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在世界經濟復甦乏力、發達經濟體政策外溢效應變數和不確定性因素增加的國際背景下，雖然面臨國內產能過剩、企業利潤率下滑、內需動力不足、金融風險不斷積聚等諸多困難，但是中國經濟總體保持平穩較快增長，經濟結構繼續優化，就業基本保持穩定。預測2020年中國GDP增長率略微下降，總體保持平穩發展。
趨勢判斷
從定性因素上分析，這種微幅波動下降的背後原因主要有：一是當前中國經濟已經進入高品質發展階段，同時也進入了微幅波動階段，隨著中國經濟規模和GDP基數大幅提高，資料對外部衝擊的敏感性有所減弱；中國政府對經濟調控手段逐漸成熟，巨集觀把控能力日臻完善，因此2020年GDP仍將保持微幅波動狀態。二是近年來，由於中國的勞動力、資本和全要素生產率（TFP）的增長率均維持低位執行，說明中國潛在經濟增長率小幅下滑，經測算，2020年中國潛在經濟增長率繼續小幅下滑，因此，若國家不出臺強有力的刺激政策，那麼中國經濟實際增速將在其潛在增長軌跡上執行。三是從需求側來看，雖然以“網際網路+”為核心特徵的消費新業態發展形式欣欣向榮，高新技術製造業和高技術服務業產業升級加快，但由於規模和時滯等因素，新的發展動能短期內難以完全抵消結構調整的負面影響,新舊動能轉換不可能一蹴而就；另外，中美貿易摩擦帶來的投資不確定性和外部需求減少等不利影響短期內難以有效消除。四是從經濟先行指數角度來看，通過經濟先行指數來判斷經濟執行趨勢，是國際學術界進行經濟預測的方法之一，根據中國社科院數技經所的中國經濟先行指數（該指數由32個子指標構成），2020年中國GDP增速將呈現微幅下降之趨勢。
政策建議
為了應對2020年複雜多變的經濟形勢，提出以下四點建議。
第一，深化改革，積極培育壯大經濟增長新動能。
進一步深化改革，開啟新一輪改革開放新週期。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加快推進市民化程序，縮小常住人口與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差距；通過開放實現國企、民企、外企等市場主體的公平競爭和優勝劣汰；推進市場化程序，確立市場機制的決定性作用，促進人口、土地、技術等要素自由充分流動；以中美貿易談判為契機，降低關稅、放開行業投資限制、加強智慧財產權保護，大規模減稅降費，從碎片化、特惠式減稅轉向一攬子、普惠式減稅，進一步提高企業和居民的獲得感。
第二，促進投資合理有效增長。
固定資產投資是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和保障，2020年，中國需要保持固定資產投資合理增長，充分發揮投資對擴內需穩增長調結構的積極作用。
一是切實把穩投資方向，促進投資提質增效。中國剛剛進入中高收入階段，工業化與先進國家相比尚有較大差距，城鎮化水平尚不足60%，還需要大力推進工業化和城鎮化，投資的重要作用不容低估。當然，新時代面臨新矛盾新問題的挑戰，要充分認識到，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條件也發生了深刻變化，主要依靠大規模資源要素投入推動發展會加劇經濟失衡局面。全面提升經濟增長品質和效益已成為新時代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核心任務。投資發展方式要從規模速度型轉向品質效率型，投資結構調整要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並舉，發展動力要從主要依靠資源和勞動力等要素投入轉向改革推動和創新驅動。促進投資為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提高供給體系品質，實現供求結構的動態平衡發揮應有作用。
二是發揮政府投資對結構調整的引導作用。政府投資不僅對總量經濟逆週期調節具有重要意義，對產業結構調整也會發揮積極作用。在改造提升傳統動能、加快培育新動能、促進新經濟發展、推動新舊動能轉化方面，中國已建立各類政府引導基金。要進一步提高政府引導基金的政策效應和引導效應，強化政府引導基金的市場化運作，實現政府與市場的有效合作和資源互補，實現資金規模的槓桿放大，有效防範應對引導基金風險。健全融資擔保服務體系，以中央和省級財政資金為主體，設立中小企業信用擔保基金，重點支援中小企業融資擔保機構的設立與發展，完善融資擔保風險補償機制，放大融資擔保功能。
三是制定有效政策，促進技改投資擴大。以裝置更新改造為主的技改投資是啟動投資復甦，遏制經濟下行的重要力量；要制定有效政策，如實行快速折舊制度，減少折舊年限，大幅提高企業購入儀器裝置稅前扣除上限，促進中央預算落實並帶動企業增加技改投資，使企業緊跟技術快速升級換代步伐，適應技術革命迅猛發展的新形勢。
四是消除體制機制障礙，激發民間投資活力，促進新經濟發展。發展新經濟是加快培育新動能，擴大投資空間，優化投資結構的關鍵舉措。推進製造業的智慧化、數字化，發展產品定製、零部件定製、柔性製造、個性化製造等，加強核心技術和關鍵技術的創新研發、成果轉化和產業化，打造新經濟創業平臺和公共服務平臺，促進雲端計算、大資料等新一代資訊科技改造提升傳統產業，發展符合市場需求的新興產業等，無疑將極大地擴充套件投資空間。進一步推進改革，創造良好的巨集觀政策環境和市場環境，落實減稅降費措施，發展普惠金融，將有效激發企業投資活力並帶動民間投資，促進新經濟投資持續增加。
第三，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益。
在目前的經濟形勢下，要化解財政收入放緩與剛性支出之間的矛盾，提高積極財政政策的效能，擴張財政支出不能單純提高赤字，而是需要將增加規模和調整結構相結合，通過加大支出結構調整力度增強支出的逆週期調節效應。也就是說，提高財政支出政策的有效性，不僅需要增加支出規模，更需要在防範和化解重大風險前提下有針對性地擴張支出，通過優化支出結構來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益。
具體而言，優化財政支出結構需要：繼續加大扶貧、社保、教育、環保、醫療衛生等投入來力保提升民生保障水平，減輕居民生活壓力；繼續增加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促進區域財力均衡來加快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不斷增加科技創新投入，完善鐵路、公路與水運、機場、水利等基礎設施建設投入來助力結構調整；主動調減一般性支出來壓低公共產品供給成本，嚴控“三公”經費預算。此外，還需要加強和完善財政資金管理和使用方面的制度建設。加強績效管理，加快建立全方位、全過程、全覆蓋的預算績效管理體系，實現“花錢必問效、無效必問責”；加快扶貧資金動態監控機制建設，提高扶貧資金使用效益；探索建立支出政策評估體系，綜合評價支出效應；建立專項資金退出機制，打破支出固化格局等。
第四，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營造良好創新生態。
要以新一輪消費升級換擋為契機，打造以需求為導向、企業為主體的產學研一體化新生態，以大型科技企業為龍頭推動形成開放、協同、高效的共性技術合作研發平臺，推動基礎科學與技術創新協同進步，加強中國產關鍵技術產品攻堅步伐，加快建設一批世界級製造業創新中心。同時，穩步提高科技投入力度，加強科技資源優化配置。重視基礎研究，尤其是要加強從0到1的顛覆性技術和基礎理論、基本研究方法的探索研究。大力弘揚科學精神和創新文化，激發企業家創新精神和企業主體創新活力，大力促進科技成果轉化，加大智慧財產權保護力度，完善創新生態和科研生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