與居民所面臨的實際稅收負擔並沒有減低，而在那些真實稅收收入的確下降的地方，不少政府投資專案被迫流產或者半途停工，實質是緊縮性的財政政策。諸如這樣“事與願違”的實際操作過程中的政策失誤不少。“去槓桿”的力度更是導致大量企業資金鍊收緊，企業與地方政府的投資受到很大影響。

我認為，我們需要更加寬鬆的結構性政策，多在“補短板”方面考慮，補中改革，才是增量改革，並在對應投資中化解一部分產能與庫存，吸收就業進入部分較新有潛力的產業，達到同時平穩短期經濟和促進長期增長的目的。穩增長應該不等於強刺激，不等於標準反週期凱恩斯政策，還應該包括如何做中長期生產性的投資，促進低品質向高品質的產業升級，促進消費需求的增量舉措，這部分還是需要足夠寬鬆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環境下才可以更好地實現。

第二，我認為國內學界目前有種對經濟增長速度重要性的低估傾向，有種似乎低速增長有利於經濟改革的潛含判斷，對此我不敢苟同。中國作為一個人均收入大概在美國20%的發展中國家，不重視經濟總量的必要增速是錯誤的，以為實現中高速增長很容易的想法也是錯誤的，那是被中國四十年高增長慣出來的富貴病。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經濟增長速度不夠快，不是政府意願問題，而是能不能的問題。落入低速增長以後想再回升到中高增速會格外吃力。保持必要增速是促進改革，而不是拖延改革。因為當蛋糕增速顯著下降以後，如何分蛋糕就變成了一個重要的矛盾，不僅容易影響社會穩定，而且讓本來可以進行的很多改革，包括增量改革，因為這些加劇的利益衝突反而無法推進。特別是，降低甚至放棄增長目標，並不自動帶來有利的改革，經濟發展的動力並不自動增強。有學者以中國經濟總量大，即使較低的經濟增長率也能帶來每年較大的絕對增量為理由，弱化“保增長”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對此邏輯，我堅決反對。真正應該比的是人均真實GDP的上升幅度，而不是GDP總量的絕對增幅。正因為中國的人均收入很低，還存在巨大的技術模仿空間，在很多地區勞動力成本依舊低廉，而且制度和政策有改善的空間，所以我們的後來者優勢並非已經枯竭，經濟增長潛力目前應該仍然超過6%。如果在目前的發展階段，讓公眾與決策者都形成一種普遍性的中國增速預期低於6%，那麼很有可能會導致社會投資與消費信心不足，讓悲觀的預期自我實現。

第三，現在有不少學者，特別是反對保增長的學者，通常是根據Solow單部門增長模型的標準做法估算我們全國的投資回報率，估算TFP增長速度，然後發現投資回報率降低了，就以此為主要定量證據說中國投資過多了，投資效率太低了。雖然這是國際標準做法，發達國家也這麼分析，但是我們必須有多部門的結構轉型與產業升級的發展中國家視角。

具體來說，你是否可以假設一個高速增長的發展中大國的總量生產函式的函式形式是外生給定而且不隨時間變化的? 標準TFP估算方法基本都做了這樣的假定，比如假設CD生產函式並且固定不變的資本產出彈性。這對於增速較低的發達國家可能是一個較好的近似，但是高速增長國家比如中國，產業升級與結構轉型是很快速的，細分產業的生命週期較短，因此產業構成的變動就比較快，所謂總量生產函式，是建立最終GDP與當期生產要素如資本與勞動之間的函式關係，新結構經濟學認為這個函式形式應該是內生的，內生於產業結構的，也受到各種政策與扭曲的影響（比如，Ju, Lin, Wang, 2015,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沒有理由認為這個總量函式的函式形式必然是不隨時間變化的，那只是Solow Model的一個數學假設。

既然函式形式可能隨時間變化，那麼你在假設總生產函式形式不變的前提下估算TFP增長率，經濟學含義是什麼? 作何解釋?什麼叫資本的邊際產出? 這方面的學術工作也請參考Michele Boldrin 與 David Levine的一系列工作。技術絕大多數都是嵌在資本里面的，機器或者其他資本，把包含不同技術的不同種機器在不同的使用壽命下用對應價格加總起來本身就會有很大的誤差，TFP的高低顯然會反向體現出對資本與勞動的資料衡量的精準度。很遺憾，看到國內太多的學者談論TFP與投資增長率，卻沒有思考過這些基本問題，原因是把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巨集觀與增長模型假設為只有定量區別，沒有結構區別，即使有結構區別也假設成外生給定的區別。當然，如何更好地估算投資效率，增長效率?我們還需要進一步研究，但總體上，我更加相信對企業，細分產業的TFP估算和投資效率估算，而對那些一上來就做總量估算的模型表示審慎。有趣的是，不少這樣做的學者一方面用不講結構的巨集觀模型做定量分析，另一方面卻又大談結構性問題。

