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 | 劉俏
“如果我們迴避或是把中、長期結構性挑戰誤認為是中、短期巨集觀政策問題，就模糊了對中國經濟問題本質的認知。”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劉俏教授在第二十一屆北大光華新年論壇閉幕演講時提到。
劉俏認為，中國經濟本質問題，是經過高速增長階段之後，在工業化程序幾乎已經結束時，如何保持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速。這是中國經濟在未來必須直面的、最重要的第一性問題。對全要素生產率未來增速的判斷，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我們對中、長期中國經濟的判斷。
他表示，全要素生產率能否繼續提高，取決於能否找到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動能以及如何有效釋放新動能。歷史上，在人類擁有統計資料以來，還沒有任何國家在完成了工業化程序之後還能保持3%左右的全要素生產率年均增速，中國有沒有可能再創造一個奇蹟？答案或許藏在四大新動能之中：“再工業化”（產業的數字化轉型，即產業網際網路）；“新基建”——再工業化所需的基礎設施投資；大國工業；以及更徹底的改革、開放帶來的資源配置效率的提升。
以下根據演講實錄整理：
劉俏：我的演講題目叫《如何理性地討論中國經濟》。取這樣一個標題的原因很簡單，大家講中國經濟的時候，比較容易二元對立，要麼樂觀，要麼悲觀，容易情緒化。我理解造成這種二元對立的原因在於，人們對於中國經濟未來發展最重要的第一性問題是什麼，在認知和理解上還有很多偏差。如果我們是在理性地討論中國經濟，我們應該更多關心到底什麼是中國經濟目前面臨的最大的結構性挑戰。很多時候，提出正確的問題其實更重要。
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可以用現代增長理論解釋
“沒有什麼比正確地回答了錯誤的問題更危險的！”我引用德魯克的這句話是想表達，我們需要正確認識我們現在面臨的第一性問題。為此，我們需要對過去40多年的中國經濟發展形成一個判斷。過去40多年的時間，我們經歷了一個高速增長的階段，這背後的很多原因，主流經濟學家做了仔細的梳理研究。我們基本上有一個共識：中國經濟發展歷程其實並不特殊，完全可以按照現代增長理論來解釋。根據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提出的“索洛模型”，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可以歸因於要素（主要包括資本和勞動力）增長和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這個理論比較合理地解釋了我們過去40年做對了什麼，同時能對我們未來真正面臨的第一性的結構性挑戰做出判斷。
中國過去40多年高速增長一方面可以由要素投入的增長來解釋。要素投入方面，我們經常提到“人口紅利”，過去四十年，大量的勞動力源源不斷地投入到工業化過程中，對中國經濟增長起到很大的推動作用；在資本方面，我們也有一個重要的制度創新，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通過基建、房地產、土地等投資，形成了大量固定資產；以這些資產為抵押品的銀行信貸，極大地推進了中國社會信用擴張，加速了中國經濟的“貨幣化”、“資本化”程度。這為中國經濟提供了非常稀缺的資本要素。例如，二十一世紀迄今，中國M2年增速比GDP高6.1%。按道理，我們的通脹應該很高，但事實上並沒有發生。主要原因就在於經濟的貨幣化，土地、房地產和基建等吸收了大量的資本，同時帶動了上、下游產業的發展，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的工業化程序。這是中國發展模式裡很重要的一個特色。
這一特色也反映在中國經濟的微觀基礎——企業上。以信貸來驅動的投資迅速改變了中國經濟的微觀基礎，我們現代意義上的企業實現“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實現了中國企業在規模上的崛起。2019年是一個具有標誌意義的年份，《財富》7月份公佈的全球銷售收入最高的500家企業中，中國大陸、香港和臺灣地區共有129家企業入榜，數量超過了美國的121家。這背後反映了中國企業在規模上的崛起，這也與我上面提到的社會信用擴張、信貸驅動的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模式緊密相關。從上市公司來看，我們A股市場前10大市值公司，與美國前十大上市公司相比，結構上有很多差異。A股前10大市值企業基本上都是提供生產要素的，要麼提供資金，要麼提供能源。唯一一個例外就是茅臺，但是茅臺本身在中國的商業文化裡似乎也可被視為生產要素。
