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和日本已出現負利率，中國則產能過剩，投資邊際收益下降。如果說第一次人口紅利還能勉強表示寅吃卯糧帶來的短期受益，第二次人口紅利更像是在望梅止渴的願望中想象出的一個並不需要的核桃。

一、兩次人口紅利與經濟發展

2019年12月23日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蔡昉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創造第二次人口紅利》認為，要創造第二次人口紅利，不僅要提高儲蓄率，而且要提高人力資本以促進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保持較高的投資回報率。而提高人力資本，歸根結底要靠教育。

針對該觀點，中央黨校周天勇教授發表《產能過剩的狀況下經濟增長不可能有第二次人口紅利》一文強調，國民經濟是供給與需求同時作用而增長。沒有人的需求，就根本沒有必要進行生產和供給。文章問道，人口減少了，人類的需要也就減少了，那麼，高素質勞動力和機器人創造的產品和服務，誰來消費和享受？

顯然，蔡昉側重於經濟迴圈的供給端，周天勇則認為更大問題在需求端。雖然供給和需求是一體兩面，但相比於供給，需求才是更基礎的動力。我們也因此認為超低生育率對經濟的更大危害，是需求規模和多樣性的下降，而非資本和勞動力短缺。這與周天勇教授不謀而合。

在中國經濟學界，蔡昉是國外人口紅利理論的主要引入者。按此理論，隨著生育率降低，撫養比下降，產出中更大比例可用於積累，促進技術和產業進步，推動經濟增長而獲得第一次人口紅利。而要獲得所謂的第二次人口紅利，前提是人們為了應對養老增加儲蓄，保障經濟增長所需的資本供給。

這些理論備受人口控制論者的青睞。在他們看來，降低生育率能帶來第一次人口紅利，促進經濟發展； 而低生育率加劇的老齡化又可帶來第二次人口紅利，促進經濟進一步發展。按此邏輯，低生育率永遠是好事。

但其實低生育率只是犧牲長期利益換取短期利益。少一些小孩短期可降低撫養比，增加人均收入，但長期卻提高撫養比，減少人均收入。而且因為規模效應弱化，在扣除技術進步和城市化等因素後，後期減少的幅度會大於前期增加的幅度。

因此，靠降低生育率來獲得第一次人口紅利只是寅吃卯糧，且不說其前提是之前高生育率帶來的大量工作人口。縱觀歷史，經濟增長並不需要通過降低生育率來實現。 西方國家的工業化和崛起就是在人口暴漲的背景下完成的；隨著生育率降低，西方國家發展速度卻普遍放緩。

而第二次人口紅利之說，更像是老齡化危機下牽強附會的自我安慰。依照第一次人口紅利的思路，第二次人口紅利理論強調的依然是資本積累。但在人口老化和萎縮的前景下，經濟的短板是需求萎縮和創新不足，而非資本短缺。即使有高儲蓄率，需求和創新萎靡也會導致投資收益下降，資格價格下跌。歐洲和日本已出現負利率，中國則產能過剩，投資邊際收益下降。如果說第一次人口紅利還能勉強表示寅吃卯糧帶來的短期受益，第二次人口紅利更像是在望梅止渴的願望中想象出的一個並不需要的核桃。

二、教育提升與人口轉變沒有直接關係

當然，蔡昉在文中並未過多談及儲蓄率，而是將創造第二次人口紅利的重點放在教育提升上。但教育提升並不能歸功於人口轉變，將其帶來的經濟增長歸為第二次人口紅利並不恰當。不管其論斷是否成立，人口紅利在形式上都是源自人口轉變；第一次源自生育率降低，第二次源自老齡化。但沒有老齡化，教育水平也會提升，甚至可能更快。

那麼低生育率是否有利於提升教育水平呢？如果孩子太多導致來不及興建學校，這個說法或許成立。但過去20年來，中國裁併了大量中小學，原因之一是學齡兒童不斷減少。 從1998年到2018年，全國小學在校人數從1.39億減到1.03億。 同期農村小學從61萬所銳減到16萬所，城市小學也從3.3萬所減到2.8萬所。

這種情況也發生在人口快速增長的一線城市。從1998年到2018年，北京常住人口從1246萬增至2154萬，小學卻從2511所降至970所。 實際上，中國大城市學齡兒童占人口比例幾乎全球墊底，所以這些城市教育資源緊張，不是因為孩子太多，而是公共教育投入不匹配。

