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中國民營企業家的特殊之年。

繼“別讓李嘉誠跑了”之後，正值盛年的馬雲退休了；未到中秋，已有10個首富倒下了，有些已深陷囹圄；年底，再度出山試圖拯救聯想於“愛國困局”的柳傳志，也退休了。

2019年，劉強東在人生得意須盡歡之時，遭遇“明尼蘇達事件”；李彥巨集則被當眾淋了一瓶水，百度深陷商業倫理泥潭；俞敏洪激情演講後到全國婦聯公開道歉；早已兩鬢斑白的朱新禮將虧損的匯源“賤賣”；海航陳峰被鉅額債務圍困；李嘉誠化身為段子手，寫下“黃臺之瓜”……

另，王石已經放下，潘石屹告別地產，王健林斷臂求生，馬化騰壓力大增，董明珠賭興正盛，曹德旺赴美圖強。

中國民營企業家怎麼了？中國民營經濟怎麼了？

有人批判中國民營企業家只顧賺錢，大舉槓桿，冒進擴張，沒有企業家精神，當潮水退去時成了裸泳者、“老賴”。

有人批判中國企業家缺乏獨立人格，依附生存，靠關係與政策先機賺錢，當關系生變，政策突變，則商業帝國崩盤，個人甚至身陷囹圄。

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中國民營企業家的重要性與貢獻亦一目了然——可以用一串數字“56789”來說明：

5：民營經濟貢獻了中國經濟50%以上的稅收。

6：民營經濟貢獻了中國經濟60%以上的GDP。

7：民營經濟貢獻了中國經濟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

8：民營經濟貢獻了中國經濟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

9：民營經濟的企業數量佔中國企業總數的90%以上。

顯然，中國民營企業家的評價與地位，與民營經濟的貢獻並不相稱。面對各種嘲諷與道德批判，中國民營企業家多數選擇沉默；面對當下經濟與政策的複雜局面，中國民營企業家多數三緘其口。對此，我不禁要問三個問題：

一、如何構建民營經濟穩定的政策環境？

二、如何確保民營經濟平等的競爭地位？

三、如何樹立民營經濟獨立的法人人格？

（注：本文使用了財新莫尼塔研究鍾正生《民企紓困週年考》一文中的資料佐證文中觀點，在此表示感謝；正文7000字，閱讀時間約20分鐘，可先閱讀，並分享給好友。）

如何構建民營經濟穩定的政策環境？

前些年，P2P熱火朝天，蜂擁而上，現在全面打壓、幾近“團滅”；

前些年，私募基金如火如荼，資金橫行，現在掐死源頭，嚴控嚴管，頻頻暴雷；

前些年，長租房，一時興起，現在，接近涼涼；

前些年，新能源汽車吸金千億，補貼百億，現在市場暴跌，艱難求生。

……

中國目前依然是政策性經濟，政策是經濟增長的第一驅動力。但是，政策的不穩定，極大地增加了市場的不確定性，以及民營企業的經營風險。

只有深刻地理解企業家“風險事業”的邏輯，才能真正明白政策穩定性有多重要。

穩定的政策預期，是民營企業家做經營決策、投資決策的基礎。

經濟系統的本質，是基於勞動分工與協作的跨期迂迴生產及分配。跨期迂迴的週期越長，意味著風險越大，不確定性越高。

企業家的事業，是一項風險性事業。企業家承擔了跨期調節、迂迴生產的所有風險。

為什麼企業家幾乎承擔了市場中所有的風險？

在18世紀初期，人們將和政府簽訂合同的承包商稱為企業家。愛爾蘭經濟學家理查德·坎蒂隆則重新定義了企業家。

他認為，這類承包商不能算是企業家，企業家應是冒險者。企業家，是那些通過企業的方式組織人、財、物投入生產，具有跨期調節能力的經營者。他說，布商是這樣的業主：他按某一確定的價格從製造商那裡購買布匹和毛料，然後再以不確定的價格將它們賣出去。【1】

