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相關國家計劃，2020年中國要全面實現小康社會。
那麼，接下來呢？
估計就要開始實施中等高收入群體倍增計劃，重振汽車消費，增加教育和醫療的供給，調整房地產供給結構、啟用中長期需求，打造高品質的金融市場、釋放金融潛力。
2018年，中國中等收入群體（家庭年收入在10-50萬元）人數，首次突破4億人！清華的這份《巨集觀經濟分析與預測》報告測算：如果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實際增速能夠保持4%，通過3個五年計劃的努力，可以再讓4億人群邁入中等收入群體。
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抓手，就是應對經濟增速下行、整體經濟的趨緩。
應該怎麼做？
應該抓住國內巨大的內需市場、培育市場，釋放需求，打贏中等收入群體倍增的持久戰。
本文通過5個問題進行闡述：
第一，持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努力實現這個群體的倍增，促進國內需求進一步釋放。
按照國家統計局的計算口徑，2018年中國每個家庭年收入如果達到10-50萬的水平，就界定為跨入了中等收入的群體。2018年，中國這樣的群體有多少呢？超過了4億人。首次突破了4億，佔中國14億人口的大約三分之一，佔全球中等收入群體35%左右，但這是改革開放41年以來的重大成績；同時，也需要認識到，現在的中國仍然存在著人口二元化的問題。如果用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純收入計算一個比例，我們會發現，2014年以後這個比值持續維持在2.7左右。也就是說，存在著明顯的城鄉壁壘。
中國14億人口裡面，按照人口的收入排序，把收入最高的4億人排除之外，我們會發現，剩下10億人口年人均實際收入只是相當於20年前全國人口平均收入的水平。所以他們的收入是亟待提升的。這一部分人的消費傾向，如果收入增加了，是更願意消費嗎？是的，而且他們更願意消費的勁頭要比中等收入的人群更大，所以釋放他們的需求，提高他們的收入，可以有效對衝當前經濟增速下行的趨勢。
按照一個相對謹慎的中等收入群體倍增計劃路徑，如果每年保證人均實際收入增長4個百分點，三個五年規劃的時間跨度之內，可以使得中等收入人群倍增，擴大到8億人。僅通過汽車、空調和住房這三項，就可以帶動中國GDP增速0.7-0.75個百分點。
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雖然是下滑，按照年度4%的增速，實現15年內收入倍增——在未來15年4%的增速，應該是相對站得住腳，而且是可行的。所以，在下一步的工作中，當2020年全面實現小康社會、打贏了脫貧攻堅戰之後，我們應該把下一步工作重點放到中等收入群體的擴容和增收，通過收入的提升為國內需求的進一步釋放做好準備，對市場機制的完善做好準備。
同時2019年12月25日中辦和國辦頒發了重要的政策：城市人口規模300萬以下的城市，取消落戶限制；300-500萬的城市，放寬落戶條件，同時完善了落戶的措施。這個措施意義非常重大，將推動城鎮化的程序，而且加快中等收入群體倍增的程序。
第二，重振汽車消費。
汽車銷量在2018年7月之後持續下滑，2019年，汽車的銷量降幅在收窄，這是短期。想推出的觀點是，長期汽車市場仍然具有巨大的需求潛力。通過觀察乘用車在過去幾年的變化趨勢、增速趨勢：乘用車的銷量增速在2018年7月以後出現明顯的下滑，也帶動了消費的下滑。為什麼是這樣？
前期——在2018年7月之前——購置稅的優惠政策，透支了汽車的需求，2018年該政策的退出，導致需求的下滑。過去幾年經濟增速總體的下滑，收入增速的放緩，影響了人們對收入的預期，影響了汽車的需求。之前國五、國六提前切換，使得居民持幣觀望的態度加重。2019年以來，國家推出了汽車消費的刺激政策，國五國六切換的效應在下降，可以看到了汽車消費的回暖。
