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第一代民企的代表，娃哈哈曾創造了很多的奇蹟——1987年創立，1990年產值突破1億元，2003年產值突破100億，2013年營收達到782.8億，隨後四年業績雖有下滑，但2018年開始逆勢增長。

談到娃哈哈的未來，宗慶後在接受新京報採訪時坦言：我對娃哈哈的未來一直都有信心，但同時也有危機感，娃哈哈需要第二次創業。只有不斷地創新，企業才能持續健康發展。

1987 年，杭州上城區校辦企業經銷部（娃哈哈前身）,女職工在裝貨。 受訪企業供圖

新京報：如何看待娃哈哈這些年的發展？

宗慶後：娃哈哈已經創立32年了，我認為32年的發展經驗有幾條：第一，堅持主業，小步快跑式穩健發展。因為既沒有貸款也沒有負債，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時，避免出現了資金鍊斷裂的情況。第二，堅持在產品、管理、營銷渠道等方面不斷創新，贏得了發展。第三，依靠員工，讓員工共享企業的發展成果。光靠創始人或者董事長一個人，一個企業是不能發展起來的，要靠全體員工共同努力。第四，履行社會責任，社會效益也會轉化為經濟效益。

娃哈哈32年的發展一直比較穩健，但也經歷很多坎坷，特別是惡性競爭。從2015年開始娃哈哈遭到網路謠言的侵害，說喝營養快線、爽歪歪等會得白血病、軟骨病，這樣的謠言讓娃哈哈損失慘重，現在正在慢慢恢復中。通過這個事件，我們也認識到，堅持品牌發展是對的，一定要保證產品的品質。同時，我希望企業能夠真正地公平競爭，不正當的競爭會損害國家的經濟，相信政府未來也會整治這些問題。

新京報：娃哈哈是很多80後的成長記憶，但公眾印象比較深的依舊是幾款老產品。娃哈哈是不是落後了？

宗慶後：現在年輕人的消費觀念變化很快，喜歡什麼飲品也不會在乎品牌，我們也在促進員工轉變思想以適應行業變化、新的市場營銷環境，以及消費者需求的變化。比如，過去消費者希望飲料能夠甜一點，因為當時大家營養不夠。現在的消費者更追求健康、清淡的飲品，我們也在適應這些變化。再比如，現在包裝設計也更為重要。我們的包裝設計有點老化，設計人員的思維有點固化了，我們要求設計人員的思維要轉變。

新京報：目前看，娃哈哈最迫切需要變革的事情是什麼？

宗慶後：管理要變革、產品要變革、營銷方式要變革，我認為全部都要變革，各個方面都要創新，企業才能健康持續發展。

比如，在管理上，以前是我一個人說了算，我身兼黨委書記、董事長、總監等職位。現在娃哈哈已經實行了崗位責任制，分級授權，希望從人治轉為制度管理，讓每個員工知道自己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這樣企業才會健康持續發展，才能做成百年老店。在產品上，我認為，大健康產業是很有前途的，娃哈哈成立了中醫食療研究所、生物工程研究所。在營銷渠道上，娃哈哈創立的實體營銷渠道會永遠存在，但我們也在適應市場的變化，在社交零售上探索一些新的營銷方式。

我對娃哈哈的未來一直都有信心，但同時也有危機感，娃哈哈需要第二次創業。只有不斷地創新，企業才能持續健康發展。對於國家來說，落後就要捱打，對於企業來說，落後就面臨被其他企業倒逼的情況。

新京報：去年，娃哈哈開始佈局科技領域的產業，這是娃哈哈未來發展的方向嗎？

宗慶後：有傳言說娃哈哈要做新能源汽車，這個訊息不真實，我們沒有這方面打算。有些動作是為了解決娃哈哈自己的問題，我們的裝置從國外進口，如果要改瓶型，就要從國外買模型，這些模型非常昂貴，所以娃哈哈就創辦了兩個機械廠，生產自己需要的模具、進口裝置的配件、飲料機械等，也開發了機器人裝置。後來有企業和我們聯絡，希望合作生產拋光機器人，對方出技術，我們出資金，這才成立了娃哈哈智慧機器人公司。

未來娃哈哈會依舊堅持主業，但高新技術產業也是娃哈哈未來一個重要的發展方向。比如，我們確實也想著讓娃哈哈在裝備製造業方向上有所發展，成立了機電院，現在有一百多位碩博士研究人員在開發產品，但這些業務還在準備過程中。

