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社會的正義，不應該由任何一個推崇單邊主義法則的國家來主導。
12月11日，在美國的“不懈努力”下，世界貿易組織的“最高法院”世貿上訴機構正式陷入癱瘓。而貿易爭端機制功能的失效，也意味著世貿組織不再可能履行其成員賦予的職責了。世界貿易組織（WTO）也面臨著成立24年來最大的危機。
從1947年的《關稅總協定》，到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的成立，美國在世貿組織的組建和規則制定方面的作用不可被否認。但當近年來美國在自己制定的規則中屢屢受挫時，世貿上訴機構就成為了“濫用權力”、“壓榨美國”的代名詞。
而一個不能以美國利益為先的組織，被毀掉也是早晚的事情。但僅憑美國的一意孤行就能讓世貿組織陷入癱瘓，也讓我們看到了當今多邊貿易體制的脆弱。
濫用一票否決權，阻擾上訴機構人員的任命。根據WTO爭端解決機制的基礎性檔案——《關於爭端解決規則和程式的諒解》第17條的規定，上訴機構常設7名法官，每項裁決最少由3名法官作出；法官任期4年，可連任一次；
近兩年來，世貿組織幾乎每個月都開會討論法官補選議題。其中有110多個成員提出了啟動上訴機構新法官遴選程式的提議，但美國一直以“越權裁決”、“審理超期”、“超期服役”等各種理由，連續29次否決了啟動新法官遴選程式。
釜底抽薪，大幅度砍掉上訴結構的預算根據世貿組織的資料，美國在世貿組織的年度預算超過了任何其它國家。2019年為2270瑞法郎（約2280萬美元）。而預算也被當做了政治工具，顛倒了政策實施與財政保障的關係。
早在今年11月份，特朗普政府就曾威脅要否決世界貿易組織2020年預算案。而這份預算中，美國表示將支援WTO2020年的預算是1.972億瑞郎（1.976億美元），但條件是為上訴機構成員支付的薪酬和運營資金都不得超過10萬瑞郎，這個數字比原預算整整減少了87%。
而美國政府給出的理由是，上訴機構已經越權並威脅到了美國的主權。而上訴機構成員超過30萬瑞郎的年收入，也讓他們有動機拖延處理案件來增加收入。
除了否決法官任命外，美國還提出了一項“非市場政策行為及對WTO的挑戰”的議程，稱非市場行為導致貿易扭曲，對多邊貿易體制構成嚴重威脅，要求成員國聯手應對。
這也是美國第五次提交該議案，要求取消部分發展中成員的特殊與差別待遇。而美國總統特朗普更是多次將WTO比作一場“災難”，稱“世貿組織讓美國幾乎沒法做生意”。
賊喊捉賊，真正叫囂著非市場經濟行為和扭曲貿易的人，往往也是最擅長做這些行為的人。比如，某國經常藉口國家安全為由封殺別國企業，無視WTO規則和自身承諾擅自加徵關稅等。
而至於取消發展中成員的特殊待遇與差別待遇，其實就是美國推行單邊主義，遏制不斷崛起的發展中國家的託詞和藉口。
由於總體上處於全球價值鏈的低端，發展中國家不論是收益還是對國際貿易的影響，與發達國家相比都是不平衡、不對稱的。而發展中國家對本中國產業的支援，支援能力、作用、效應本身就是有限的。
相比之下，發達國家對本國企業支援的影響要有大的多。有資料顯示，2019年5月，美國的非農產品進口，有45%需要與接受美國國家補貼的企業競爭。這些補貼形式包括財政援助、國家貸款、稅收和社會保險減免等。而中國的補貼比例只有23.9%，只佔美國的53%。
不僅如此，美國等發達國家的鉅額農業補貼，幾十年來一直扭曲著國際農產品貿易正常交易。所以，就算要取消特殊和差別待遇，第一個該取消的不應該是補貼最多的國家嗎？
WTO作為一個管理貿易政策的組織，首要任務應該是抵制貿易保護主義。而在經濟全球化逆流、單邊主義、保護主義的共同衝擊下，改革也是勢在必行的。
但改革應該是所有成員共同協商推進的，而非成為某個國家約束他國、發展單邊主義的工具。
面對世貿上訴機構的癱瘓，各成員國也第一時間做出了反應。除了呼籲儘早恢復上訴機構的運轉外；最主要的還是提供建議，以確保停運期間貿易爭端的有效解決。
歐盟委員會對爭端機制的受阻表示了遺憾。同時，歐盟也為仍然維護世貿組織規則的貿易伙伴提供了臨時上訴裁決建議。
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也表示，中國正在研究上訴機構癱瘓期間處理世貿組織爭端案件的臨時方案，爭取儘快回覆爭端解決機制的有效運轉。
另外，有117個成員國呼籲立即啟動遴選，強烈要求儘快恢復上訴機構的正常運轉。
當然，即使在上訴機構癱瘓的情況下，除專家組的程式外，成員們仍有權使用DSU（《爭端解決諒解》）所規定的的仲裁。雖然仲裁不同於上訴審理，但也至少可以保持兩級審理的爭端解決機制，避免世貿組織完全按照美國的預想走，陷入真正的癱瘓中。
世貿上訴機構的存在，對於尊崇多邊貿易體制的國家來說，價值連城；對於推崇叢林法則的國家來說，一文不值。對於世界貿易組織來說，上訴機構的癱瘓可能帶來不可彌補的損失和難以預料的後果。
國際社會的正義，不應該由任何一個推崇單邊主義法則的國家來主導。而明珠雖暫時落灰，但終究會重回正軌、主持正義，罪魁禍首的陰謀必不會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