與勞動者最大的不同是，企業家支付工資給勞動者，支付租金給業主，買下了未來預期收益的全部所有權，也承擔了所有的風險。

在《創新和企業家精神》中，德魯克引用了法國經濟學家薩伊的定義來解釋企業家——“企業家是敢於承擔風險和責任，開創並領導了一項事業的人”。【2】

我在《盛年馬雲，激流勇退》一文中，將中國民營企業家/商人稱為“最有闖勁的一群人”。從這個角度來說，企業家只能誕生於民營經濟體中，因為只有在民營經濟體中，企業家才真正承擔市場風險。

敢闖敢幹，意味著敢投入、敢跨期、敢承擔風險。這一度是中國民營經濟發展最為核心的動力。若“最有闖勁的一群人”不敢闖，不願闖，不去闖，那才是最大的麻煩。

什麼原因可能導致企業家停下腳步呢？

由於企業家幾乎承擔了市場中所有的風險，政策的不確定性給企業家的傷害是最大的，可能重創企業家的預期收益、創新才能及投資信心。

為了深入說明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區分企業家與賭徒、風險與不確定性。

1916年，美國芝加哥學派創始人、經濟學家弗蘭克·奈特在康奈爾大學發表了一篇非常著名的博士論文《風險、不確定性和利潤》（1921年出版）。在這篇論文中，奈特引入了不確定性的概念，揭示了企業家通過冒險獲取利潤的過程——重新定義了企業、企業家以及利潤來源。

奈特將風險與不確定性加以區分。他認為，風險是一種人們可知其概率分佈的不確定，具有可預測特點；而不確定性則意味著人類的無知，因為不確定性表示著人們根本無法預知沒有發生過的將來事件，它是全新的、惟一的、過去從來沒有出現過的。【3】

在奈特看來，利潤來自真正的“不確定性”，而不是“風險”。我認為，在這個問題上奈特搞反了。

企業家敢於冒險，但不是像賭徒一樣盲目冒險。企業家的利潤來自風險，而不是“根本無法預知”的不確定性。

正常的市場，具有風險，也具有可預測性。企業家之間比拼的就是，對市場風險的預測以及對機會的捕捉能力。企業家通過經營經驗、財務報告、資料統計以及直覺，預測市場，規避風險；通過資源整合捕捉機會，獲取利潤。

簡而言之，企業家是在適度的、可預測的市場風險中構建相對穩定的預期，從而有信心投資未來，做跨期調節，搞迂迴生產。

而完全無法預測的不確定性，只會讓企業家的經營行為淪為一場場賭局。賭博市場充滿不確定性、投機性，是真正無法預知的。

當金融危機爆發時，市場出現非理性行為，大量的資料失真、資訊不對稱，導致市場風險演變為難以預知、或不可預知的“不確定性”。這時，企業家一般會大幅度地收縮投資與業務，回收和儲備現金，待市場從絕對“不確定性”迴歸到“風險”層面時，再做跨期調節。

在不確定性的政策環境中，情況與金融危機類似，市場風險上升為“不確定性”。這時，具有風險偏好特質的企業家也畏懼“令行禁止”。政策隨意性、不確定性，大大增加了市場的不確定性以及企業家的試錯成本和交易費用，導致預期悲觀、信心下滑、投資收縮。

根據新財莫尼塔研究鍾正生的研究結果顯示，從2005年開始，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不斷攀升，而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持續下滑。其中，2017年、2019年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處於峰值，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則陷入低谷。2019年民間投資增速持續回落，截至10月累計增速已經低於總體；民間投資在固定資產投資中的佔比，也從2018年的62%快速下滑到57%。【4】

政策的不確定性，除了增加企業家的跨期調節風險，降低長期投資預期外，還會提高市場與企業家的賭性，導致市場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現象，即企業家的逆向淘汰——守業、轉行、退休、賦閒，賭徒、投機者、機會主義者則大行其道。

在金融危機爆發時，也有一些人在無法預知的“不確定性”中冒險入局、火中取栗。在不確定性的政策環境中，也有一群人在政策浪濤中“如魚得水”。這群人的生存策略，除了“膽肥”之外，還有就是挖空心思找關係，打探內幕訊息，搶佔政策先機，收割政策紅利，薅財政補貼羊毛。

