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Andrew Mohl

澳洲經濟在過去的一年裡步履蹣跚。事實一再證明，澳央行的預測過於樂觀。

需求弱於預期，尤其是消費支出。私人投資繼續萎靡不振。工資和通貨膨脹低於預期。失業率呈上升趨勢。職位空缺正在減少。

到底發生了什麼? 這樣說可能不合時宜，或者政治不正確，但看起來是Hayne皇家委員會引發了一連串事件，導致了這種情況。

簡而言之，對皇家委員會的主要回應是守舊的信貸緊縮，類似情況我們至少有二三十年沒見過了。

銀行變得更加保守和不敢冒風險。獲得審批的貸款減少了，申請貸款的時間和程式也延長了。激進的監管機構，特別是澳洲證券和投資委員會對負責任貸款法例的解讀，令情況加劇。

這意味著，對於任何利率水平，現在可獲審批的信貸都比過去少，這反映對經濟的外在負面衝擊。

自澳央行1976年首次釋出資料以來，目前信貸增長處於最低水平，甚至低於名義國內生產總值。在皇家委員會調查出現之前的2017年，信貸總額增長了4.8%。在截至2019年10月的一年，信貸總額增幅為2.5%。以澳元計算，信貸增長每年減少約650億元。

結果，經濟因此放緩，而增長低於官方預測也就不足為奇了。

澳央行也加大了貨幣政策的力度，在不到四個月的時間裡三次下調現金利率，希望讓經濟增長恢復到預期水平。迄今為止，仍然徒勞無功。

貨幣政策是政府管理措施中的關鍵調整工具。全球金融危機後，澳央行迅速將現金利率降低了4個百分點以上，再加上財政刺激，保持了經濟增長。我們現在花費的寶貴貨幣彈藥顯然收效甚微。

可以說，如果沒有皇家委員會導致的信貸緊縮，就沒有必要降低現金利率。

這也把我們帶入了未知的領域。極低的利率對保守投資的退休人士和一般儲蓄戶來說是一種懲罰。資產價格上升令持有者受益，希望擁有資產的人卻感到絕望，因為價格進一步超出他們的負擔能力。

總體而言，儘管(或由於)現金利率下調，消費者和企業信心已經減弱。

唯一的例外是房地產市場，二手物業價格上漲，房市再次變得火熱，以至奇怪地澳央行行長現在似乎希望，從房市產生的財富效應可以刺激家庭支出。

更令人擔憂的是，金融市場預計，澳央行下一步可能會嘗試某種方式的量化寬鬆政策。在海外，實施量化寬鬆的結果充其量是好壞參半。一位著名的批評家認為，這可能是一個貨幣黑洞。這個實驗對我們毫無好處。

可以肯定的是，皇家委員會公佈了過去10年的一系列不當的財務行為，導致向客戶一次性支付了數十億元的賠償。為了處理這些補救程式，在法律、會計和法規遵循團隊方面的花費更多。

另一方面，經濟增長放緩意味著GDP的持續損失要大得多。如果假設GDP減少了0.5%到1%，那麼國民收入每年將損失90億到180億元。不是一次性，而是每年如此。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認真地問，公眾是否從這個過程中獲得了良好和公平的回報。

銀行家一直被視為壞人，這一點不太可能改變。他們對非財務風險的管理確實存在不足。

但金融系統是一個相互聯絡、錯綜複雜的系統。皇家委員努力打擊不當行為、敦促監管機構更積極地作出檢控，結果我們的銀行體系的風險承受能力和信用狀況出現變化，經濟也更加疲弱，我們對此不應感到驚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