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四十年裡，在漸進式的改革策略之下，中國經濟一直保持著較高的增長率。這種引人注目的成就，尤其是農業和非國有部門的發展，能為下一步的調整提供有利的緩衝。

然而，同樣顯而易見的是，許多政府官員和經濟學家都意識到，國有經濟從制度的角度看依然存在許多不足之處，如何實現市場化仍然是一個難題。

如果不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政府繼續在資源配置中發揮主導作用，那麼就談不上真正的市場經濟，中國的經濟執行就將繼續損失許多效率。

在考慮選擇推進改革的策略時，近年報紙的版面上不時出現“激進重組”等字眼。一些經濟學家認為，國有資產應退出競爭性行業，由其他所有制取代。

他們的觀點正是基於這樣的背景：一是近幾十年來，中國非國有部門呈現出活力旺盛的發展勢頭；二是學術上，產權理論作為新興的經濟學流派，一度在國內非常流行。

事實和理論都是正確的，但這裡是一個不同的問題。

由於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一樣都存在資本短缺的問題，那麼如何形成同樣規模的非國有資產，來填補其退出後的真空？

一旦這種觀點被轉化為政策，就意味著中國準備進行某種私有化。

但這將面臨嚴格的約束：除非不得已，國家不願意僅僅通過凱恩斯主義或後凱恩斯主義模式來調節其經濟。

即使就經濟本身而言，俄羅斯和東歐的經驗也證明，私有化是一把雙刃劍：從積極的一面看，它有助於建立一個快速的市場機制；從消極的一面看，它往往要付出負增長的代價。

當然，循序漸進的方法或許可以避免這麼高的費用，但它也延長了成本高昂的過渡過程。

我們認為，目前很難說，進一步改革的困難是因為一部分人在舊經濟體制中有重大利益引起的。相反，正是在這種改革停滯的情況下，許多人有機會攫取一些利益。

中國已經加入世貿組織，迫切需要尋求進一步的改革戰略，——既沒有私有化，也沒有不徹底——以便緩解轉型帶來的痛苦，並更好地分享全球化帶來的利益。

值得密切關注的是，中國在農業領域取得的進展本來能夠給我們足夠的啟示。

在改革初期，出於慎重，中國通過試錯法引入了市場因素，並將其侷限於農業領域。眾所周知，這項實驗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

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農業沒有進一步現代化，只是因為其他產業改革的滯後。

在農村沒有私有化的情況下，國家一直牢牢控制著關鍵資源，而農民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熱衷於充分發揮市場力量。

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公有制的實現形式需要創新。事實上，農村改革就是一個成功的例子，即：在土地承包責任制下，公有制和私有制一樣有效地與市場機制相結合。

但是，農業和其他部門之間表面上的巨大差異，似乎使人們輕易地忽視了基本之處。簡單地將承包責任制從農村移植到企業，沒有同樣令人滿意的結果，這並不奇怪。

要在推進未來改革方面取得突破性進展，必須加強農村改革案例研究。

抽象來說，土地承包經營責任制是經濟學教科書中對公有制和私有制這種傳統產權界定之外的一種新型產權，而不是字面上的承包經營。我們暫把它定義為社會化所有權。

在我看來，非農部門如果也能在改革中應用這種經驗，就可以最終完成改革。

在制定整體改革計劃時，安排一些高度相關的改革，如國有企業、金融部門、就業、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制度等的優先順序，這項任務往往令決策者感到力不從心。現在，一個全面的和可控的解決方案可以從這種新所有權框架中找到。

儘管這是一本大部頭經濟學著作的任務，以詳細闡明如何設計這些複雜戰術安排的細節，在這裡，我們只要提出一個經濟學的基本觀點：抽象地說，各種機器與土地共享一種性質，也就是說，它們都被用作一種經濟資源——資本。

中國的土地承包制類似於資本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這在西方也是普遍的做法。有趣的是，兩者卻有著不同的所有制基礎。因此，我們沒有理由過分強調市場效率和所有權性質背後的邏輯。

中共十五大提出的公有制創新具有直覺的號召力，社會化的產權則可以作為公有制創新的基石。當我們按照這一方向制定下一階段的結構調整戰略時，大多數明顯的經濟約束和隱含的政治約束都可以消除。如果允許一點理想主義的話，使得在中國誕生一個健全的市場機制成為一個無痛分娩過程並非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