在一波波政策紅利中，這群“冒險家”註冊公司，整合集團，申辦牌照，倒賣專案，倒賣資金，獲取補貼，抄底資產，哄抬價格，空手套白狼。

尤其是在貨幣寬鬆時代，政策套利現象、投機現象更加明顯。例如，在私募大潮中，一些持牌私募公司與銀行一起做資金貿易賺取利差。又如，一些房地產商提前獲悉城市土地規劃，然後大幅度抬高房地產價格。

事實上，政策的不確定性，對企業家、投機主義者來說都是不利的——企業家被逆淘汰，投機主義者也可能馬失前蹄，甚至招來牢獄之災。企業家在賭桌上與普通人無異，甚至容易被淘汰。在不確定性的政策環境中，企業家的才能無法充分發揮出來，反而會傷害其經營能力與創新精神。

我們嘲笑這群“冒險家”是騙子、老賴，其實根本問題在“劣幣驅逐良幣”的政策環境上。

雖然我們無法將風險與不確定性完全區分，也無法將企業家與投機主義者完全區分，但是一個事實是清楚的：市場的投機性越強，政策的不確定性越強，越可能淘汰真正的企業家，越容易聚集投機主義者，越難有原創性的技術創新，越可能催生投機泡沫。

我在《中國經濟2020 | 改革性5%＞刺激性6%》中強調，中國經濟還處於轉軌時期，經濟政策是驅動經濟增長的第一步，只有推行改革政策，才能釋放更多市場資源，讓市場發揮作用。但是，政策制定後，市場規則需要通過制度確定下來並完善，這樣才能將市場這個舞臺真正交給企業家。

長期的國家干預主義容易導致巨集觀調控擴大化以及政策隨意性，而忽視法律的嚴肅性和穩定性。

事實上，不應該讓民營企業家承擔過多的政策試錯及不確定性的成本。只有政策穩定、政策制度化，才能穩預期、穩投資及穩企業家信心。

如何確保民營經濟平等的競爭地位？

中國經濟存在一個明顯的結構性，即競爭性市場與非競爭性市場。

過去，人們一直認為，國有企業幹國計民生的大事，民營企業幹剩下的事情，二者相得益彰。但是，在現實中，經濟是一個系統化的整體，無法輕易割裂。

在整個流動的經濟體系內，由於國有企業存在天然的身份優勢，這種結構性問題容易引發對民營經濟的歧視，包括產業和市場準入歧視、稅收歧視、信貸和融資歧視、補貼歧視、人才引進歧視等等。

其中，信貸歧視，對這兩年民營企業的影響很大。

中國的融資市場不夠發達，企業融資主要依靠間接融資，也就是借貸，包括銀行信貸、民間借貸，直接融資（如發行股票）比例少。

由於中國商業銀行多數為國有企業或國有控股的股份制企業。國有企業與商業銀行同屬於“國資體系”，在身份與地位上對民營企業具有競爭優勢。再加上政府及政策性因素，商業銀行對國有企業的貸款具有傾向性，反過來對民營企業構成信貸歧視。

長期以來，利率市場存在“雙軌制”，民營企業的信貸利率高於央企和地方國企。在貨幣寬鬆時期，民營企業依然面臨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在貨幣緊縮時期，民營企業融資成本上漲，部分企業更是陷入流動性困境。

從2012年開始，寬鬆的貨幣通過商業銀行-影子銀行外溢到民營企業，私募基金突然大規模興起。但是，2016年開始實施去槓桿、緊信貸政策，嚴管銀行表外業務，打擊影子銀行，資管新規落地，私募基金大規模暴雷，一些民營企業的資金源被掐斷，資金面大幅度收緊。

2018年民營企業的融資成本直線拉昇，到下半年，民營企業湧現違約潮，專案集中暴雷。2019年，民營企業的違法風險依然處在高位。

去槓桿、緊信貸後，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的產業債利差進一步擴大，2019年達最近十年以來的最大值。從去年下半年開始，民企信用債淨融資額為負數，而國有企業則保持相對穩定。2019年下半年，民企與國企的信用債淨融資額持續擴大。【4】

