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講我們講了中國經濟崛起的奧祕。西方進入創新經濟、中國的土地財政，這兩個事情正好在同一時期發生，讓中國的供應鏈網路成長起來了，於是帶來了中國經濟的崛起。

但近些年，部分製造業開始從中國向東南亞轉移，這帶了一種新的擔憂，就是中國會不會像拉美國家那樣，陷入到“中等收入陷阱？”

這一講，我們就會展開來講，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製造業集聚區，這種產業格局是終局性的。也就是說，很難會有新的製造業集聚區能夠崛起，來取代東亞聚集區的位置。

這種產業格局，也讓世界經濟秩序發生了深刻變化。

以前，世界經濟秩序是以西方世界為中心的，是一個“中心到外圍”的結構。而現在的世界經濟秩序，產生了中國這樣一個副中心，並且形成了一個新的雙迴圈結構。

“中等收入陷阱”在中國不可能出現

我們先說第一個話題，中國經濟在崛起之後，會不會陷入拉美國家那樣的“中等收入陷阱”。

上一講我們說了，中國的崛起，主要是形成了一個製造業的供應鏈網路，這個網路是由無數家中小企業組成的。

其中，單個小企業是高度專業化分工的，作為微觀個體，它們確保了生產的效率。

這些小企業之間又互為配套，不斷動態組合，形成一個供應鏈網路，這個網路確保了生產的彈性。

供應鏈網路的規模越大，意味著其中的小企業越多，專業化分工的程度就越深，生產的效率也越高；同時，互為配套的組合可能性也就越多，彈性越好。

要論規模，中國具有絕對的優勢。

當下的中國有著超大規模的基礎設施，超級發達的物流能力，超級完備的產業鏈，超大規模的人口資源，其中絕大部分人都有著強烈的改變生活改變命運的慾望。

這就帶來了超大規模的發展動力。

在外貿領域，由於中國所承接的需求都是面向全球銷售的，因此下游的承包方也是面向全球市場生產的。

在內貿領域，網路平臺、電商的出現，再加上中國的超大規模市場，使得任何看似需求極低、很少有人會買的產品，在中國都能找到市場，充分體現了“長尾理論”效應。

這就催生了大量以前根本不存在的分工，讓供應鏈網路的效率和彈性繼續放大，分工深度和彈性程度，達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

你用的iPhone手機就是個很好的說明：“iPhone生產所需的整條供應鏈現在都在中國。你需要1000個橡膠墊圈？隔壁工廠就有。你需要100萬個螺絲釘？隔街工廠就有。你需要對螺絲釘做一點小小的改動？三小時就行了。”

這意味著什麼？意味著創意要想落地，所需要的製造業的整體生態，都在中國。

王煜全先生在“得到”的訂閱專欄裡面也講過，現在的投資人要考察一種創新是否有能力落地，甭管你是哪裡發展起來的創新，都要看你在深圳是否有辦公室。這都是最直接的例子。

近些年，這個供應鏈網路的範圍已經超出中國，以整個環中國海地區的東亞為單位。

中國從其他東亞、東南亞國家和地區大量進口零部件、半成品，在中國完成總體組裝，再向全世界出口，整個東亞被整合為一個巨大的製造業集聚區。

“世界工廠”這名頭應該屬於整個東亞製造業集聚區。

幾年前人們一直在講中國對美國有鉅額的貿易順差，每年有比如兩千多億美元。

但實際上，這兩千多億美元順差的背後是中國對東南亞國家的一千幾百億美元的逆差，我們是代表著整個製造業集聚區形成了對美國的順差。

在供應鏈網路擴大到整個東亞的過程裡，也有部分製造業開始從中國向東南亞轉移。

這就帶來了我們開頭說的問題，人們擔心中國經濟會不會也陷入到“中等收入陷阱”。

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是對20世紀中後期以來，拉美、東南亞等一系列國家的發展過程的總結。