回到索洛模型，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速因為工業化程序的推進，增速很快。與美國比較能說明問題。美國1870年-1970年這一百年間，全要素生產率的平均增速是2.1%；中國過去40年的表現非常出色，1980-1989，年增速平均為3.9%；1990-1999年增速為4.7%；2000-2009年平均年增速為4.4%；當然2010-2018年這段時間，增速出現下滑，大約在2.1%左右。
保持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速並非易事
中國經濟轉型能否成功，能否完成從高速增長向高品質發展的轉型，全要素生產率尤為重要。原因在於簡單的要素投入拉動增長已經越來越難。現在大家經常提到人口紅利幾乎快沒有了；在資本層面上，有利於大量資本投入經濟活動的金融週期上也基本結束。高槓杆和貨幣供給的高速增長帶來了很多後遺症，最為顯著的是金融體系風險的匯聚。現在中國經濟的最大問題就是在於，在目前這個關鍵的時間節點，在高速增長階段（工業化程序）結束之後，我們如何保持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速？
經過改革開放40年的高速增長，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水平相當於美國的43%左右，這已經非常了不起。但是，我們（光華思想力課題組）測算，到2035年中國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時，中國的TFP水平即使只是達到美國的65%，也需要我們的全要素生產率的年均增速超過美國1.95個百分點，即，未來十六年需要保持每年2.5％-3%的增速水平。在人類歷史有統計資料以來，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在完成了工業化程序之後，還能保持3%左右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速，美國、日本都沒有做到。中國有沒有可能再創造一個奇蹟？這是我們在理解中國經濟的未來時，需要去直面的、最重要的第一性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的理解本身，基本上決定了我們對中國經濟未來的判斷。
那麼，我們可以依靠什麼去提升全要素生產率？事實上，對於中國經濟看法上的分歧大多與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有關。
是否可以依靠技術進步? 有的學者或政策制定者把希望寄託於技術進步。索洛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的計算機時代曾講過：“計算機無處不在，就是沒有反映在生產率的統計數字裡面。”換而言之，他對技術推動全要素生產率是持懷疑態度的。事實上，美國在過去30年，在高科技、基礎研究方面全球領先，網際網路、生物科技、大資料和AI等方面展現出強大的領先優勢，但是其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速也只有0.7%而已。從這個角度講，技術進步可能並不是一個特別有說服力的因素。
是否可以依靠國民儲蓄率和城鎮化率的提升？很多學者認為中國還有廣闊的投資空間，高國民儲蓄率可以源源不斷地提供投資所需要的資金，投資拉動的增長還可以進一步提升TFP。這個故事裡顯然有一個bug，中國的人口老齡化程度在加劇，幾乎所有國家的經驗都顯示，人口結構變化勢必降低國民儲蓄率，未來我們是否還能保持高國民儲蓄率？此外，我們目前的投資資本收益率（ROIC）水平不高，大量信貸驅動的投資在投資收益率不高時導致泡沫金融的出現——“高槓杆”的影子一直縈繞不散。
依靠消費？也有人認為，中國有4億中等收入群體，是世界上最大的中等收入群體，消費率上升和消費升級能讓消費成為中國增長的持續動能。但我們的消費真的在升級嗎？2018年中國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28000元，平均每月不到2500元，而我們的人均GDP超過6萬元。收入在國家、企業、個人之間的這種分配結構是否有利於支援消費增長？而且，我們目前對工業產品的消費高峰期即將結束（例如，汽車銷售已經連續15個月下滑），服務消費佔比在上升，但新的具有同等量級的消費點在哪？另外一個事實是，在服務領域提升TFP難度要大很多。
所以，這些看似合理的因素經過分析後，結論不盡相同。這讓我們對未來中國經濟能否保持一個適當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投下一個很大的問號。中國經濟面臨的結構性問題要從兩面去看，樂觀者只看到問題的A面，悲觀者看到的是問題的B面。兩者結合起來，一個真實的判斷或許才能形成。
我們未來進一步提升TFP的難度很大。比如說，中國經濟現在第三產業的比重已經超過50%，未來服務業的佔比會繼續擴大，但在服務經濟主導的情況下，繼續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是非常艱難的。