山東省一份官方分析報告顯示，2018年上半年全省社會融資規模增加約3937億元，同比少增2059億元；國有企業新增貸款佔全部新增貸款的98%，民營企業新增貸款僅佔2%。

近三年，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的融資成本的差異變動，直接影響了這兩類企業的利潤總額與投資回報率走勢。

2017-2018年國有企業的利潤總額大幅度飆升，遠遠高於民營企業；上市國有企業的投資回報率快速上升，上市民營企業的投資回報率不升反降，在2018年下半年下滑力度較大。

最近三年，在信貸歧視的市場中，去槓桿疊加資管新規，導致民營企業的信貸額度突然下降，信貸成本突然上升，是民營企業持續暴雷、陷入債務困境的直接原因。

有些人認為，只有大型民營企業依靠銀行信貸，銀行緊信貸對中小企業影響小。其實並非如此，經濟是一個系統，若一家大型民營企業被限貸，業務陷入困境，可能影響成千上萬家中小企業的業務。

其實，信貸歧視對國有企業同樣不利。國有企業享受“信貸紅利”大規模投資，容易導致盲目投資、產能過剩。2019年，國有工業企業的利潤大幅度下滑至負數，表現甚至不如民企。

其實，問題不在於貨幣數量，而是貨幣傳導機制。我們經常說貨幣傳導機制問題，到底指什麼問題？

其實就是信貸歧視造成的利率雙軌制。信貸歧視導致資本市場不是一個水平面，而是一個坑坑窪窪的結構性市場。貨幣寬鬆時，貨幣能夠外溢到民企中；貨幣緊縮時，貨幣滯留在“湖泊”（國企）中，民營則求“貸”若渴。

正如我在《一群老饕、酒鬼、嬉皮士發起的革命》使用的紫禁城原理：大水漫灌時，水從金水河排向各方，尤其是城南販夫走卒區；當乾旱時，水又蓄在金水河不出去。所以，大水總是衝了窮人家，富人家旱澇皆有水，根本原因是水由皇城釋放。

根本上來說，這是由銀行體制及利率非市場化決定的。

對於民營企業來說，商業銀行就是他們的“央行”。利率非市場化導致價格扭曲，民營企業融資成本高。同時，銀行體制及利率非市場化還導致銀行風控失當——聽市長而非聽市場。這無疑加大了銀行風險。近年，個別地方商業銀行給地方國企及地方投融資平臺大規模放貸觸發風險。

2018年下半年開始，央行強化了對貨幣市場的控制，採取緊信貸、寬貨幣，使用公開市場操作手段對市場進行“精準滴灌”。不過，公開市場操作的手段很難覆蓋千萬家民企。

如何避免信貸歧視？

首先必須在制度建設上保證商業銀行的獨立性，擺脫行政權力對業務的直接干預，按照市場風險及原則批貸，對商業銀行及國有企業一視同仁。信貸歧視實際上是如何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係的問題。

其次推動利率市場化改革。

中國正在推行利率並軌改革，完善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形成機制。在全球零利率、負利率大勢之下，中國亟需促進利率市場化，與國際金融週期接軌。如此，有助於降低民企信貸成本，同時讓價格起決定性作用，增加信貸的穩定性與企業家預期的穩定性。

最後增加貨幣政策調控的制度化建設，防止貨幣政策調控複雜化及目標過度多元化，明確貨幣政策的目標、議息時間以及透明程式。

保持民營經濟、民營企業家的平等地位，還需要消除市場準入歧視、稅收歧視、補貼歧視、人才引進歧視等。這是一個制度化建設的過程。

2019年中國製定了外商投資法，擴大了外資進入的領域，降低了准入門檻。《關於營造更好發展環境支援民營企業改革發展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提出，在電力、電信、鐵路、石油、天然氣等重點行業和領域，放開競爭性業務。

