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投酷愛資料。

不管是投資單個公司、還是聚焦細分市場，這些決定都是透過資料分析做出來的。

當然，他們也創造了一大堆字母簡寫，作為“行業黑話”，代表著其最為關注的KPI。比如EBIT（息稅前利潤）、CAC（使用者獲取成本）、LTV（生命週期價值）、TAM（潛在市場規模），等等。

這群人的數字技能公認的優秀，已經到了能佐助政府分析決策的地步。比如 KPMB 的 Ryan Panchadsaram 就領導著美國政府的疫情技術響應團隊。KPMB 是矽谷頂級風投公司，曾投資過美國線上、亞馬遜、谷歌、網景、WebMD、Zynga等。英國的 VC Kate Bingham 也在去年被任命為英國疫苗工作組主席。

但是，在所有這些資料中，幾乎所有的早期投資者都忽略了一項資料——氣候績效指標。

即：一家創業公司降低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的潛力。

站在2021年的今天，一項投資的潛力和價值，已經不能僅僅採用量化的經濟指標來描述了。

氣候技術機遇

隨著各大企業為實現淨零排放投入數以百億的成本，各國政府不斷推動和升級氣候相關政策，越來越多的消費者將環保問題放在首位。“氣候績效”很快就會成為經濟的核心價值創造者。

根據 BCG Henderson 研究所的預測，到2050年，全球為實現淨零排放的投資金額，將累計達到 75 萬億美元——氣候技術，有可能代表著全球歷史上最大的投資機會。

歐洲面臨的機遇格外值得關注：

歐盟去年10月已經透過新政，目標到2030年將歐盟溫室氣體排放削減55%；未來幾年內，將提供萬億歐元補貼計劃，用於減排的科研補助；全球有45%的相關領域專利申請，都自歐盟發起。

但是，截至，目前，全球只有6%的風險投資進入了氣候技術領域。為什麼？

不care的VC，為什麼不care?

一、量化指標未經驗證

Peter Thiel 有一句很有名的話：

“我們想要一輛可以飛的汽車，得到的卻是140個字元的推特（微博）”。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很大程度上，VC對資料的判斷，只能基於目前已經存在的資料。即使是最創新的一群人，也得有必要的基礎。其他跟風的就更不必說了。

但氣候績效的量化還達不到這一要求。

二、現有工具不便使用

市場上還根本沒有成熟的氣候績效預測工具，可供創業公司或者VC使用。

目前市面上的溫室氣體排放核算工具，大部分是面向受到強大監管壓力的大企業運營設計的，需要錄入大量繁瑣的供應鏈資料。

三、模型預測過於複雜

氣候回報潛力的估算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不只需要深入研究氣候科學，也要在經濟和政策預測方面有所建樹。

但其實目前主要的矛盾存在於科研工作者和合夥人之間。

從科研工作者的角度出發，他們認為目前預測工具過於簡單，忽略了很多重要假設和不確定性。

而從合夥人的角度出發，他們並沒有動力去深入瞭解氣候回報的細節，也不想知道如何獲取更高的準確預測。合夥人們不會給VC施加這方面的壓力，他們更關注利潤的資訊，因此，VC也缺乏建立更嚴格準確氣候評估能力的動力。

那care的VC，又面臨哪些挑戰？

在切實試圖去量化氣候指標的VC那裡，可用的資訊源非常少。極為有限的第三方報告，也多數是高屋建瓴的，很難為投資決策提供輔助。

因此，

大資料科學家需要找到這種共同的語言，讓社會價值、政策法規、消費者環保意願、科研成果、以及資本，可以站在相同的層面上對話。

而這一點，我們認為，是當下的創業好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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