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鄧新華

最近，有經濟學者說：“減稅是不是好，要看稅收怎麼徵收怎麼用。”這位經濟學者說，美國在減稅，但是美國政府的債務越來越重，並且美國可以用多印美元徵收全球羊毛稅。也就是說，美國減稅，不還得靠借債和印鈔來補上嗎？日本還在“為了財政平衡”加稅。例如，2019年10月1日，消費稅稅率從8%上調至10%。日本加稅也沒事，反正老百姓很快就會適應。“日本加稅也不笨，是在加強基礎設施建設，趁機扭轉一下日本的債務危機。”

這位經濟學者搞錯了。無論是美國的例子，還是日本的例子，都無法用來質疑減稅。的確，美國減稅的同時，政府債務上升，可是這不能證明減稅不好，而只能證明美國政府做得不夠。美國應該大力削減政府開支，控制債務規模。同時，美元也應該保持穩健，以維護美元的信用。

而以加強基建、平衡財政來論證日本加稅的合理性，更是太過於缺乏邏輯。如果加強基建能重振日本經濟，那麼，這種論述還有一定邏輯。但實際情況卻是，日本化身“基建狂魔”已經三十多年了，但基建從來沒有重振日本經濟。《犬與鬼》這本書記述，日本連人跡罕至的深山都修建高規格的公路橋樑。通過加稅來加強基建、實現財政平衡，只會讓日本繼續維持錯誤的經濟結構，不可能扭轉危機。日本要實現財政平衡，應該減少政府開支，讓企業恢復活力才對。

還有一些專家質疑減稅，就說拉弗曲線是錯的。所謂拉弗曲線，是美國經濟學家拉弗提出的，意思是說，稅率太高，企業倒閉，稅源萎縮，反倒收不到多少稅；政府不如降低稅率，讓企業發展，稅源擴大，反倒能多收到稅。一些學者認為，有些稅率高的國家，反倒經濟發展得好。全世界稅率最高的北歐地區，恰恰是全球人均GDP最高的區域之一。

這樣說也沒有邏輯。北歐地區稅率高，並不能證明稅率高有好處。實際上，北歐地區早年並不是靠高稅率發展起來的，而是它們經濟發展起來以後，搞高福利，才把稅率搞高的。高稅率抑制了北歐的經濟活力。例如，北歐經濟本來居於先進地位，但在網際網路時代，高稅率的北歐卻完美錯過了發展機遇。北歐沒有任何網際網路方面大的創新，也沒有著名的網際網路企業。

很奇怪，明明現在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亟須減稅，為何卻有一幫學者說“減稅不一定好”呢？

不談論他們的動機，只從學理上看，他們對公共品有一種迷信。他們認為，稅率高，政府就可以多提供公共品，例如基建，這對經濟發展是有利的。

有學者認為非洲之所以落後，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非洲各國政府沒有搞好基礎設施。他認為，非洲各國政府應該更加有為。

他們沒有明白，決定經濟發展速度和品質的，始終是一個國家的市場化程度。非洲不是因為基礎設施不好而貧困，而是因為市場化程度不高、政府太有為，人們普遍貧困，才沒錢搞基礎設施。即便外力幫非洲國家修好寬闊的高速公路、鐵路，只要非洲的市場化程度沒有提高，那些公路、鐵路也只會落個閒置的命運。

曾經有一位記者問一名經濟學者，如果人口越來越多地湧向大城市，大城市的基礎設施就會不足，這個矛盾怎麼解決？這位學者回答說，城市從來就不是搞好基礎設施等著人來，而是吸引人來，才多搞基礎設施。這種觀點包含的經濟學智慧，足以反駁那些質疑減稅的論說。

基礎設施只能根據經濟發展預期來，如果脫離經濟發展預期大搞基礎設施，那隻會造成資源的雙重浪費——一方面企業賴以發展的資源減少，浪費了企業的機會，另一方面建成的基礎設施也閒置、浪費。

制度改革中，非常重要的一環，就是建立輕稅制度。輕稅制度下，企業發展得好，稅源廣，稅收才會多，政府才能有更多的錢提供公共品。（作者系財經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