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脫歐、伊朗危機、拉美動亂、貿易摩擦……當今世界表現出來的秩序混亂、衝突對抗、民粹橫行等日益嚴重的問題，根源之一在哪裡？政治和經濟的日益分離。

這種分離不僅體現在國家跟國家間，也體現在一國內部的企業和政府、富人和平民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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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國際局勢稍有關注的人，會有這樣一種發現：多邊的、大小國共同參與的國際性組織，如聯合國、WTO、IMF（國際貨幣基金）等機構其影響力在逐漸式微，對國際事務的話語權和協調力越來越沒有作為。

反而由大國參與主導的區域性、排他性的國際機構，如G20（20國集團）、G7（西方7國集團）、BRICS（中俄印巴南金磚國家）等機構的影響力卻越來越大，對國際事務的協調力不斷增強。

為什麼呢？經濟和政治不可分離，權利和責任必須對等，以上現象就是一種糾偏。

在世界歷史中，小國幾乎都未曾有過什麼話語權，大多數時候只是大國的附庸或跟隨，以往弱肉強食的叢林時代，小國的命運並不能自己掌控，只能周旋於各大國之間以尋求夾縫中的苟且生存。

這種邏輯什麼時候改變的呢？二戰後。

慘痛的二戰給世界各國（包括強國和大國）上了深刻的一課——不管大國小國、強國弱國理應主權平等，對應的就是權利的平等。

為了維護各國的權利、搭建一個高於主權國家的溝通協調平臺，於是組建了聯合國等國際性組織，後來隨著國際間貿易擴大的需要，又成立了關貿總協定——也就是WTO（世界貿易組織）的前身。

為了體現公平，這些大小國共同參與的多邊國際組織給予了小國、弱國、窮國同樣一票的權利，甚至還有些優待……也就是說這些國家獲得了與其經濟實力不相等的政治權利。

結果怎麼樣呢？

這些小/弱/窮國在多邊國際組織中游刃有餘，利用其一國一票的投票權利獲得了與其責任/負擔不相等的高額收益、甚至是套利機會——以投票權交易國家的其他收益（經濟支援/政黨支援等），而國際秩序的成本卻由大國、富國去承擔。

因為投票的民主特徵，小國獲得了過多的利益，相應的大國就獲得了太少的利益。

花錢承擔成本的國家說的話、定的規則沒人理會，提交的決議無法通過，反而不怎麼掏錢的國家卻一個勁的薅著羊毛、我行我素……這種國際規則能持續嗎？不能。

其中表現最明顯的就是美國，退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退出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退出巴黎氣候變化協定、退出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美國是聯合國會費的主要承擔國（大概佔1/5），也是會費的拖欠大戶（拖欠會費逾10億美元）……美國差這點錢嗎？

在國際上，國家間經濟地位和政治權利分離的狀況是對國際秩序的重大挑戰，也因此大國、強國開始繞開小國、弱國，自行建立一套新的國際秩序體系（G20、G7、BRICS的會員國都是大國）……責任更大、付出更多的大國不想再跟小國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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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和政治分離的第二個表現，是跨國企業和它所在國的政府。

企業是經濟執行的重要節點、也是一國政府最重要的收入來源，政府從企業那裡收來稅和費以提供公共服務：國防開支用以國家安全、公檢法開支用以社會治安、教育開支用以培訓合格的勞動力、市政開支用以提供完善的公路/鐵路/橋樑等基礎設施、醫療/社保開支用以穩定社會……

最有錢的企業、最應該多繳納稅費的企業是誰呢？跨國企業。

很多跨國企業的年收入以百億美元起步、市值甚至可達萬億美元……富可敵國一點也不為過，可它們承擔了相應的政治責任了嗎？NO！

美國的蘋果公司利用愛爾蘭的特殊稅收政策，把公司的絕大部分現金放在愛爾蘭和一些離岸的避稅天堂，這樣就能讓每年繳納的海外利潤稅不超過5%，它註冊的一家愛爾蘭公司有一年的稅率甚至只有0.005%……要知道美國的公司稅可是在35%啊。

不光蘋果公司，跨國大公司普遍都會這樣做，把現金放到海外去避稅。彭博社在2017年的統計顯示，微軟把97%的現金放在了國外、強生放了98.6%、可口可樂放了87.3%、英特爾放了58.9%……

