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中國、歐洲央行不同，美國的政策利率不是由美國央行直接設定的。

當衰退的陰霾籠罩著美國經濟時，簡單的技術調整還是銀行間市場的真正流動性危機？這個問題現在已經被提出，這是一個令人擔憂的訊號。

提醒一下：上週二，紐約聯邦儲備銀行不得不緊急注資530億美元，以緩解銀行間市場的壓力。這是10年來的第一次，這是因為回購交易通常被視為金融車輪上的油。回購利率突然飆升至10%。

美聯儲的隔夜回購（Overnight Repurchase Agreement Operation），相當於中國央行的逆回購，美國商業銀行將有價證券抵押給美聯儲，從而獲得美聯儲釋放的現金，完成向銀行間市場“放水”的目的。

發生了什麼事?上週二，回購利率從週一的6%飆升至近10%，為歷史最高水平之一。這些業務是金融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是非常短期的貸款——通常是一夜之間——由安全資產擔保，主要是政府債券，因此在美國是國債。這些操作的利率突然上升，現在是美聯儲基金利率的四倍，有可能切斷這一資金來源。因此，它促使美聯儲進行干預，推出自己的“回購”要約，暫時在市場上購買債券，通過增加現金供應來降低再融資成本。

6天“放水”超4490億美元，約合人民幣將近3萬億元。美聯儲一頓猛操作，立刻令貨幣市場放心：這純粹是美國的技術問題，而且轉瞬即逝。

但自那以來，紐約央行已四次出手干預，以平息事態，並將向銀行“預支”約3000億美元現金。然而，情況可能會持續下去。美聯儲表示，它準備每天進行干預，至少到10月10日，每天干預750億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前夕，隔夜回購操作是美聯儲調節流動性的常規工具。而金融危機爆發後，美聯儲便開啟了量化寬鬆（QE），美元流動性氾濫，隔夜回購操作慢慢淡出了美國貨幣市場。

究其原因，是美國貨幣市場突然爆發的“錢荒”，美聯儲不得不重新“祭出”隔夜回購操作，向市場釋放短期流動性。

但，美聯儲的這一波隔夜回購操作的力度、持續時間都是非常罕見的。因此市場紛紛猜測，美聯儲是即將開啟了新一輪的量化寬鬆？

特朗普翻版1929繁榮？還是大蕭條？

經典名言說股市是國民經濟的晴雨表。

正是在19世紀末，氣象學的發展推動了人們對經濟和市場以規則的週期和季節形式發展的看法。隨後，股市專家成為“天氣預報”，預測經濟的陣雨和雷暴天氣。比如在美國，“動盪”，“季節”…而華爾街諺語“Sell in May and go away.”（五月賣出，轉身走開）是指5月份賣出股票，邀請投資者冬眠六個月，到11月的時候再買回來。80年代到亞洲金融危機之前，香港股市就有“五窮六絕七翻身”的“經濟氣象預報”；亞洲金融危機後，進入內地市場，更是把這一“預報”延續成“一平二揚三震盪四略降、五窮六絕七翻身、七上八下、九十開花、十一十二震盪延續”。

自然力量扮演著更大的角色：根據諾獎（經濟學）得主羅伯特·希勒與他的同事耶魯·威廉·格茨曼的研究，投資者離最近遭受地震襲擊的地方越近，發生地震的可能性越大。

投資者喜歡講故事，做情景並進行歷史比較。他們無法接受市場的不確定性和機會，並希望在恐懼中起個名字。自危機以來，這些世界末日的故事被稱為“長期停滯”（長期的經濟蕭條和低利率），“大蕭條”（模仿1929年的危機），“日本化”（九十年代金融泡沫破裂後，日本就知道了。這些幻覺，悲觀的敘述可以變成自我實現的預言：企業和個人越是堅持這些預言，他們就越有可能通過減少消費和投資來抗衡經濟衰退的可能性。

2006年，經濟學家魯裡埃爾•魯比尼首次用“大衰退”一詞來形容即將到來的下一場危機，即1929年股市崩盤後的長期(12年)蕭條。

2009年，這個詞成為“病毒式傳播”，成為最常見的報道字眼。羅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認為，在危機期間，“政客們將這種與上世紀30年代的相似之處作為要求央行支援的理由”。

羅伯特•希勒說:“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特朗普擅長講故事，讓聽眾緊張，吸引他們的注意力。”他所表現出的巨大信心是否會讓他的同胞和支持者更樂觀、更迅速地投資於華爾街?自從當選以來，特朗普在推特上用了2100多次形容詞“Great（偉大）”。“對特朗普表演的信心結束，可能經濟衰退也隨之而來。”

