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僅剩不足百天，所有的工商業者都很焦慮。如何從需求衰退中重建增長，如何從看不清的下行週期中發現機會，是所有人都面臨的難題。

全球化的終結，技術進步紅利的末期，富裕人口增長的塌陷，加劇了需求萎縮和分配失衡，貿易赤字讓債務壓力更加尖銳，全球開始進入存量博弈。在以重塑“分配權”為目標的摩擦過程中，各個國家不約而同的採取了類似動作：對內，各國積極參與對富人群體的跨國徵稅（CRS），對外，貿易保護提高關稅以換取更大全球貿易收入的分配比例。 即便如此，極端主義思潮依舊盛行，試圖將整個全球的資本分配主線，從“市場主導”再次推向“暴力主導”。

危機時刻，以史為鑑，以鄰為鏡，就變得尤為重要。我們能看到多遠的過去，才能看到多遠的未來。

環顧世界，有過爆發增長、扛過衰退、經歷過貿易戰，有過極端主義思潮並保持依然繁榮的經濟體屈指可數。 美國面對1929危機其實給出了不太有效的政策，最後還是戰爭紅利和得天獨厚地理優勢，或者說是命好讓美國度過了難關。能夠扛過危機而國際地位不下滑，重新走向繁榮，從個人角度和國家角度都值得參考的大國，亞洲只有日本。

研究日本是最有價值的，也是最困難的。 一方面，中日是海洋隔開的一組映象，是大陸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完美對比實驗。另一方面，近兩百年中，最關鍵的歷史節點上，中日互相糾纏相互塑造，比如，辛亥革命背後的支持者有日本首相犬養毅，在甲午海戰、佔領東北和北韓以及全面侵華戰爭中，日本的軍事力量實質上深刻影響了中國的政經格局。

今天的日本比中國其實更傳統更復雜，所有的經濟問題背後，都是政治、文化、和歷史的深度纏繞，無法做簡單的展開。如果要真正理解日本，首先必須拋棄主義的有色眼鏡，基於現實：

作為亞洲的文明之光，日本文化在最近的一千多年不曾因戰爭中斷，作為宗教領袖的天皇的存在客觀上儲存了中國漢唐文明的海外一脈。作為東方和西方文明交匯的橋頭堡，日本融合了神道教、西方文明、儒家文化，既是東方文明的海洋版本，也是西方價值的儒家解讀，在整個文明衝突的大背景下，日本用文藝作品消化了種種衝突，文化百花齊放，社會出乎意料的平靜安寧，連黑手黨都都彬彬有禮。作為全球最快繁榮、最快進步、最快衰老的國家，日本不僅僅成功抵擋了泡沫經濟衰退的壓力，且正在經歷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社會實驗——如何應對全社會的老齡化和持續的通縮。

中國國內輿論曾經對日本極盡嘲諷之能事，文章標題多為“失去的二十年”。 其實，真的不是所有國家都有資格走下坡路的。

上坡路好走，“殖產興業”已經是最佳實踐。下坡路難走，相當多的國家是根本沒注意看見下坡就垮了，全球近200多個國家，失敗的比比皆是，幾乎全憑一口仙氣吊著，混吃等死。南美的委內瑞拉、阿根廷和巴西，50年代比肩美國，老天爺慷慨地賜予給了地球上罕見的自然資源，然而幾個國家一路翻滾下行，堪稱失敗經典。 歐洲的邊緣俄羅斯，更是一個偽裝成國家的加油站，全憑能源老本和蘇聯遺產續命。

正如賺錢的方式都是類似，虧錢的樣子可是個個不同，下坡路上沒有經驗可循。日本走下坡路時已經世界第二，扛著老齡化、增長天花板和全球最大的地產泡沫找出路，磕磕絆絆走到今天，近10多年裡每年捧回一個諾貝爾獎，滿滿新氣象。

日本的成功並非沒有代價，從明治維新之前到現在，大概經歷了三次不同的社會思潮和與之配套的財富分配方式。

第一次，發源於明治維新。國家意識覺醒的日本從藩鎮割據第一次成為一個整體的國家，啟動經濟改革。

第二次，走向極端化的國家敘事，支援軍事擴張，刺殺民主化代表人物，二戰大挫敗後，經濟建設繼續主導國家敘事的節奏。

第三次，敘事走向個體敘事，經濟泡沫破裂，老齡化，文化繁榮，個體敘事成為主流。

在國家敘事（言必談國家，軍事力量主導財富分配）和個體敘事（關注自己，市場力量主導財富分配）的兩極切換中，日本付出了幾代人的生命、熱血和蹉跎。曾經昂揚向上的幾代人，推動了日本的巨大變革和高速發展，但現在遍地“平成廢宅”，以至於民間戲虐為「明治養士，大正養國，昭和養鬼，平成養豚」，滿滿的失落和挫敗。

