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股市最大的風險仍然是行政審批與政策干預。以試驗性質登場、在中國經濟舞臺玩股票的股市，意外地承擔起中國市場經濟改革深化主要手段的重任。如果說股改之前中國股市還是地方中小國企脫貧擺脫困境的工具，那麼，在股改之後則成為中國核心大型國有企業建立市場治理結構的主要資源，央企建立市場治理結構的主要資源，央企與國有商業銀行所佔的市值比例就是明證。雖然行政手段打壓股市已被千夫所指，但股市的行政管制風格未變。中國資本市場與十幾年前的架構並未發生本質的變化，企業發股、配股、增發、定向增發、可轉債發行、中長期債券發行仍存在很強的行政管制；上市公司還談不上自主發行證券的品種、數量、時間、用途；企業融資的行政審批制度向“備案制”改革依然進展緩慢。適合一般企業的、初級層次的、區域性的資本市場則討諸闕如，一句話，Ａ股市場依然是一個政府高度主導的集中型金融市場。投資者就相當於在刀尖上起舞，火中取栗，一旦政府認為有需要，在短期內就可以推出連續加息政策與資本利得稅，那麼股市下跌頃刻可見。

政策干預與嚴厲的管制不除，就難以保證股市資源配置到經濟活動最有效的行業與企業，難以推出適合投資需要的理財品種分流財富，就難以改變政策中的政府信用透支，這才是中國經濟中的硬商，是最大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