隨著金融市場及更多領域開放，需要進一步降低甚至消除各種市場歧視，做到外資企業、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一視同仁。

《意見》強調，堅持公平競爭，對各類市場主體一視同仁，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政策環境、法治環境，確保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

在所有的平等地位中，保障人格平等是最根本的。

如何樹立民營經濟獨立的法人人格？

2018年下半年，正當民營企業經歷嚴酷的違約潮時，社會上“民營經濟離場論”、“新公私合營論”、“私有制消滅論”甚囂塵上。這種動不動就“消滅”、“殺伐”的論調，令民營企業家不安與彷徨。

在過去四十年，這些言論偶有抬頭，背後有著深層次的歷史性因素。

我在《自由代價與人類前途》一文中指出，人類先後採用了三種生存方式：強權掠奪、計劃控制與自由交易，其中，自由交易頂多是人類生存的第三選項。

近代，從農業計劃經濟（歐洲城邦經濟、東亞自耕農經濟）到自由交易的市場經濟，世界經歷了無數陣痛，中間還經歷了工業計劃經濟的彎路。

本質上，從計劃控制切換到市場交易，是一個時代的變遷，也是一整套思想、制度、經濟結構與社會體系的變革。計劃控制與市場交易存在天然的對立性，前者強調計劃與控制，排斥風險與交換，崇尚集體主義；後者強調勞動與交換，拒絕控制與壟斷，推崇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

西方世界切換到自由交易已兩三百年，中國發展市場經濟不過四十年。不管是西方還是中國，一旦交易費用高企，一旦市場出現風險，一些人很自然地懷疑市場與企業家，甚至希望迴歸到計劃控制之下。

如此，爭論、分歧與疑慮又會重現，民營經濟、企業家、自由市場與思想都可能受到針對。以交易為生的人依然相信市場，以計劃控制為生的人相信自己，以強權掠奪為生的人相信權力。

對這些論調口誅筆伐之餘，真正需要深思的是，如何樹立民營經濟家的獨立人格。

要讓民營企業家吃下定心丸，國家需要在戰略上明確，過去的時代已經翻篇了，這個時代屬於市場經濟。在社會轉型期，中國需要圍繞著市場經濟摸索出一整套思想及制度體系，同時相容民營經濟與國有經濟。

這是樹立民營經濟獨立的法人人格的第一層面。

在經濟轉軌的時代，企業家身上總是揹負著“資本家的原罪”。比如上面講到的經濟學家坎蒂隆，他本是一位金融投機家，在著名的法國密西西比泡沫中，坎蒂隆與約翰·勞合謀在股票市場中套利達2000萬里弗爾（相當於法國當年財政收入的13.8%）。

但他狡兔三窟，成功地逃脫了懲罰。不過，據說，他最終死於傭人之手。廚師因記恨坎蒂隆，將其殺害，並縱火毀屍滅跡。坎蒂隆身上凝聚了當時人們對資本家的所有的憎恨。

1912年，經濟學家熊彼特在《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用心良苦地將企業家從資本家中獨立出來，以彰顯企業家的價值。德魯克繼承了熊彼特的主張，推崇企業家的創新精神。

改革開放時，中國將企業家從商人中脫離出來，貼上道德的標籤，以壓制反對的聲音。現在，《意見》明確指出，堅決抵制、及時批駁否定民營經濟的錯誤言論。

所以，今日我們需要對企業家樹立一種客觀而理性的認知。對企業家需要去標籤化、去道德化。其實，企業家與商人，沒有本質區別，只有跨期調節之長短有別，與道德無關。

經濟學家認為，企業家是經濟增長的“國王”，企業家精神是經濟持續增長的源泉。其中深層次的邏輯是，企業家聚焦於更長遠的、持久的利潤回報，選擇週期更長、風險更大的跨期調節；為了對抗風險則選擇技術、產品及管理創新，以強化對市場的壟斷性；同時，為了生意的持續性，更加顧及公司及個人信譽，更關注社會責任。