娃哈哈在高科技產業的發展路上能夠走多快，什麼時候能走好，還需要更多的努力，但我相信會慢慢發展起來。

“達娃（達能與娃哈哈）之爭”是繞不過的節點，也是改革開放40餘年中中國民企經歷的最大商戰之一。

新京報：十年前的“達娃之爭”是中國民企引入外資的一個標誌性事件，現在回顧這一事件，你有什麼看法？

宗慶後：當時娃哈哈和達能合作的背景是，一方面在對外開放的大潮下，政府號召企業引入外資。另一方面，當時娃哈哈雖然是世界上第五大飲料企業，但在內地市場上和樂百氏要進行激烈的競爭，需要引入外資擴張，同時引進先進的管理經驗、生產工藝等把企業辦的更好。這樣，就有了娃哈哈和達能的合資。

最初合作的時候，我們提出的幾項條件達能都答應了：合資後娃哈哈的品牌不變；合資企業的經營管理全權委託娃哈哈；合資前員工一個都不能辭退；娃哈哈原有的退休員工待遇不變。但後來我們發現，我提出的很多投資建議都被否決或者拖延，達能還收購了樂百氏、匯源等和娃哈哈有競爭的公司，來限制娃哈哈的發展，達能還要收購娃哈哈非合資企業的股權。最終，經過多場訴訟，娃哈哈以30億元收購了達能在合資公司中51%的股份，保證了娃哈哈品牌沒有流失。

現在回顧這個事件，我的一個很深的體會是，在改革開放初期，大部分企業引入外資都是為了救命，乞求人家來合作，做不到和外資平等。但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中國的企業已經壯大了，這樣和外資合作的時候能夠實現了平等互利、優勢互補。

現在中國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製造業大國，但我們的產品優勢來自於廉價的勞動力，而不是核心、先進的技術，現在中國企業在外競爭中還是要受到壓制、不平等（對待）。所以，現在中國經濟和中國企業都處於“扒門跨門檻”的階段，我們要進一步加快發展經濟，攻克和彌補我們在高新技術上面的短板。邁過這個門檻，我們真正強大了，才能實現平等競爭。

宗慶後：那也不是。因為中華民族本來是包容性很強的民族，對外邊的人是很客氣、很友好的。在和達能合作的時候，也有段很愉快的時期。雖然後來有了一些矛盾，但我們最後官司打贏了，也沒向達能要求什麼賠償損失，我們也是比較寬容的。娃哈哈並不排除未來和外資合作，但合作肯定是要建立在雙方優勢互補、平衡互利合作、促進企業和國家進步的前提下。

新京報：作為第一代民營企業家中的一員，你怎麼評價這個群體？

宗慶後：第一代民營企業是在黨的改革開放政策鼓勵下成長髮展起來的，沒有改革開放，第一代民營企業家不可能有施展才能的機會，也不可能成為發展致富的第一代人。

第一代民營企業家創業的初衷都是為了改變自己的生活，最初的思想境界可能沒有那麼高。但隨著企業逐漸做大做強，思想境界也在演變。當年小平同志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幫後富，促進共同富裕。現在，有的第一代企業家正在為國家積累財富、解決就業問題、帶動一部分人富裕起來。這種做法是正確的，只有實現了共同富裕，民營企業家的財產才更有價值，也會受到尊重。

對一個企業家來說，除了吃住穿，還能消費什麼呢？無非是住的房子大一點，車子好一點。所以，屬於企業家的財富可能只有幾千萬，超過這個，財富無非是數字而已。因此，對企業家來說，還要幫助更多人富裕起來，以贏得尊重。

新京報：現在看第一代民企，很多曾經耳熟能詳的品牌和企業都消失了，企業如何保持長久的生命力？

宗慶後：市場本身是優勝劣汰，沒有競爭優勢的企業會不斷地倒掉，（有優勢的）也會上來。確實，很多改革開放初期創立的企業沒能夠適應市場競爭和進步，沒有不斷創新，以至於落後、倒掉了。包括現在一些網際網路企業，如果不專注於提升技術，而是靠燒錢炒作，也註定要倒掉。現在一些發展不錯的企業，如果不專注提升技術、提升核心競爭力，我想也註定要倒掉的。