汽車長期的需求仍然具有非常大的潛力。世界銀行的資料顯示，千人汽車保有量，中國2018年是173輛，遠低於發達國家的水平，美國在2018年千人平均有837輛汽車，日本和德國將近590輛左右。會發現，跟中國經濟發展水平相近的發展中國家，比如俄羅斯、巴西和墨西哥，千人汽車保有量都顯著高於中國，俄羅斯是373輛，巴西是350輛，墨西哥是297輛。中國和南非人均千人汽車保有量是相對比較接近的，南非是174輛，但南非GDP顯著低於中國。中國隨著人均收入、隨著經濟發展，未來長期的汽車需求仍然具有非常大的空間。
看國內：首先，2018年年末，全國居民平均每百戶汽車擁有量是33輛，城鎮居民每百戶擁有41輛，而農村是22輛，所以城鄉之間有大概一倍的差距，這是未來一個巨大的消費空間。按照區域來看，發展也是非常不平衡的，北京、天津兩個直轄市在2018年末每百戶汽車擁有量超過了50輛；但在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中，有18個居民每百戶汽車擁有量少於30輛，三分之二的家庭還沒有汽車，這是一個巨大的需求空間。
除了將汽車購置稅和使用稅交給地方政府，以及加強交通擁堵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為汽車未來的發展提供必要的保證之外，我們也想強調，對於像北京這種搖號和限牌的城市，除了放寬車牌獲得的增量以外，應該積極盤活現有的車牌存量。比如，准許自由租用其他車主已有的車牌，形成活躍的車牌租用市場。再就是，為了刺激低檔汽車的消費——因為10萬元以下的低端汽車佔整個市場4成左右的比例——為了增加低端收入群體對汽車的需求，應該採取適度的逆週期調節政策，保持合理的經濟和收入的增速。
第三，關乎民生且具有很強公益性的醫療和教育兩個細分市場，需求增長是非常快的，但公共服務的供給存在非常大的短板。
過去這些年，恩格爾係數——食品佔消費支出的比重——是持續下降的，醫療保健的佔比是持續增加，醫療保健方面支出的增速顯著高於總體的增速。對於這個市場，長期的增長空間是非常巨大的。預計未來中國的醫療保健需求將呈現快速擴張之勢。有兩個重要的原因：
第一，我們的老齡人口將持續增加，根據聯合國的預測，“十四五”期間，中國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將增加約5000萬人，7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數將增加3400萬人。老齡化的加深，未來必然會增加醫療保健支出在的需求。
第二，隨著收入水平的提升，人民對於醫療保健需求往往上升。這是因為，醫療消費本質的特徵，收入彈性是比較大的，大於1。
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中國醫療支出在2016年佔GDP的比重是4.98個百分點。與此同時，OECD國家平均水平達到了12.59%，即使發展中國家，像巴西、墨西哥，也顯著高於中國。
所以，對於醫療保健這方面的需求，首先建議增加醫療資源的公共投入，因為它具有外部性，具有公益性的性質。同時，應該放開醫療市場的准入，鼓勵更多的民間資本參加介入醫療領域——同時也應該加強政府的監管，避免民間資本所帶來的道德風險的發生，雙管齊下，增加醫療保健服務的供給，從而釋放需求。
教育結構應該調整，品質應該提高。首先，基礎教育需求之間存在比較明顯的錯配，幼兒園的供給量嚴重不足。適齡兒童入學難，尤其是農民工等新進入城市人口的子女，仍然是一個影響人們群眾幸福感的較為普遍的社會性問題。而部分縣城、小城鎮以及農村地區，由於人口持續流失，教育資源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過剩。
優質教育資源供給不足，整體教育品質仍有較大提升空間。優質初高中與一般初高中之間的差距進一步擴大，導致家庭與學生在正常的學校教育之外，投入大量額外精力和財力以為了進入優質初中和優質高中。為了讓孩子上一個優質的初高中，很多家庭不得不花大量的時間、精力和財力，上課外的補習班。
第四，房地產中長期仍然有非常大的需求。