除了服務業，還要關注農業。目前，農業對GDP的貢獻是7%多一些。農業用了27%的勞動力。2035年，農業的比重將降至3%左右，農業就業人口占勞動力總人口的比例不過4%，也就意味著，未來16年，20%—25%的就業人口，需要從農業、低端製造業流向高階製造業與服務業，勞動力將重新配置，必然面臨艱鉅的挑戰。
此外，還有迎面而來的人口老齡化的挑戰。光華思想力課題組測算，到2035年中國65歲以上的人口比重會達到23%，幾乎4個人裡就有一個老年人。而日本在2004年，人均收入跟我們2035年的預測大致相當時，這個數字約為14%，中國的人口老齡化程度未來會比日本要更加嚴峻。人口老齡化程度惡化，將帶來儲蓄率的下降，帶來消費結構上的巨大變化，對產業會帶來很大的衝擊，也會影響我們投資拉動的增長模式。
投資效率不高也是制約全要素生產率乃至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以上市公司為例，A股上市公司的投資資本收益率過去21年時間平均為3%。一塊錢的資本投入只能帶來三分錢的稅後利潤，甚至低於銀行的存款利率。這種情況下投得越多，最後導致的後果是債務越重，槓桿下不來。這樣的投資雖然可能產生一些GDP，但是生產要素的使用效率顯然是不能夠提高的。這裡面當然包括很多原因，包括在體制機制上的問題，比如說民企其實比國企投資資本速率明顯高出很多，但是金融體系卻把大量超出比例的資金配置到國有經濟、國有版塊裡。
再看另一個重要因素——城鎮化率。到2035年，中國的城鎮化率或能從目前的60%提升到75%甚至80%。城鎮化確實能夠帶來投資機會，但是這其中有一個“慘淡”的現實我們大多不了解——人口流向什麼地方？我們該投向什麼地方？光華思想力課題組在研究中有一個重要的發現：中國目前約有88%的地級城市人口規模其實是嚴重不足的，實際人口不到經濟意義上最優人口規模的40%。換句話講，實際人口比經濟意義上有價值的人口數量要低很多。人口不足，服務業很難發展起來，新興的產業很難湧現；更重要的是，大量的伴隨城鎮化的房地產、基建、公共服務等投資不可能有太高的效率，盲目的大量投資最終變成無效投資。
在這裡，我還想強調收入不平等。收入不平等的情況這些年有所緩解，但是整體水平仍然偏高。我先給大家簡單描述一下美國的情況，美國收入在中間40%的人群（即中等收入群體）過去30多年時間，也就是從1978年到2015年，人均收入的年增速是0.9%。換句話講，這個群體並沒有從全球化和經濟發展中受益。這個群體正好是特朗普的票倉，他們對現狀不滿是美國反全球化或者說民粹情緒上升的主要原因。這個問題在中國的情況會好很多，但大家不妨思考一下：未來我們增長模式如果不能實現包容性，如果我們不能夠讓龐大的中等收入群體的收入合理增長，讓低收入群體從發展中受益，我們對全球化的認知、對市場經濟的認知會不會在未來發生根本逆轉，反智、反全球化、反市場經濟的情緒是否會逐漸氾濫？這個問題值得我們在討論中國經濟的下一步時去特別關注。
簡而言之，迴避或是把中、長期結構性挑戰誤認為是中、短期巨集觀政策問題，模糊了對中國經濟問題本質的認知。中國經濟本質問題是什麼呢？就是我們在高速增長階段結束之後，在工業化程序幾乎結束之後，如何去提升我們的全要素生產率？
過往的經驗和實證分析的結果都表明，任何國家都無法通過增加債務或是所謂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去解決人口結構、生產率、財富分配等這些結構性的問題。從歷史演進的視角看，全要素生產率是個內生變數。TFP能否提高取決於我們能否找到中國經濟的新動能以及如何有效釋放新動能。
我們有現成的答案嗎？中國過去40年給我們最大的啟示在於：中國發展模式不是一個固定不變的概念或是思維框架，它是一個隨時間的變化而不斷變化的思維探索和實踐探索的整合。中國發展模式的普適性不在於它提供所有問題的答案，而在於它以開放的精神、實事求是的態度，直面發展中的第一性問題，並不斷尋求以現實可行的方法去破解這些問題。
如何才能找到全要素生產率增速的來源？今年光華新年論壇的主題是“探索新動能”，前面幾位嘉賓也從不同角度給出了關於新動能的思考。對於未來，我持相對樂觀態度，我認為中國在推動全要素生產率（TFP）增速方面仍有很多有利的結構性力量。
第一，中國經濟的“再工業化”，也就是“產業的數字化轉型”。利用網際網路大資料驅動產業的變革，可以帶來全要素生產率（TFP）的提升空間。
第二，“新基建”——“再工業化所需的基礎設施”。圍繞產業變革、產業網際網路所配套的基礎設施建設，如5G基站、雲端計算裝置等。
上面兩個新動能其實密切相連。剛才憲平主任的演講已經提到“新基建”。新基建的內涵相較於傳統基建而言，包含一個“再工業化”的考慮。中國經濟從消費網際網路的上半場進入產業網際網路的下半場，大資料、AI、物聯網等會給大量行業帶來數字化轉型的契機，這個“再工業化”跟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是緊密聯絡的。而圍繞“再工業化”的“新基建”，一方面涉及跟產業變革以及跟產業網際網路相配套的基礎設施建設，如5G基站、雲端計算裝置等等；另一方面也涉及跟民生相關的基礎設施投資，比如舊城改造、租賃住房、城市公共設施的投資等等。這些領域不僅投資規模可觀，而且如果能夠通過市場化的方式吸引民營資本投入，是可以提升投資效率和TFP的。