新京報：第一代民營企業家面臨的共同問題還有企業傳承的問題，你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宗慶後：很多民企都面臨這個問題。我想，中國的民營企業最後會和發達國家一樣，二代願意接班就接班去管理企業，不願意接班就由職業經理人來管理企業。子女接班不接班不重要，因為財產實際是由子女繼承。因此，不用擔心二代接班的問題，船到橋頭自然直。人類是在不斷髮展、不斷在進步，總會有解決的辦法。

職業經理人管理企業會是未來發展的趨勢，但目前情況下，中國的職業經理人階層和制度還沒有形成，職業經理人的業務水平和職業道德的監督考核機制也未形成。在美國，如果職業經理人管理不善致使企業倒閉，職業經理人的信用就會受損，很難再找到工作。在中國要建立職業經理人制度，也要解決職業經理人誠信的問題，是不是需要建立一個黑名單制度——如果職業經理人存失信行為，會被加入黑名單，通過這樣的約束，提高職業經理人的誠信水平。

新京報：從更長遠看，希望娃哈哈成為怎樣的企業？

宗慶後：我一直的希望是，娃哈哈成為一家百年老店，成為家喻戶曉同時被老百姓信賴的品牌。今年娃哈哈32年了，距離百年老店還很遙遠，還有60多年。對於一個人來說，三十而立，但對企業來講，一個30多年的企業會有很多毛病，尤其是一些大企業病。現在娃哈哈在不斷克服這些毛病、解決這些問題。

新京報：對於中國經濟，今年大家談論比較多的是經濟的韌性和潛力，在你看來如何激發這一韌性和潛力？

宗慶後：中國有9億勞動力，其中2億人受過高等教育，這是任何國家都比不了的優勢。因此，人口多、市場大，中國依然存在很大的人口紅利。現在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在於拉動內需。我覺得，政府關鍵要解決好老百姓的教育、醫療、住房問題，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激發、拉動內需，中國經濟潛力才能發揮出來。

首先，醫療、教育這兩個產業能夠迴歸到事業制？對於小病，老百姓自己拿點錢去就醫就行了，但一遇到大病，可能就會發生“因病致貧”的情況。大病可以走醫保報銷60%，但要先付錢看病再報銷，這也導致一些老百姓看不起病。我在想，一些比較貴的藥品是否可以由國家來開發和專賣。如何開發和專賣？現在很多國外的專利藥已經過了專利期，印度很多廠商去仿製，所以印度的很多大病所需藥品很便宜。我們是不是可以組織專家去開發這個藥品，之後再分配給藥企生產，通過這樣的方式控制、降低藥價，讓大部分老百姓看得起病，避免“因病致貧”。

第二，解決讀書貴的問題。現在實行九年義務教育，但很多優秀的公立學校的師資資源流向了民營學校，民營學校的收費昂貴。如何讓更多人享受到好的教育資源？這個問題也需要解決。

第三，要解決住房問題。現在給企業減稅的政策，可以使得企業給員工加工資、提高員工的收入。但現在年輕人貸款買房子，要還一輩子銀行，還敢消費嗎？

現在中產階層像房子、車子這些該有的都有了，消費沒有更多拉動的空間了，但我們還有10億的中低收入群體的消費沒有拉動起來，這部分人的消費拉動起來是不得了的事情。因此，我覺得，政府現在應該減少基礎建設的投入，把財政的重點用在民生上。有人說GDP怎麼辦？實際上，GDP增速的下滑很正常，美國GDP增速達到3%已經非常了不起了，歐洲GDP增速一到兩個百分點已經不錯了，我們的GDP增速還保持在6%，經濟很平穩地在增長。

因此，要讓老百姓有錢花、敢花錢，要使得老百姓能夠安居樂業，消費就被拉起來了。消費拉起來後，中國經濟就會再次騰飛。

新京報：住房問題尤其引發關注，你的建議是什麼？

宗慶後：第一，要解決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財政收入分配的問題。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少了，只能依靠賣地模式的土地財政來維持財政收入。要解決房地產問題，這個問題恐怕要趕快改變，不能再拖下去了。

第二，要重點關注、解決剛需人群的住房問題。一方面，對於剛需的人群，銀行是不是可以降低貸款的利息或者說免掉一部分利息？另一方面，廉租房的建設中，是不是可以允許部分企業利用閒置土地也參與其中？

新京報：對於未來的中國經濟，你的預判是怎樣的？

宗慶後：中國人很聰明、很勤奮，如果真的把老百姓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內需拉動起來了，我認為中國還有一個高速發展的過程。因此，我對中國經濟的未來是看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