但是，這樣的代價值得嗎，頹廢真的一定是壞事嗎？

國家敘事，軍事力量主導分配

昭和熱血登上歷史舞臺

明清以來，日本一直以中華為師，學習文化和治理經驗，同時閉關鎖國，以武士、商人、資本家和地主形成了一個超穩定結構，上千年沒有結構性突破。直到1853年7月8日，美國海軍准將培裡率領艦隊強行駛入橫濱。當時的佩裡將軍的艦隊武力超過橫濱港內的火力之和，震驚日本朝野，在武力脅迫下，幕府接受了開港要求，於次年春天在神奈川簽訂了“日美親善條約”，開放下田、函館兩港口，以及貿易最惠國待遇。被迫接入全球貿易網路的日本大開眼界，見識了西方文明，脫亞入歐的念頭劇烈生長。

一個國家的命運和路線，與他們的人口結構密不可分。1888年及之前的日本，是典型的海島小國，農業艱難物產貧瘠，工業化和貿易為整個國家注入了巨大的能量，人口處於快速擴張，整個國家是一個典型的金字塔結構，大量的新生兒，這樣的人口結構，就是最好的革命土壤。

1888年日本的人口結構

這個時候的日本可以說是百廢待興，急於學習西方，所有的守舊勢力被工業革命的威力所震懾，20多歲的年輕人往往就能影響國家走向。日本作為彈丸島國，選擇臣服先進生產力，確實是脫離饑荒和愚昧，進步最快的路徑。相比之下，滿清戊戌變法也是向西方學進步，不同的是大陸國家的保守勢力更強，失敗了。

1871年日本右大臣巖倉具視（中）組織了著名的岩倉使節團，與大久保利通（右1）、山口尚芳（左2）、木

快速擴張的人口提供了成功的保障，日本不僅僅最快進步，更成了亞洲第一熱血，拼搏到令人髮指，從天皇到民眾一起慷慨激昂推動“脫亞入歐，全面西化”，勇氣與決絕讓人驚歎，成果斐然。明治維新之後50年左右，日本就躋身世界列強，不僅僅經濟蓬勃向上，更在軍事上戰勝了大清國、沙俄，組建了亞洲第一海軍，軍事存在覆蓋了整個遠東。在國家敘事的狂熱氛圍中，日本的民族自信心徹底爆棚。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哪怕是世界第一強國，一切阻擋擴張的勢力都會被剷除，哪怕是自己的首相。

1930年的日本人口結構，更激進的金字塔形

作為日本立憲制度的總設計師——首相伊藤博文還是低估了日本年輕人的狂熱，以及人口和文化因素導致瘋狂軍事擴張。一直以來，日本存在了上千年貧窮的武士階層，幕府倒臺後，這些年輕人逐步進入到軍隊體系，祖祖輩輩都是為主人拋頭顱撒熱血的，而且日本文化中並不怕死，追求像櫻花一樣的短暫而絢爛的人生。

更可怕的是日本文化中長期存在的“下克上”（げこくじょう）傳統，身居下位的人在軍事或者政治層面戰勝或打倒了身居上位的那一方。用中國的俗語就是“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這種造反基因。天皇高居一旁，看著幕府們從鎌倉時代開始一代一代的“下克上”，不斷的武力奪權，新的將軍弄死老將軍。

這樣的權力交替程式是野蠻的，本來伊藤博文計劃通過政黨雛形的“政友會”來逐步培育官僚集體，引導日本進入民主化程序，（李鴻章也有認同，後來的慈禧準備君主立憲也是受時代感召）但是，兩場針對首相刺殺終結了民主化程序，並將日本帶入了一條“激進熱血”的軍事路線。

山縣有朋

本來，伊藤博文不會死。甲午戰爭一開始伊藤博文是反對的，他的東亞戰略重心一直在北韓，致力於將“大韓帝國”轉變為日本的屬國，反對將日本捲入更大範圍的戰爭。但是，陸軍大軍頭山縣有朋瞞著伊藤往北韓運兵，試圖一舉將清政府的勢力從北韓趕出去，這一舉動打破了脆弱的軍事平衡，戰爭才打了起來。深受其害的北韓人也因捲入甲午戰爭，因此在哈爾濱發動了刺殺行動。

