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融震盪正在觸發歐美“總需求危機”

美國股市在十天之內接連發生四次熔斷，三大股指年初至今的下跌幅度高達30%，跌到了2016年末特朗普上臺前後的水平。歐洲股市也有相似幅度的大跌。

從表面來看，造成美股下跌的主要有三方面：一是疫情衝擊。美國、歐洲政府對疫情反應緩慢，遲遲認識不到緊迫性。金融市場對疫情加劇擴散之後的經濟走勢充滿悲觀情緒。二是對過去十年美聯儲寬鬆貨幣政策積聚資產價格泡沫的釋放，擠泡沫。三是對美聯儲貨幣政策的效果缺乏信心。坦率而言，美聯儲連續兩次大幅降息的舉措有失斟酌，浪費了寶貴的貨幣政策空間，浪費了“子彈”，導致接下來美國的貨幣政策應對會比較被動。

但是，美股以超過2008年和1929年危機期間的速度大幅下跌、美聯儲的超常規反應，不是上述幾個表面因素能夠解釋的。

金融危機只是表層（腠理），經濟衰退正在發生，較大面積的企業家庭資金鍊斷裂、破產清算不可避免。隨著這些滯後效應的發生，很快人們就會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簡言之，新冠疫情正在觸發美歐世界的經濟危機，這次經濟危機的本質是 “總需求危機+社會危機”。歐美這次經濟危機對全球經濟政治格局的影響將遠大於2008年，儘管金融中介機構本身受到的衝擊可能小於2008年。

究其根本：這次危機的核心是生產和需求危機，植根於經濟執行的發動機，因而是一次全民性的經濟危機+社會危機，歐美每個人都受到影響和震撼；而2008年危機的核心是槓桿危機，疾在金融腠理，受衝擊的主要是華爾街和社會精英。

有觀點認為，受疫情影響，特朗普的貿易摩擦可能收斂，逆全球化可能終止，全球化程序再度進入黃金期。這是錯誤的。疫情會加劇逆全球化。1980年代以來逐漸塑造、並在2000年之後日趨成熟的全球產業鏈體系將面臨調整和重塑。

在下一個十年，“區域化”將取代“全球化”，成為國際經貿合作的主題。中國與東亞、東南亞國家加強區域合作的緊迫性日益增強。

二、二季度國內就業壓力將加大

外需疲弱的局面在二季度將進一步凸顯。初步測算顯示，歐日美經濟二季度全部降至負增長，可能導致中國出口降幅超過20%。

國內政府和企業要對二季度之後的外需大幅收縮、外貿企業的困難有充分的估計，未雨綢繆，提前謀劃預案。一方面，外貿企業都要做好“過冬”的準備。另一方面，穩就業的壓力還會加劇。大學應屆畢業生就業、以東南沿海地區為代表的出口貿易企業農民工就業，壓力會超過2008年。政府需要加大逆週期調節政策的力度，將需求側逆週期調節與民生補短板、基礎設施補短板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結合起來，千方百計地穩就業。

現在到了堅守“保就業”底線的時候，保增長就是保就業。當前政策應對思路的核心就兩個字——“填坑”，具體而言有六個路徑：

一是以內需補外需，

二是以投資補消費，

三是以靈活補正規，

四是以公共補私人，

五是以長期補短期，

六是以改革釋放供需活力。

中國經濟中存在大量供需結構性失衡的領域，通過要素再配置激發經濟活力的空間巨大。一些領域供給過大，但需求不足；一些領域需求旺盛，但缺乏供給。前者如傳統的服裝鞋帽製造、傢俱餐具小商品製造、普通鋼鐵製造、中低品質水果等等；後者如精益製造、健康醫療服務、家政服務、中高品質物業服務供給、幼兒陪護和教育、老年陪護、創意產業等等。

這些供需失衡並不涉及太複雜的技術創新短板，而是主要受制於制度和政策藩籬。只要在制度上深化改革，稍加政策助力，就能在釋放存量要素資源，通過優化要素配置，創造新的、更有效的生產活動。

例如：醫療服務供給受制於醫療體制，家政服務供給受制於戶籍制度和城鄉分割治理，農民工住房和基本社會保障受制於“人地掛鉤”、“人財掛鉤”改革的滯後……諸如此類的改革一旦落實到位，很快就能催生出巨大的市場需求和供給，創造出現實的經濟增長。

三、直接轉移支付是當前最有效的政策手段

在當前情況下，直接對中低收入居民家庭進行轉移支付，是最有效的財政政策。僅靠稅費減免延緩、貸款展期貼息，都難以從根本上解決疫情衝擊後需求疲弱的局面。

建議在“專項債”之外，由省級層面統籌發行特別的“疫後救助一般債券”，為專項轉移支付募資，所得資金直接對受疫情影響較大的家庭、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進行轉移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