之所以會有這麼個陷阱，是因為發展中國家的製造業，都是以國家為單位的，每個國家自己搞一攤，各國的成本結構都是一樣的。

一旦國家達到中等收入，它的勞動力價格上漲了，土地價格一定也會上漲，總成本就會上漲。

而其他還沒有進入中等收入的國家，總成本仍然比較低，製造業就會轉移到那些地方，中等收入陷阱就出現了。

但實際上，中國目前出現的製造業部分轉移，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轉移走，而是整個供應鏈網路在東亞內部進行重構。

焦點不再是國家經濟，而是微觀層面的企業，以及超國家層面的供應鏈網路。雖然有些企業在搬家在轉移，但它們只是在改變自己在供應鏈當中的位置以及地理佈局，但整個供應鏈網路作為一個整體，並不會受到本質影響。

中國壓倒性的規模以及完整的產業結構，使得這個供應鏈網路的中心始終在中國。

傳統經濟學當中，認為經濟的成本包含三個要素：土地、資本和勞動。制度經濟學又引入了“交易成本”這個變數。

而以中國為中心的供應鏈網路，又重構了交易成本的內涵。因為供應鏈網路是極其龐大、複雜的，假如不能有效地管理供應鏈的話，就沒法有效控制成本。

因此，勞動力和土地的價格已經不是製造業成本中最具決定性的要素了，供應鏈的管理能力，成為一個新的要素，而且它的重要性越來越高。

所以，21世紀以來，雖然中國勞動力和土地成本和上世紀80年代相比大幅上升了，但製造業卻仍然能快速地發展。

在這個基礎上，可以大膽假想，伴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中等收入陷阱這個問題可能已經不存在了。

東亞製造業集聚區的出現，使得生產不再是以國家為單位展開，集聚區內各個國家之間都在進行大規模的半成品貿易，而這個集聚區形成的前提，是西方的創新經濟。

因此，從創意、到生產、再到分銷等等各個環節，都進入到了跨國分工、乃至全球分工，這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

所以說，中等收入陷阱存在的前提已經被取消了。

那麼，接下來的問題是，這個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製造業網路，會不會被其他地區取代。

由於供應鏈的規模效應，在可預見未來，除非出現某種今天完全無法想象的新技術，否則沒有什麼新的製造業集聚區能夠崛起，與東亞進行全面競爭。

中低端製造業向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集聚區的轉移，在這個意義上是終局性的，進得來出不去。

為什麼可以做這麼大膽的預言呢？有兩個原因：

一方面，現有東亞集聚區的製造能力，已經能輕易滿足全球的需求，新崛起的地方很難與東亞就製造業進行競爭；另一方面，其他地方若想重複中國崛起的歷程，大規模承接外包需求，它也必須有大量已經建好的，但又幾乎空白的開發區，否則供應鏈體系無法成長起來；但上一講我們也解釋了，這種以國家為單位的開發區建設，在中國以外是根本不可能出現的。

當然了，也不是說任何型別的製造業都不能轉走，那種對供應鏈要求不高，並且對於遠距離物流成本敏感的製造業，就能轉走。

一種產品對物流成本是否敏感，有個很簡單的判斷標準，就是單位重量的產品售價。

如果售價比較高，就不敏感，比如手機；如果售價比較低就敏感，比如玻璃、低標號水泥、粗陶瓷之類的。

像玻璃、水泥這樣的產品適合就近生產，不適合在距離銷售市場很遠的地方生產，這樣物流成本太高，不划算。所以這樣的產業能夠被轉走，也應該轉移走，這符合經濟規律。前一陣福耀玻璃向美國轉移就是很好的例子。