2019年，短期的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略有回落。2019年中期之前，因為之前大量的土地購置稅的延期支付，帶來開發投資增速的上升；2019年中期之後，這個增速略有回落，但這並不能支撐增速回升的永續性。所以我們認為：2019年房地產市場短期內供給和需求兩方面都沒有明顯的利好。2019年年末，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次強調房住不炒，預計2020年全國房地產調控政策仍然以“穩”為主。
房地產中長期仍然有非常大的需求。因為：
第一，現在城鎮化只有60%左右，根據劉易斯拐點，當城鎮化率到達70%的時候，才出現這個拐點，所以未來還有1.5-2億的人口將完成城市化，這是一個巨大的購房需求點。
第二，一二線城市房地產供給和需求存在一定程度的錯配：一二線城市是新增城市人口的淨流入地，超過了50%，但是房地產新開工的面積和房地產投資總額，都不超過40%。所以人口和房地產發展是存在一個錯配的。
如果我們看城市用地的批地，在2007-2016年所有的年份裡面，一線城市住宅用地存量比例是最低的。還有工業用地和住宅用地的對比，2015-2019年，中國普遍還是工業用地佔主導，住宅用地的批地相對弱於工業用地。政策建議是：增加一二線城市的住宅用地供給，同時適度放寬一二線城市的購房需求限制。
第五，應該打造高品質的金融市場，釋放金融潛力。
當前的金融市場沒有很好滿足居民投資理財和資產管理需求。
有三個重要的表現：
第一、中國仍然是以房地產作為居民資產配置的主要資產，2016年房地產佔中國家庭資產配置的46%；而同期美國這個比例只有24%，而中國的金融資產配置是50.5%，美國是71%。
第二、因為缺乏比較高品質的金融產品，仍然去追求高收益的金融資產的產品，導致了近年來金融亂象頻發，包括P2P和非法集資，甚至爆發了一些區域性性的風險。
第三、因為沒有高品質產品的支撐，導致了影子銀行大發展。因為民眾找不到特別好的投資渠道。影子銀行在過去十年快速的壯大，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金融產品結構的欠缺。
為什麼居民投資理財和資產管理需求沒有得到很好的滿足？
第一，長期以來，中國金融市場只重視融資功能，而忽視投資功能，政府和金融監管部門主要是關注和考核金融市場的融資功能，而忽視了或者是沒有那麼重視投資功能。
第二，金融市場的產品和服務種類雖然比較齊全，但品質和結構仍然難以匹配高品質金融產品的需求。中國從2001年開始到2018年，股指收益率年化平均只有1.3%，我們股市是一個高風險、低收益、波動比較大的股市；同期美國的年化收益率達到了3.2%；跟中國經濟發展相似的大型發展中國家印度，估值年化收益率竟然達到了12.9%。
第三，金融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的不足，導致難以匹配居民對高品質金融產品和服務的需求。雖然近期頒佈了一些政策，比如說證券法的修訂，以及上海金融法院的成立，但是仍然還遠遠不夠、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急需打造一個更加規範、透明、開放、有活力、有韌性的高品質資本市場，這是下一步最主要的抓手。
實體經濟也有需求，實體經濟的融資需求沒有得到很好的滿足。民營企業獲得的金融支援和經濟貢獻，是不匹配的：民營企業貢獻了中國經濟60%以上的GDP，貸款餘額只佔到了總體企業貸款餘額的40%；小微企業貸款增速，也從2017年的15%以上，快速下滑到當前的10%左右；民營企業債權融資的信用利差遠高於央企和地方國企，且差距不斷拉大；股權融資方面佔比也不匹配，截至2019年底，A股市場民營上市公司佔比70%，但市值僅佔了30%。對於創新創業企業融資來說，需求也是比較難的。還有基建投資的需求，也沒有得到充分的滿足。
有理由相信，打贏中等收入群體倍增的持久戰，實現經濟社會高品質的發展，仍然潛力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