第四，反對保6或者反對使用反週期巨集觀政策的學者當中，有很多人都把過去十年中國GDP增速下滑主要歸因於內部體制與結構的長期問題，而非外部環境影響與週期的短期問題。但正如林毅夫教授指出的，若主因是諸如國有企業、土地、戶籍、老齡化等內部體制與結構的問題，就很難解釋為什麼同一時期內世界上還有那麼多經濟體同時經歷較大的增速下滑。比如中國GDP增長率從2010年的10.6%降到2016年的6.7%，同期金磚國家中的俄羅斯從4.5%降到-0.2%， 巴西從7.6%降到-3.6%， 印度從10.3%降到6.6%。日本從4.7%降到1%， 亞洲四小龍中的新加坡同期從15.2%降到2%，中國臺灣從10.8%降到2.3%，南韓從6.5%到2.3等等。這些經濟體中很多並沒有中國的國企、土地、戶籍、老齡化等結構性或體制性問題，但同樣經歷增速的大幅下滑。而且，同時期這些經濟體，連同美歐等發達國家，幾乎無一例外都採取了反週期的巨集觀政策加以應對。另外，正如我2018年在《中國經濟增速下滑主因是需求還是供給》一文的模型分析所示，如果是總需求不足導致相對衰退，那麼價格下降；而如果是總供給不足導致，則價格應該上升。而我們過去10年主要是通縮壓力而非通脹壓力，這說明我們主要問題在於總需求的不足，而且實際產出應該低於自然產出，否則四萬億等一系列擴張性刺激政策應該帶來通脹而不是通縮，更不應該在需要擴張性政策時反而執行緊縮性的順週期政策。當然，我們必須正視供給端存在各種制度、技術與結構方面的重要扭曲與短板問題，但必須把邏輯想清楚，對症下藥，把改革與反週期的關係協調好，而不是對立起來，把所有問題都籠統地歸因於體制問題，那樣做，要麼是思維懶惰，要麼是意識形態，把不同於發達國家現行的體制與做法統統理解成扭曲。新結構經濟學主張，討論“政策扭曲”，首先要考慮它們的內生性問題，需要結合經濟發展階段、內生結構，與外部環境同時加以考慮。

第五，反對保6的學者中另一個比較普遍的看法是我們的基礎設施投資已經過度，投資回報率低下。如何定量評估基礎設施的回報率一直是經濟學中的難點問題，主要因為其作為公共品的外部性、作為耐用品的回報率期限比較長、除經濟收益之外的其他收益，以及需要考慮一般均衡效應。上海與北京之間的高鐵運營即使經濟賬面上虧損，也不見得就證明不需要這條高鐵。

當然，我們確實需要考慮防止浪費性基建的問題，需要有一套合理的機制保證在事前論證，事中監督和事後評估的流程儘量規範化，實質化，專業化。儘量減少低效率投資。這很難，但別無他法，不能因噎廢食。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來說，硬體基礎設施並不僅僅包括“產業中性”的生活用途的道路、公園、下水道，而且也包括“產業非中性”的基礎設施，比如電動汽車的充電樁、比如專門服務某個特定產業園區的道路、碼頭、電站與通訊基站。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們還存在大量技不如人的“追趕型”產業，還有很多的產業短板，這些都需要繼續投資相關產業的軟、硬體基礎設施，趁著週期低谷時相對低廉的投資成本良好時機，助力更多的企業進入這些短板產業。

第六，為保6增長的正確的短期巨集觀政策與促進中長期發展的制度改革並不矛盾，甚至是相輔相成，正向激勵的。比如人口老齡化問題，我個人認為生育率應該馬上徹底放開，一胎化的政策帶來的負面效應已經越來越強。我看不到任何一條站得住的理由在現在還要控制中國的生育率。放開生育率以後，還將會有利於提升短期與長期的消費需求。

再比如，我的研究發現，殭屍企業在各自行業的所有企業數目中所佔比重，上游產業最高、下游產業最低 （王勇、2017），與中國的“垂直結構”問題，即上游產業國企壟斷，下游產業民營主導並開放（李系、劉學文、王勇，2014），在邏輯上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改革的方式就是要打破那些與國防戰略安全並無實質關聯的上游產業的行政壟斷，允許民營企業進入，更加充分地競爭，這樣才能優化上游產業的效率，進而通過投入-產出表的產業關聯，有利於促進下游產業的發展和整體經濟的高品質增長。

此外，隨著中國“領先型”、“換道超車型”、“戰略型”這三大類的產業比重越來越高，自主研發與創新的重要性與切迫性與日俱增，而我們國家在智慧財產權保護、創新人才培養、高品質的基礎教育、落後地區的義務教育的普及等等方面仍舊非常落後，需要大力進行制度性改革與大量追加投資。人力資本投資是回報率最長、折舊率最低、最能增加幸福感的擴張性政策，人力資本投資不僅包括學校教育、職業培訓與文化藝術旅遊產業的發展，還包括在醫療、體育、養老等產業上的健康投資。

□王勇（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副院長、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