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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後的中國雖然遭遇經濟下行趨勢中重建的嚴峻挑戰，但是也面臨著促使中國進行深層次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契機。不應當再流連於飲鴆止渴式的短期經濟刺激，而貽誤推進中國進行深層次結構性改革 的絕佳戰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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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知道，為應對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發起的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 主要是投入到了鐵路、公路、機場等公用基礎設施建設上面，而在這些領域 中增加的投入勢必會帶動中游的建築和運輸等產業，以及上游的鋼鐵、煤炭、 原材料等產業的發展，這些中上游的產業都能夠接納大量的產業工人就業。4萬億基建投入由此被寄予撬動相關產業發展的“槓桿”重任，一方面促進經 濟增長，另一方面擴大就業，從而實現振興整個國民經濟的目的。

然而在政策實施過程中，政府財政投入佔大頭，以國有企業為主力的體制機制，不可避免地導致相關產業過度擴張，最後導致了嚴重的產能過剩。於是中國被迫發起持續至今的以“去產能、去槓桿和去殭屍”為內容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消除上一輪經濟刺激計劃遺留下來的產能過剩、槓桿高企和殭屍企業盛行等問題。基於同樣的原因，2013 年以來中國不得不啟動以所有制混合為特徵的新一輪國企改革，以此解決出現了產能過剩、效益下滑後，傳統國有企業暴露出來的體制和機制問題，從而煥發國企活力。

實際上，在新基建涵蓋的七大領域中，城際高速鐵路和城際軌道交通在性質上依然屬於傳統的“鐵公基”範疇的舊基建。高鐵過去十年在中國快速發展，代價便是形成了龐大的債務，這無疑為今後高鐵保持良性持續發展帶來一定的隱患。因而在疫情過去之後，如果確實希望增加城際高速鐵路和城際軌道交通等方面的投資的話(例如，第二條京滬高鐵)，便需要積極思考和認真面對如何平衡債務和發展的關係，如何採取更加有效率的鐵路服務組織方式的問題。

除了在性質上依然屬於舊基建的城際高速鐵路和城際軌道交通以外，還應當看到，被一些學者看作是具有新基建“硬核科技”典型特徵的5G基站建設、人工智慧、大資料中心等其實並不具有傳統“鐵公基”的經濟槓桿撬動作用。它們中的一些產業屬於中國基礎戰略性產業，在業務開展範圍上屬於牌照管理的高管制行業，因此在產權性質上必須由國有控股；而另一些產業需要大量、持續和長期的前期研發投入和積累，進入門檻非常高，不是短期內投入大量資金就可以大幹快上的。

可以將上述這些產業的特徵概括為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這些產業可接納的企業數量其實是非常有限的，這是因為這些產業基於網路外部性所形成的半自然壟斷屬性，因此在一個產業內並不適合引入太多的競爭性企業；另一方面，這些產業能夠接納的就業人數非常有限，因為這些高科技行業對員工素質有很高要求，進入門檻也很高，相關技術人才不論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都是很短缺的。這樣一來，一些學者寄希望於透過加大對這些新基建領域產業的財政投入，來實現穩增長和保就業的目的無異於緣木求魚。

其實並不是所有的新基建專案都適合財政投入，更何況目前中國政府財政投入的空間非常有限。近年來，為了改善生態環境，推動清潔能源的發展， 中國圍繞新能源產業先後出臺了一系列扶持和財政補貼政策，暴露出來一些 “醜聞”，新能源產業已經出現了產能過剩的苗頭。對於新能源發展配套的新能源汽車充電樁，不能繼續採用以往僅依靠財政補貼的發展策略，而應當鼓勵相關企業和行業協會從提升服務質量的角度，完善配套設施，因為這些新能源汽車充電樁不僅有一個投入建設的問題，更重要的是一個運營維護的問題，後者才是行業發展的根本。

為了抑制疫情後經濟下滑趨勢惡化，經濟計劃制訂應當考慮以下三方面的原則。

第一，相關經濟政策應當惠及儘可能多的企業和個人，而非僅僅一 部分企業和個人; 第二，應當透過政策引導調動儘可能多的社會潛在資源積極參與，而不能僅依靠政府財政的有限支出和國有企業唱獨角戲;第三，在新的經濟政策下，產品和服務的提供應以持久有效的形式組織，而非得過且過的短期行為。

當前一些學者所建議的新基建領域的財政投入只能使其中一部分產業和個人受益，同時接納就業、拉動經濟的作用也非常有限。按照上述三項原則， 為抑制經濟下滑趨勢和疫後重建，以國有企業混改、降低甚至取消一些行業的進入門檻和結構性減稅三個方面為內容的結構性改革也許是政府應該考慮 的經濟計劃。

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透過引入民資背景的戰略投資，可以促進國企 經營機制的轉變和經營效率的提高，為民資進入傳統管制和壟斷行業發展提 供了機會和更加廣闊的空間舞臺。為了激勵民資參與混改的積極性，在國企混改實踐中應當建立公平公正和競爭中性的公司治理制度設計。關鍵是使新引入的民資背景的戰略投資形成股權制衡的股權結構，並透過委派董事參與董事會的方式，形成保障自身投資權益的正常途徑和制度安排。降低甚至取消一些行業的進入門檻，既可以減少政府財政的大量投入，又能夠最大程度上調動社會資源和民間資本參與到疫後重建中。例如，在城際高速鐵路和城際軌道交通建設中，可以在持股比例上允許社會資本有更大的突破，從而調動社會資本投資的積極性，過去的杭紹臺鐵路建設因為允許民資持有更高的比例而吸引了民資的大量投資。

此外，要想解決在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暴露出來的醫療和公共衛生投入 不足的問題，除了公共衛生投入需要依靠政府加大財政投入外，醫療服務領域可透過進一步降低准入門檻，允許更多的民資和外資進入，以增加醫療服務的供給，而且引入競爭將有助於相應提高醫療服務質量，降低收費價格。

結構性減稅是在減輕企業和個人總體稅負的基礎上，透過稅收的結構化調整，減少可能抑制居民消費需求和增加企業市場供給的稅收徵收範圍和徵 收幅度。透過結構性減稅可以使大部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加，從而增加消費，刺激需求，同時使大部分企業稅負水平降低，降低成本，增加利潤，以刺激企業生產積極性，增加市場供給。例如，為了應對因石油價格波動導致 新一輪經濟危機爆發的可能性，美國總統特朗普首先想到的便是下調薪資稅， 這將使得大多數人受益，再有就是針對性地向受新冠肺炎疫情衝擊的行業提 供“極具實質性的紓困措施”。

由此可見，上述三項政策的核心便是透過結構性改革，建立競爭中性的經濟發展政策，從而鼓勵社會資本儘可能深度參與，以此最大可能地全面提 高全體公民福利。因此，疫情後的中國雖然遭遇經濟下行趨勢中重建的嚴峻挑戰，但是也面臨著促使中國進行深層次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契機。不應當再流連於飲鴆止渴式的短期經濟刺激，而貽誤推進中國進行深層次結構性改革 的絕佳戰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