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包括貨幣供給、資本供給、金融企業供給、金融要素價格（成本）供給、金融產品供給等，其中很重要的是貨幣供給方式，也就是基礎貨幣的發行方式。從貨幣發行的原理來說，古代和實物與珍稀物品有關，後來與黃金、白銀等貴金屬有關。

現代的貨幣發行和政府的信用有關，本質上，和GDP增長中的政府稅收有關。一個政府之所以有權發貨幣，在經濟的本質上，是因為政府在收稅。收稅用什麼貨幣支付，貨幣發行就是什麼貨幣。貨幣發行的量大還是小，和政府稅收的增長能力有關，當然可以透支，但總的來說，需要有個平衡。

那麼，哪個部門代表國家來發行貨幣呢？當然，由各國中央銀行。但是，財稅狀況是基礎後盾。美國財政部發債，美聯儲買債，買債的過程中基礎貨幣就發出來了。中國由央行代表國家發行基礎貨幣，背後的支撐仍然是國家主權、國家經濟和稅收增長能力。

截至2018年末，中國基礎貨幣餘額超過33萬億元，其中流通中的現金M0為7.3萬億元，其餘25.7萬億元為銀行存款準備金，而其中外匯佔款超過21萬億元，這是基礎貨幣供給。貨幣供給的另一個環節是流通中的貨幣M0到M2（貸款）之間的擴張，表現為從基礎貨幣到商業銀行的信用創造過程，即貸款，這個過程有所謂貨幣乘數。在基礎貨幣一定的條件下，貨幣乘數決定了貨幣供給，而存款準備金率的高低和貨幣政策的傳導效率構成了貨幣乘數的關鍵。

除此之外，商業銀行對非銀行金融機構的資金供給過程，例如小貸公司、保理公司、租賃公司、信託公司等，他們的資金往往來源於商業銀行表外的委託貸款業務、理財業務、票據業務、資金拆借業務等。這個過程也有金融槓桿放大，所以也是金融監管部門嚴格關注監控的方面。

事實上，近年來中國貨幣供給和金融體系存在著三種問題，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力圖要解決這些問題。

一是利率市場化改革尚未完成，貨幣市場利率已經完全市場化，但商業銀行存貸款基準利率依舊存在，“利率雙軌制”造成套利現象。金融系統不可能沒有套利，但是如果氾濫，對實體經濟是不利的。

二是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不順暢，造成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等問題，長期未得到解決。這個問題屬於基本面和結構性問題，通過對銀行行長的指導和一系列檔案，敦促銀行對民營企業、中小企業和農村加強放貸，固然會有一定的效果，但本質上，融資難、融資貴問題需要通過一系列的供給側改革加以解決，如果不從體制機制上下功夫，客觀上資金仍然流不到毛細血管，流不到小微企業，流不到農村。

三是貨幣調控以數量調控為主，還是以價格調控為主？面對問題的時候，往往就會用一刀切和數量型的方法來解決，當然，這裡存在路徑依賴的現實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