伊藤博文死後，缺少了鴿派的制約，鷹派的陸軍大將山縣有朋全面主導了日本軍政大局。作為從基層摸爬滾打上位的長州藩軍士，山縣有朋憑著卓越的膽識，從倒幕維新一路晉升，成為日本對外戰爭的總指揮。他不僅僅推動了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更一手建立了新的徵兵制度、陸軍幼年軍校、士官學校和陸軍大學，構成了整個職業軍人體系，形成了一套從小孩到熱血軍官的全套生產線流程，成為當之無愧的“日本陸軍之父”。

這些自幼與社會隔絕的軍事環境下出產了大量無比忠誠非常優秀的的“職業軍人”團體，比如永田鐵山、岡村寧次、小畑敏四郎、土肥原賢二、東條英機等，陸續分配到陸軍省、參謀本部和駐外情報機構鍛鍊，為更大的戰爭而準備，也為日本的狂熱擴張埋下了巨大的地雷。

山縣有朋謀篇佈局巨集大，以很低的軍事代價幫助日本換取了巨大的戰略優勢，僅僅挑戰大清朝的甲午戰爭就換來了2.3億兩白銀，相當於日本幾十年的財政收入，戰爭紅利驚人。但是，熱血驅動的政治系統是發散的，無法穩定到一個平和的社會狀態，山縣有朋一手建立的軍校體系成了最大的系統漏洞。

雖然門生遍佈朝野，這些從小脫離群眾的軍校畢業生們就頭腦太簡單了，仗著人多勢眾，仗著自己“愛國”，越來越熱血，越來越衝動，越來越胡來。被髮動起來的年輕人，就像打開了潘多拉魔盒，在代表陸軍派系的山縣有朋死後，不同的軍國主義勢力暗流湧動，諸多法西斯組織在陸軍和海軍不同派系的軍人團體中逐步成長——比如與孫中山關係不錯的“黑龍會”。

當然日本軍方並非鐵板一塊，陸軍內部就分為統制派和皇道派，內鬥不休，代表海軍勢力的薩摩藩派系也非常眼紅權勢熏天的山縣有朋，畢竟曾經都是割據一方的軍閥，誰不想希望通過擴大戰爭來壯大自己。海軍系統利用伊藤博文留下的一個法律系統漏洞——1889年頒佈的《大日本帝國憲法》第11條規定的“天皇統帥陸海軍”，選擇了被壓抑被虛化的天皇結盟，將神權、君權、軍權完美融為一體，形成了一個完美的戰爭機器。那些認為天皇不應該統帥軍權的反對派，陸續被打成了“和姦”。伊藤博文曾經設計的類似於三權分立的政治結構，被軍人的刺刀徹底摧毀了。

上層政治的變革並不足懼，更可怕的是民意的激發，貧窮的中下級軍官（原來的武士階層） 的行動，為整個日本的變化提供了充足的動力。

1932年5月15日，日本昭和7年，11名日本海軍少壯派軍人闖入總理大臣官邸，刺殺了護憲運動領導者犬養毅首相，還襲擊了東京警視廳、內大臣牧野伸顯邸宅、三菱銀行、政友會總部和城市周邊的變電所，史稱“五一五事件”。

本來軍官的行為只是單純的恐怖主義，刺殺首相本該軍法處理，但是，在審判前，一份由35萬人以鮮血署名的請願書被送到法庭，請願書是由全日本各地的同情凶手的民眾發起簽署，請求法庭從寬發落。審判中，十一名軍人拒絕辯護，抱著必死決心陳詞，“弘揚”他們對天皇的赤誠與耿耿忠心，呼籲改革政府與經濟。除了請願書之外，法庭還收到另一份求情書，是由十一位新瀉縣的年輕人寄來的。他們請求代替十一位軍官一死，並同時附上十一根手指表示他們的衷意。

如此請願，全日本轟動了。觀眾和審判官等都被感動而流淚，全日本為“愛國者”展開轟轟烈烈的減刑運動，國粹主義輿論達到最高潮，國家主義藉機升級，對外擴張成為民眾支援的主流。

這次輕判，為日本下層軍人打開了一扇野心勃勃的上升之路，理想主義和個人利益的結合，不惜生命鼓吹戰爭，甚至不惜生命發動恐怖行動刺殺首相，軍人們知道，人民群眾會支援他們這些“愛國者”。

隨著軍方勢力的不斷強大，後來還發生了二二六兵變等更嚴重的事件，但整體看來從明治維新以來幕後影響日本政策的日本財閥——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等全部讓位軍方，生產建設讓位於對外擴張。二戰中，陸軍大將荒木貞夫出任負責宣傳教育的“文部大臣”，曾有名言：“物資不足，我們不怕！皇道精神加三千萬竹槍，列強不在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