其實，企業家只是最有闖勁、最敢闖的一群人。除此之外，企業家與商人、勞動者及所有在市場上從事交易的人一樣，都是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則行事的，無需附加過多的道德標籤。

承認按照個人最大化原則行事，並不可怕——符合人性。反過來，遮遮掩掩，站在道德制高點批判，不但無濟於事，還可能引發災難後果——正如哈耶克所言：“通往地獄的路，都是由善意鋪成的”。【5】

英國經濟學家伯納德·孟德維爾曾經在《蜜蜂的寓言》中提出一個驚世駭俗的悖論：“私人惡德即公共利益”。【6】

後來，西方歷史用血的教訓告訴世人，孟德維爾和亞當·斯密都過於理想。私人惡德即公共利益缺少一個重要前提，那就是制度建設——經濟學家張五常在《經濟解釋》中所說的“經濟學的缺環”。

制度的作用是替代高昂的資訊費用（喬治·斯蒂格勒），降低交易費用。只有在公平的交易制度中，制度約束惡德對他人的侵害，如此每個人根據自我利益最大化行事，社會福利才可能最大化。

所以，真正有利於每一個人的解決之道，不是批判“企業家原罪”，也不是遮蓋企業家（包括我們每一個人）對私人利益的追求，而是構建一個讓每一個企業家、讓我們每一人都能夠有的放矢地追求自我利益的公平交易制度。

這是樹立民營經濟獨立的法人人格的第二層面。

例如，以破產法為例。現在不少企業想破產破不了，也有一些企業主該還債卻不還。這個問題出在哪裡？

福耀玻璃集團創始人曹德旺先生呼籲不要用“老賴”形容破產企業家，因為企業家的事業本身是風險事業，應鼓勵他們繼續奮鬥。他還再三呼籲立法允許私營企業破產，現在很多影子銀行在追債，如果不允許企業破產，後果不堪設想，會導致社會問題。

我在《一部債務與破產的政治史》指出，債務免責和破產法是現代市場興起及行以致遠的必要條件。

對債的認知，是現代市場意識的關鍵。經營意味著風險，債是風險的核心。債的本質，是提供流動性，即通過提供流動性來實現資源在時間和空間上的更優配置。作為流動性的債務，意味著所有權與風險的讓渡。

所以，在市場經濟中，債務逐漸從道德標的過度到市場標的；借貸被定義為一種市場行為，一種權利與義務的契約關係，而非道德行為。這是完善這項法律必要的認知革命。

其實，破產法與企業家精神、有限責任制、風險經營，是一脈相承的市場規則。與古代商人相比，近代企業家為什麼能夠創造如此巨大的財富，其中很重要一個原因是有限責任制的發明。有限責任制可最大限度地向市場轉移風險，激發企業家的冒險精神與創新精神。

這是一套完整的遊戲規則，我們不能接受了有限責任制的好處，卻迴避其風險。破產法實際上是為有限責任制收拾爛攤子。如果破產法不健全，反過來也會影響有限責任制優勢和企業家才能的發揮。

有限責任制將企業視為具有獨立人格的法人，企業以法人自己的獨立的財產承擔民事責任的法律資格。這就是法人的獨立人格。而破產法正是實現其獨立人格的最後保障。

市場洪流滾滾向前，債務大潮宜疏不宜堵。只有完善破產法才能讓該破產的破產，該清算的清算，才能避免市場陷入“囚徒困境”——企業家淪為“老賴”東躲西藏，債權人又無法得到清償；才能倒逼市場進入“正向迴圈”——每一個風險鏈條迴歸理性，強化風險意識，提高風控能力。

所以，民營企業家真正的獨立人格是，只服從於制度，而不是其它。

參考文獻：

【1】商業性質概論，理查德·坎蒂隆，商務印書館；

【2】創新和企業家精神，彼得·德魯克，機械工業出版社；

【3】風險、不確定性與利潤，弗蘭克·奈特，商務印書館；

【4】民企紓困週年考，鍾正生，莫尼塔研究；

【5】通往奴役之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商務印書館；

【6】蜜蜂的寓言，伯納德·孟德維爾，商務印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