那麼學生和學校的減少是否有利於教育資源優化？ 其實裁併後剩下的所謂優質教育資源，只是人口較多時留下的遺產。這種靠遺產得來的優化是被動且不可持續的，更合理的是增加投入來優化教育資源。學校好壞的關鍵取決於師資和財力。假設一個100萬人口城市擁有兩所一流中學，這個城市的人口降到50萬後，由於規模效應弱化，其最好中學的師資和財力，多半比不過人口100萬城市中最好的兩所的平均水平。

本文作者之一樑建章曾當面詢問199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Becker對中國獨生子女政策的看法。 Becker先問中國是不是來不及建學校。在得知中國其實在關閉學校時，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應該停止了。他的理由是，只要有能力培養人才，就不應減少人口，因為對所有國家來說，人是最寶貴的，尤其是受過教育的人口。

那麼低生育率是否有助於大學教育普及呢？其實後者主要是政策的選擇。如圖1，中國大學招生人數從1990年開始穩步增長，但直到2000年之前，中國年招生人數還一直低於印度。 從1998年到2008年，雖然中國高考適齡人數從1910萬增至2806萬，但進入大學人數更從108萬增至599萬，入學率從5.7%飆至21.3%。 時任亞洲開發銀行經濟學家的湯敏在1998年11月向中央建議大學擴招一倍，其中列舉的五個理由之一就包括緩解就業壓力。這甚至可以理解為，適齡人口增長帶來的短期就業壓力，反而可能部分促成了大學擴招政策的實行。

三、人力資本的品質與數量的關係

對經濟發展來說，人口既是需求端的消費者，又是供應端的人力資本。儘管需求是經濟發展的終極動力，人力資本卻是決定經濟效率和發展水平的關鍵。人力資本可從數量和品質來衡量。但在長期的生育限制氛圍下，很多人只注重品質，而忽視了數量的基礎性意義。比如，針對未來人口的急劇萎縮，往往有人迴應，品質比數量重要，數量減少有什麼不好呢？言下之意，只要有品質就無需在乎數量，甚至認為品質與數量衝突。

但品質和數量的關係，是相輔相成，而非矛盾對立。一個群體的力量，既取決於品質，也取決於數量。在同等品質下，人力資本與數量成正比，因為聚集和規模效應，甚至可能呈現加速正比關係，即數量多一倍，總體力量多一倍還不止。因此，人口數量減少不意味著品質會上升，實際情形更可能相反。在這種情況下，數量的萎縮對整體人力資本是雙重打擊，既減少個體數量，又降低個體的平均品質。

在現代科技和經濟發展中，少數傑出人才的開創性貢獻功不可沒。這其實恰恰說明了數量的重要性。天分很大程度是隨機分佈的，沒人知道哪個小孩是下一個喬布斯或任正非。上天給每個人發了一張能力的彩票，彩票上是否印有天才靠的是運氣，而良好的教育是兌現彩票的能力。所以最後有多少天才冒出來，取決於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口規模。

人力資本品質的提高體現在知識和技能的提升。人口較多的地方，提升效率通常更高。我們分析中國科學院院士出生地資料發現，即使扣除經濟發展程度的影響，人口密度越大的省份產生院士的比例也較大。原因可能是，人口更密的地方，教育效率更高，競爭更激烈，有助於激發人的潛力。

美國是目前整體科技水平最高的國家，這很大程度上可歸因於美國是發達國家中人口最多的國家。雖然美國人口一直少於中國，但其大學學歷的人口卻長期高於中國，這是美國科技力量長期領先中國的重要基礎。但這一情況近年開始逆轉； 從科研人數來看，中國在2000年不到美國一半，現已超美國，20年後將遠超美國。得益於龐大的人才規模，中國在新興的高鐵、移動通訊、人工智慧等領域已居世界領先地位。

目前中國人口是美國的四倍多，但這個優勢的很大部分卻被美國與其他英語國家的一體化，以及美國在全球廣納精英的能力所抵消。過去200年來，中國人口只增長3倍多，而美國人口卻大幅增長30多倍。 特別是，中國人口很快就將進入負增長，並將加速萎縮，美國人口卻有望持續增長。即便不考慮美國吸引移民的優勢，中美兩國生育率的差距，也會讓中國相對美國的人口優勢每代人減少40%。如果中國不能大幅提升生育率，兩三代人之後，中國年出生的人口將少於美國，中國將徹底喪失對美國的人口優勢。

