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制經濟學理論視角下的網際網路平臺反壟斷

賈開

2021年2月7日，國家市場監管總局網站在徵求三個月意見後，正式釋出《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關於平臺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引發社會和產業關注。平臺經濟的特殊性，使得針對數字平臺的反壟斷問題具有諸多特殊性。平臺反壟斷問題也成為了伴隨平臺經濟發展而緊密關聯的重要議題。早在2014年，被稱為中國網際網路“反壟斷第一案”的“3Q大戰”即集中反映了該問題的複雜性。本文發表於2014年10月21日《21世紀經濟報道》（原文標題為《從梯若爾的理論看“3Q之爭”》），從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梯若爾的規制經濟學理論對網際網路平臺反壟斷問題進行了簡要分析。

(2014年)10月16日最高院判決，奇虎360公司指控騰訊濫用市場控制權的訴求不成立。由此，耗時四年、被稱為中國網際網路“反壟斷第一案”的“3Q大戰”最終塵埃落定。

360向法院提起的訴訟是“騰訊濫用市場控制權”，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反壟斷訴訟”。但問題的關鍵在於，現行反壟斷法律體系在面對網際網路產業的新情況時，反壟斷理論已經滯後於網際網路產業的發展。換句話說，當前的法律體系並不能為騰訊是否濫用市場控制權提供評判標準。評判標準模糊，判決也就無從談起。就算騰訊事實上濫用了市場控制地位，法院也不能在當前的反壟斷法律體系下判其壟斷行為成立。

但是為什麼呢？什麼叫“嚴重滯後”，什麼又叫“網際網路產業新情況”？這就離不開新科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梯若爾的規制經濟學理論了。

傳統的反壟斷理論脫胎於工業時代，旨在對影響市場競爭的企業聯合行為進行限制。反壟斷法的立法緣由是：企業為維持壟斷利潤而控制生產，從而導致供給不足且價格過高，以及相應的資源配置效率的損失。經過長期發展之後，反壟斷法形成了一整套判定企業是否涉嫌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經濟學工具，即“三階段理論”：首先對所涉產品的相關市場進行界定，然後判斷被訴企業是否在該相關市場範圍內構成支配地位，如果構成支配地位，再看該企業是否濫用其市場控制權。不管是合法性基礎還是工具性的“三階段理論”，傳統反壟斷法體系是緊緊圍繞著實物產品的交易行為而展開的。換句話說，其規制物件是供需雙方參與交易的單邊市場，然而，這卻恰恰是後工業時代，網際網路產業不同於傳統產業的關鍵所在。用梯若爾的話說，網際網路產業是一個“雙邊市場”。

雙邊市場意味著此時的交易行為涉及三方主體：提供服務的平臺方、接受服務的使用者以及接入平臺的第三方。平臺方為使用者提供免費服務以吸引足夠多數量的使用者，但同時平臺方向第三方要價，以為其提供接入。第三方接入平臺有的是為了投放廣告，有的是為了搜尋排名。以騰訊為例，騰訊作為平臺方為使用者免費提供即時通訊服務，但向廣告商要價，以使其廣告能夠顯示在即時通訊服務的介面上。

雙邊市場與單邊市場最重要的區別就是“第三方付費”問題。單邊市場中，判定企業是否構成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直接判斷企業是否就其產品向用戶徵收高價即可；但雙邊市場中，平臺免費為使用者提供服務，為此付費的是接入第三方。無論平臺向第三方要價多高，都不會反映到使用者所享受的服務價格中來——因為完全是免費服務。所以，如果按照傳統反壟斷法的邏輯，相關市場界定就將出現問題。騰訊在即時通訊市場處於絕對壟斷地位，但在該市場它免費向用戶提供服務；騰訊在與第三方的交易關係中處於強勢地位，但在該市場（如廣告市場）又並不佔據壟斷地位（廣告市場還包括電視、紙媒等）。相關市場都無法界定，更遑論支配地位認定和市場控制權濫用的認定了。而這正是傳統反壟斷法難以對騰訊進行法律規制的根本原因所在——商業模式發生了巨大變化。

梯若爾非常重要的貢獻之一便在於其對“雙邊市場”的交易行為進行了清晰的描述。事實上，雙邊市場一定會出現平臺壟斷的情況。平臺的價值就在於使用者量的巨大，而平臺正是利用免費向消費者提供服務以吸引使用者；反過來，平臺裹挾其所擁有的巨大使用者量，向第三方索取高價——這便是梯若爾筆下的網際網路產業悖論。

網際網路產業在蓬勃發展的同時，已經形成了若干巨頭鼎立的情況。國內來看，百度、阿里、騰訊一騎絕塵；國外來看，谷歌、推特、臉書、亞馬遜無人能及。越來越大的平臺在為消費者提供越來越便利、越先進的服務的同時，也存在著絲絲隱憂。2012年，推特更新後的應用介面開發規則（API）強制要求開發者遵守推特協議，限制了開發者的行為空間；2013年，谷歌宣佈不再支援XMPP即時通訊協議，從而終止了與其他通訊工具互聯的通道；“3Q大戰”中，360狀告騰訊利用即時通訊工具掃描使用者資訊，也涉及到消費者隱私這個問題。諸如此類的現象都表明，如何對平臺公司進行規制已經成為迫在眉睫的巨大挑戰，但傳統的反壟斷法體系對此卻是無能為力的。梯若爾為我們清晰解釋了這個問題的本質，但如何解決問題，未來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