但要注意啦，福耀玻璃轉走的是面向美洲市場的生產線，面向亞洲市場的生產則不會轉走，因為它要就近生產。

至於部分工廠從中國向東南亞的轉移，這是東亞製造業集聚區在內部進行的結構性調整。

比如在2012年之前，中國是耐克鞋的最大出口國，之後則成為了越南。這並不是說耐克鞋的整個生產流程都在越南完成，只是最終工序在越南完成。

越南在這個產品的生產工序上，是依靠整個東亞集聚區來完成生產的，這樣才能使耐克鞋的生產效率最大化。

所以，製造業向東南亞的轉移，就相當於這個供應鏈網路的半徑擴大了，但仍然是是中國為中心的。

所以可以說，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製造業集聚區，是終局性的，它很難被取代。

這就帶來了世界經貿秩序的一個深刻變化，從以前的“中心-外圍”的結構，變成了雙迴圈結構。

中國成為“雙迴圈”經貿結構樞紐

“中心-外圍”結構是美國學者沃勒斯坦提出的一個概念。

他認為，從工業革命以來，西方發達國家成為中心地區，其他國家和地區是外圍地區。

中心國家主導著全球的政治、經濟、軍事、法律、技術等等各種秩序；外圍國家只能成為中心國家的市場和原材料殖民地。

由於中心國家的優勢地位，它們能在國際貿易當中獲得更高比例的收益，外圍國家則沒法完成足夠的資本積累，也就沒辦法擺脫悲慘的地位。

一直到20世紀末的經濟史，基本都符合這個“中心到外圍”的結構。

但是，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中國以無法想象的方式崛起了。

中國的經濟規模太大了，導致全球貿易結構開始變化，開始形成一個雙迴圈結構。

中國與西方國家之間的經貿關係構成一個迴圈：中國向西方國家出口製成品，從西方進口技術、資金以及各種高階服務業貿易，這個過程可以看作第一迴圈。

中國與其他非西方國家之間的經貿關係構成另一個迴圈：中國向這些國家進口原材料，出口製成品，這是第二迴圈。

這兩個迴圈都通過中國而聯絡起來：在“中心-外圍”結構下，西方國家直接與發展中國家進行貿易。

但是隨著創新經濟和製造業外包，西方國家逐漸開始去工業化，主打高階服務業，高階服務業不需要原材料的，只有製造業、尤其是中低端製造業才需要原材料。

而亞非拉這些外圍發展中國家，比較優勢就是原材料。因此，西方國家就不再直接和這些原材料國家發生經貿聯絡了。原材料國家只能和東亞集聚區的國家、尤其是中國進行貿易了。

中國因此成為全球經貿迴圈中的樞紐，脫離開中國這一環，全球經濟就沒法完整運轉起來了。

前面說過，在毛澤東時代，中國成為世界秩序的中介性力量，但那會兒還主要是政治上的中介性力量。今天，中國的中介地位已經擴充套件到了世界經濟領域。

我們可以說，“中心-外圍”結構下的“中心”，發生了裂變。

製造業秩序是中心國家必不可少的功能，過去是西方主導，現在變成中國主導了。

但全球經濟發展最根本的動力，仍然來自西方，中國的製造業大發展也是西方創新經濟的拉動，所以西方還是主中心，但中國已經崛起成為副中心。

這兩個中心，彼此之間不大對付，經常處在一種競爭關係當中。

於是，沃勒斯坦說的外圍地區，獲得了一種突破的可能性：

中國與西方國家都會從外圍地區爭取盟友。拉盟友肯定得給好處嘛，但這個好處不是簡單的援助，而是一系列的國際貿易談判程序，以及新的國際貿易規則安排，這些新的貿易規則，會讓外圍國家在貿易中獲得更多紅利，從而獲得新的發展空間。

這樣，中國的崛起就不僅僅是中國一個國家的事情了，而是對整個外圍國家都有拉動作用。

本講小結

回顧下這一講的主要內容。

中國的超大規模性，使得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製造業集聚區，是終局性的，是很難被取代的。

這進一步帶來了全球經貿結構的轉型，從“中心-外圍”結構，轉成“雙迴圈”結構，中國是雙迴圈當中的連線樞紐。

中國與西方的博弈關係，又使得過去的外圍國家獲得了新的發展可能性，中國崛起因此而具有了更加偉大的世界意義。

中國的崛起對於世界秩序的影響，不僅僅體現在對不發達國家的拉動，同樣體現在發達國家上；不僅僅體現在經濟層面，同樣體現在政治和社會層面。

2008年以來西方所面臨的經濟和金融困局，與中國崛起也有著深層的關聯，反過來對中國的內政外交環境又形成了一系列連鎖影響。這就是我們下一講的主要內容 。——施展《中國史綱五十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