四、家庭少生是否有利於孩子成才？

重質輕量也普遍存在於養育觀念中。在長期一胎化影響下，生育一孩已成為許多家庭的預設選擇，少生精養幾乎成為共識。但有關獨生子女狀態對孩子的長期影響，學術界並沒有明確的結論。有人認為，獨生子女可獲得更多的關愛和投入，因而成績較好，但也有人認為獨生子女缺少兄弟姐妹互動，並更可能被長輩溺愛，因而性格相對孤僻、任性、敏感，缺乏吃苦耐勞、冒險進取和團隊精神。

只有一個孩子時，家庭的希望和投入都會集中在這個孩子身上，不要輸在起跑線上會成為預設心理。但如果所有人都提前偷跑、提前衝刺，那只是徒增個體壓力，對整體無益。如果每家平均兩三個孩子，人們也許不會如此焦慮，養育方式可能更從容，孩子的後勁也許更大。

從社會角度來看，一孩對人力資本的平均貢獻不會大於多孩。從家庭內部來看，獨生子女的成績，即便好於來自多孩家庭的孩子平均成績，卻會低於多個孩子中成績最好的那個。為了驗證上述判斷，我們以智商測試結果來代表成績，根據家庭成員之間的智商相關性來比較一孩和多孩的智商差異。

在同住條件下，父母與孩子的智商相關性是0.42，而兄弟姐妹間的相關性是0.47 （Kaufman，2009）。 據此可比較高智商一孩家庭與中上智商多孩家庭。 這裡高智商家庭指父母智商處於人群中最高1%的水平，中上智商家庭指父母智商處於人群中19%的水平。假設高智商家庭生1個孩子，中上智商家庭生3個，並假設家庭成員的智商呈多元正態分佈，那麼在平均意義上，高智商家庭中唯一孩子的智商要低於中上智商家庭的3個孩子中最聰明的那個。換言之，要培養傑出人才，少而精的養育方式抵不過數量優勢。多一個孩子，就多一份希望。

這裡並沒有考慮多孩家庭孩子之間的互動，以及父母育兒經驗積累等因素的影響。本文作者之一黃文政在哈佛任教時同系有個同事叫蔡天西，生於1977年，22歲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後成為哈佛當時最年輕的教授。她來自浙江一個小鎮，是父母最小的孩子，上面有5個哥哥。全家6兄妹有5人獲博士學位，1人獲碩士學位。父親蔡笑晚被譽為人才“魔術師”，曾把自己培養孩子的經驗寫成《我的事業是父親》一書。如果再晚20年，蔡笑晚也只能培養一個最多兩個孩子，他的為父經驗也沒多大用武之地。

五、不應擔心貧寒家庭多生

針對全面放開生育的建議，有人認為這會讓貧寒家庭多生，影響未來發展。這種看法難以被實證資料所支援。實際上，中國普通家庭孩子的平均智商，勤勞程度都處於全球前列，中國家庭少生不僅是中國的損失，也是全世界的損失。而且，中國農村地區的生育意願都已遠低於西方國家，貧寒家庭多生是求生不得的好事。再說，只要機會公平，出身貧寒的孩子對社會的貢獻未必就小。像劃時代的人物如伽利略、牛頓、瓦特都出身貧寒；美國曆史上傑出的政治家如林肯和富蘭克林也出身貧寒，尤其是發明了避雷針並參與起草《獨立宣言》的富蘭克林是父親的第17個孩子。

中國現在的城市居民，不論教育水平和社會地位多高，往上算幾代大都來自農村的貧寒家庭。因為早年只有富家子弟才有機會接受正規教育，中國近代傑出科學家中出身貧寒的不多。但新中國的教育普及改變了這點，讓來自貧寒家庭的人才大量湧現。