第三，大國工業。到現在為止，雖然我們建成全世界最完整的工業門類，但是在一些關鍵的零部件或技術上還無法形成“閉環”，我們的大國工業還有發展的空間。未來諸如民用航空、飛機發動機、積體電路等的發展也會帶來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的可能性。
第四，更徹底的改革、開放帶來的資源配置效率的提升。推動全要素生產率（TFP）主要靠兩點：技術和激勵機制。除技術外，“制度改革”和“進一步的改革開放”能形成一個龐大的制度紅利空間，合在一起也許會創造出“保持全要素生產率（TFP）較高增速”的奇蹟。這可以說是最重要的一點，我們現在投資效率不高，假如將投資效率潛能釋放出來，通過更徹底的改革舉措，通過競爭中性的原則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等，在此情況下，中國是有可能在未來再創造出一個新的奇蹟。
而更徹底的改革舉措，我認為應包括以下幾方面的內容：
• 將國家戰略和市場進行更有效的結合，堅定不移推動產業結構升級，尋找提升TFP的途徑——以市場化的力量引導民營企業參與其中，並充當變革的主力。
• 政府轉變職能，改變行為模式，消除所有制歧視，建立真正的競爭中性原則——未來的增長將主要來自於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則與創新和企業家精神有著密切的聯絡；政府應該減少在經濟事務中的參與，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
• 大力推進要素配置的市場化改革程序——在金融領域、勞動力、土地、數字資產等領域。
• 加大研發力度，增加基礎科學研究投入，提升研發效率。
• 減稅降費、鼓勵創業創新、明確民營經濟重要性和定位是一項長期工作。減費減稅能夠增加消費意願和投資意願，提升企業盈利表現（投資資本收益率）；降低個人所得稅，提升消費和創新創業積極性。
如果中國能創造“在工業化程序結束後，仍保持2.5-3%以上的全要素生產率年增速的奇蹟”，我想我們對中國經濟的未來應該非常樂觀。大量的實證研究表明，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速能夠貢獻一半以上的增長率。如果中國經濟能夠維持2.5%以上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速，那麼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率就可能保持在5％-6%。而創造這樣一個經濟奇蹟的關鍵在於我們能否通過更為堅決的改革開放釋放出推動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那些潛能。
2035年的經濟前景值得期待
展望2035年，我覺得它將呈現令人期待的格局。光華思想力課題組做了很多研究，並刻畫了未來的經濟場景，可以反映為一些具體的資料：
• 到2035年中國的GDP按2018年價格計將達到210萬億（注：按十四五、十五五、和十六五GDP年均增速分別為5.5%、5%和4.5%來估測）。
• 人均GDP將趨近3.5萬國際元（按2011年購買力平價），與現在臺灣和南韓相似。
• 居民消費率將從現在的38%增加到58%；服務消費佔總消費的比例將從目前的44.2%增長到60%以上。
• 到2035年，中國還將擁有接近6個億的“90以後”，2.5-3億的受過大學教育的勞動力人口。——“為中國製造” 將取代 “中國製造”；高品質的勞動力將為中國的產業升級提供創新和人力資本的保障。
• 此外，還有一些資料值得關注：2035年金融資產的總規模可能達到840萬億；居民消費122萬億，其中服務消費達到73萬億；醫療大健康增加值達到21萬億；金融行業增加值達到16.8萬億
而需求端將決定2035年的產業格局。未來的增長機會將在以下這幾大產業裡發生：
新興工業（高階製造業，IT製造業，清潔能源）；新消費（電動汽車，娛樂產業，教育產業）；網際網路（電商、遊戲、金融科技）和健康產業（醫療健康服務，醫療保險）。需求端無疑將倒逼供給端發生變化，這個過程將伴隨著新動能的釋放，整個中國經濟其實在未來的十六年，在轉型過程中有許多值得期待的內容。當然，轉型過程並非易事，但是我們仍心懷希望。
即將過去的2019年，可能一些企業或企業家情緒相對低迷，但如果我們透過更長的時間維度去、用理性的方式判斷中國經濟，我們或許會有不同的解讀。可以預見，在未來的十多年，在中國A股市場、在財富500強的排行榜上，我們會看到更多“不一樣”的企業。事實上，有很多新興行業會崛起，很多企業會完成從“大”到“偉大”的超越。微觀基礎的變遷決定了未來的中國經濟會與現在有不一樣的格局。看到這一點，我們就看到了中國經濟的另一面，那更可能發生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