跨國公司充分利用各國的比較優勢，來最優的安排技術研發（放在歐美等國）、零部件生產（放在日韓臺等東亞國家和地區）、產品組裝（放在中國等國）、國際間貿易（全球形成了一個資源供給、加工生產、技術研發的產業鏈）……當然也包括合理的規避進出口關稅和賺取利潤後的企業所得稅等，並以此賺得超高的利潤，可這些收益卻並不被它的國家所分享——因為偷逃避稅。

這些跨國企業聘用最優秀的員工，員工的教育培訓費用卻大部分由國家承擔；使用最優良的市政公共基礎設施配套，基礎設施的成本卻大部分由國家承擔；享用穩定有秩序的社會環境，但維護社會秩序的治安成本卻大部分由國家承擔……跨國公司享受著政治便利的收益，卻很少承擔相應的責任。

這樣的結果是什麼呢？

是一國之內各階層貧富的分化越來越大，一小部分人充分享受了全球化的紅利、而大多數人則承擔了全球化的成本。

這也就是全球各地愈演愈烈的民粹主義氾濫的根本原因——既然全球化不僅不能給我好處、反而還在損害我的利益，我幹嘛要支援它呢？

那唯一能做的就是反全球化、反國際貿易、反跨國公司……最終表現就是反現有的國際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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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民主化之前，經濟資本和政治權力是一體的，資本是政治的基礎、政治為經濟服務。

在希臘的雅典時代，並不是城裡的所有人都有政治權利，只有男性公民才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後來的歐洲對擁有政治權利的人也有所限制，如：應該有一定物質資產或者應有納稅記錄或納過一定金額的稅等，其他的貧下階層是沒有政治權利的，經濟和政治密不可分。

資產階級發展壯大國家經濟實力，並以此獲得政治上的權利，這種政治上的權利再反過來為經濟服務、促進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並由此步入向上正反饋的良性迴圈……曾經的世界霸主，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甚至美國等都是在這種模式下崛起的。

後來隨著民主化的發展，社會運動開始興起、中下階層的政治權利開始顯現，資本主義也逐漸的向福利資本主義邁進——勞工權益得到極大提高（8小時工作制/最低工資標準等），更好的醫療養老保障、免費的基礎教育培訓……但經濟和政治仍然沒有分離。

當民主化進一步發展之後，政治權利和經濟資本開始逐漸的分離，政治權利逐漸由經濟資本的基礎轉移到社會群眾的基礎……表現形式就是選票。

不管你多有錢、不管你多有學問、不管你多有威望、不管你為社會做了多少貢獻，你跟其他任何一個成年人一樣（哪怕這個人是文盲、好吃懶做不思進取、沒有邏輯無法明辨是非等等）都只有一張選票的權利。

選票的背後是什麼？是個人利益。誰支援我的利益、誰讓我過得好、誰讓我過得舒坦，我就選誰。

這是當下國際社會當中經濟和政治分離的第三個表現——精英（富人）和平民（窮人）的對立。

廣大的平民因為擁有選票從而擁有了政治上的權利，他們能以這種政治上的權利來為自己經濟上的利益服務——要更高的工資、要更短的工作時長、要更好的福利、要更少的稅收、要更優的社會保障……誰滿足我的要求，我就把選票投給誰。

可這些錢誰出、成本誰負擔呢？當然富人啊。

創造、掌握社會財富的少數富人，無法獲得與其經濟基礎相對稱的政治權利，佔有較少社會財富的廣大平民，卻擁有遠超其經濟基礎的政治權利，此時對存量財富（主要是富人財富）的搶奪就開始了，結果就是政府出臺各項法規條文對富人多收稅。

問題是，富人也不會坐以待斃的被薅羊毛啊，他們會積極的應對——在全球各地、以各種合法不合法的方法去偷逃避稅，富人和窮人的矛盾就此愈發激化。

經濟基礎和政治權利本密不可分，可當二者分離且愈行愈遠時，得需要達成一個新的共識，當這種共識沒有達到時就會出現原有秩序的崩潰。

當下國際社會就處於這樣的尷尬困境當中：舊有的秩序正在崩潰，可新的共識還遠沒有達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