航天員的選拔萬里挑一，對身體，智力、學識和性格的要求極其嚴格。我們分析過中國進入過太空的10名航天員的出身。除了楊利偉和劉洋分別來自普通教師和工人家庭外，其餘8人都均來自農民家庭，其中一半家境貧寒。聶海勝在兄弟姐妹8人中排行第6，父親去世後，母親靠幹農活把孩子養大。翟志剛是兄弟姐妹6人中最小的，母親靠賣炒瓜子才供他讀完小學和初中。劉伯明在6個兄弟姐妹中排行第2，小時候到草甸子上放豬，暑假曾到磚廠做工。在景海鵬記憶裡，小時候家裡沒吃過菜；父母在為生產隊幹活之外，靠綁掃帚換錢來讓家人不捱餓。

這些家庭非常貧寒，靠自己的勞作含辛茹苦把孩子養大，為國家養育了傑出的航天員。幸運的是，他們大都出生在生兒育女不不會被處罰的年代。這些脫穎而出的航天員不僅給國家做出了傑出貢獻，也給家族帶來了榮耀和實惠。

正是千千萬萬勤勞普通甚至貧寒的家庭撐起了中國社會，讓中國在改革開放後迅速崛起。李光耀在回憶錄中記述他曾告訴鄧小平，中國真要追上來，甚至會比新加坡做得更好。他說，新加坡人不過是福建、廣東等地目不識丁、沒有田地的農民的後裔，而中國有的盡是留守中原的達官顯宦、文人學士的後代。作為世界最有遠見的政治家之一，李光耀對中國人口的素質深具信心。他曾領導的新加坡就由無數貧寒農民的後裔所組成，現在已邁入世界最發達的國家之列，其人口素質更居世界最前列。

六、應對超低生育率危機才是頭等大事

蔡昉在文中提到，體現在勞動者技能和企業家能力中的人力資本，從根本上講則要靠教育發展獲得整體提高。這當然沒錯，但中國目前大學招生比例已超過適齡人口一半，繼續提升潛力有限。雖然免費義務教育只有九年，但中國家庭在基礎教育所投入的精力和費用之大，使得中國對教育的整體投入不菲；中國從事補課教育上的上市公司在數量和品質上都全球領先。

在我們看來，中國教育更大的問題，是應試教育的重負和低效讓家長心力交瘁。為此，我們建議取消中考，合併初中和高中，將小學到高中的12年縮減到10年；同時將義務教育延至10年，普及高中教育。現在的初三和高三時段，主要用於複習考試。通過取消中考和淡化高考來縮短兩年中學教育不會影響學習程序，反而可提升效率。如果女生在19-20歲本科畢業，22-23歲碩士畢業，提前兩三年進入社會，會有更多時間戀愛、結婚、養娃，更好地平衡職業和家庭。

蔡昉建議延伸義務教育至涵蓋學前教育。我們非常認可，之前也提過類似建議。 國家衛計委2015年的調查顯示，0—3歲嬰幼兒的入托率僅4%，遠低於一些發達國家的50%。 如果政府牽頭興建大量幼托中心，並讓常住當地的家長可將孩子免費送入寄託，那將大大減輕養育家庭的負擔。

不過蔡昉在文中提到的目標只是讓出生孩子數量在政策規定的前提下儘可能接近家庭的生育意願。這裡蔡昉沒有表示生育限制政策有何不妥，他對人口形勢也顯得太過樂觀。根據國家衛計委2017年全國生育狀況抽樣調查，2006~2016年，中國育齡婦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數和打算生育子女數為分別為1.96和1.75。生育意願比這要高得多的南韓，目前實際生育率不到1.0，有何理由認為不痛不癢的政策能讓中國生育率接近意願？更何況，要維持民族的民族的可持續繁衍，生育率必須要達到至少2.1的更替水平，而不是蔡昉之前提到的毫無根據的1.8。

總而言之， 中國面臨的遠比教育提升更加嚴重的問題是超低生育率。要提升生育率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做。我們也一直建議通過對較高收入家庭減免個人所得稅，對較低收入家庭直接發放育兒補貼來減輕養育家庭的負擔。

隨著二孩政策導致的生育堆積釋放結束，育齡人口急劇萎縮及生育率持續走低，中國出生人口面臨快速萎縮。中國龐大的人口規模是令競爭對手稱羨的稟賦，但這個寶貴的優勢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弱化。儘管教育水平的提升加上技術進步和城市化讓中國經濟依然存在上升空間，但這些效應與人口規模並不是非此即彼的關係。如果人口規模不下降，這些效應只會更加強大。因此，教育水平提升促進經濟增長的效應，絕不是淡化超低生育率危機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