特朗普與美國第30任總統柯立芝(1923-1929)的名言“美國的商業就是商業”有相似之處。當時Twitter還不存在，但當華爾街崩盤時，卡爾文·柯立芝在電臺上發表講話，安撫市場。故事以1929年的崩盤嚴重結束，標誌“柯立芝繁榮”的終結。

1929年10月，美國股市崩盤，經濟危機席捲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隨之而來的是股票市場的崩潰和銀行的擠兌風潮，使美國經濟陷入絕境，資本主義發展史上最嚴重的一次全球性經濟危機就這樣爆發了。

隨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注：所謂的“柯立芝繁榮”時期是指卡爾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擔任美國總統期間所經歷的“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 1920)，但隨後美國經濟就在1929年開始了持續長達十年時間的“大蕭條時期”。

美國的積極財政政策

縱觀美國財政政策歷史，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是一個分水嶺，在此之前，美國奉行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推崇亞當斯密的“廉價政府”理論，主張預算平衡；而在此之後，財政政策開始逐漸成為重要的巨集觀調控手段，發揮刺激經濟、調節需求等重要作用。

針對20世紀30年代西方國家出現普遍性經濟大蕭條，凱恩斯提出要採用擴張性財政政策，以政府積極干預經濟的辦法來解決嚴重的失業和蕭條問題。

1938年，為補救嚴重的經濟衰退，羅斯福政府實踐了凱恩斯的理論，不斷擴大財政赤字，到美國國會通過為開支計劃撥款的立法時，財政赤字已經達到了29億美元。

1946-1960年杜魯門政府和艾森豪威爾政府採取補償性財政政策，主張在經濟蕭條時期增加財政支出刺激經濟，而在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時期減少財政支出，實現政府收支盈餘以抑制需求。這一時期的財政盈餘總額超過財政赤字總額，且赤字佔GNP的比例最高也不過0.5%。同時，這一時期美國經濟也沒有出現嚴重的財政赤字和通貨膨脹，但其經濟增長速度大大落後於西歐和日本。

1960-1980年肯尼迪和約翰遜執政時期，不再追求預算平衡，而將赤字財政作為常規手段，實行擴張性的赤字財政，這一政策的理論基礎是即使經濟衰退已經結束，潛在的未被利用的生產力仍然存在。自1962年到1969年的8年中，財政赤字迅速增加，赤字佔GNP的比重上升到10%左右。此後美國經濟陷入了“滯漲”危機，為了應對衰退，在1970年到1980年中，財政赤字繼續擴大。

80年代，里根政府提出“經濟復興計劃”和“星球大戰計劃”，大規模削減個人所得稅和公司稅，增加國防開支。里根的第一個任期內，財政赤字共計5999億美元，比前任卡特總統執政時期翻了一番，里根的第二個任期內，財政赤字再創紀錄，共計7674億美元，赤字佔GNP的比重超過4%。

90年代，克林頓上臺後推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短期通過增加投資、推動經濟轉型和實施增長戰略來增加財政收入；長期削減國防經費和聯邦行政開支，取消非生產性開支，實施增稅計劃。同時，網際網路興起帶動了美國90年代的經濟增長和失業率的下降，致使90年代美國經濟出現了低通脹和高增長並存的良好局面，並實現了財政預算扭虧為盈。

2001年小布什總統啟動了“10年減稅”計劃，這一計劃一直延續到奧巴馬的第一個任期。大幅提高國防支出，奉行供應主義政策，這一舉動不僅刺激了美國國內經濟復甦，同樣也引發了世界範圍內的減稅。

綜上來看，美國曾多次採用積極的財政手段，30、40年代的羅斯福新政，60、70年代的擴張性赤字政策、80年代的里根政府以及20世紀前10年的小布什政府和奧巴馬政府均是採用了較為積極的財政政策。

曾經，各國央行為了應對金融危機的影響，紛紛湧入流動性市場。當這些黑暗的記憶被喚起時，金融市場就會感到不安。

如果，全面量化寬鬆真的到來，希望投資者不要過於樂觀，期盼現在的“好日子”會繼續延續下去。 羅伯特·希勒曾警告說：“(現在的形勢)可能會像所謂的"柯立芝繁榮"(Coolidge Prosperity)時期那樣，可能情勢稍好一陣子，然後就走向非常糟糕的結局。”

100年的輪迴，歷史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