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Wework的現狀,或許我們可以借用NBAQuattroporte肖華對莫雷Twitter事件的迴應來作評,“毫無疑問,此次Wework IPO產生了戲劇性的後果。”
全球聯合辦公領域領頭羊Wework,剛剛渡過了自公司創立以來最為煎熬的“黑色”9月,從IPO、IPO推遲,到投資方軟銀逼宮、CEO辭職再到大裁員......系列劇情連貫緊湊、循序跌宕直至步入高潮,為業界奉獻了一場精彩紛呈的傳奇連續劇。
作為近年來站上時代風口的現象級創業公司,稍早前的WeWork還是一級市場估值最高的美國獨角獸,估值高達470億美元。與Uber、Airbnb改變了人們的出行和旅遊住宿習慣類似,WeWork花了長達9年的時間,意圖顛覆人們對於商業地產和辦公的固有認知。
共享經濟、全球化運營、連獲巨資加註——按照預設的劇情走向,Wework這個創投巨星完全有可能成為今年美股市場繼Uber之後第二大規模IPO的新經濟公司,其大股東軟銀的創投功名簿,也將繼阿里巴巴之後又添上一代表性案例。然而與當初預期相背的是,因為專案估值、商業模式以及團隊遭到投資者質疑,Wework在上市前估值大縮水,從470億美元直接暴跌到100多億美元。
面對陡轉直下的形勢,軟銀為了避免賬面損失,並不希望Wework流血上市。此外由於和Wework CEO亞當諾伊曼矛盾激化,為了不讓亞當諾伊曼有一票否決權,從而牢牢控制住公司,軟銀創始人孫正義希望將其從董事會踢出局。WeWork的母公司WeCompany在10月1日正式宣佈撤回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提交的招股說明書,尋求推遲IPO。
這股“暴風驟雨”持續了6周後,Wework這家美國明星科技公司已經徹底變了天。或許誰都無法預知,繼CEO辭職、大裁員等大震動後,未來等待這家曾經的創投業界傳奇的,究竟會是什麼?
之所以在臨近IPO的關口估值大跌,首要原因還是緣於投資者對其商業模式的質疑。
Wework上市招股書顯示,其在2018年虧損高達近20億美元。儘管如此,包括大股東軟銀CEO孫正義仍不遺餘力為WeWork辯護:“Facebook上市之後還在虧損,但一旦盈利,利潤就非常可觀。”。但在現今的資本環境,投資者顯然已經很難為Wework的高估值和飄渺願景買單。
Wework採取的是長期負債加短期收入的盈利模式,整個業務流程如下:尋找標的物業、與物業所有者簽訂租賃長約、對簽約物業進行改造升級、尋找租戶開業、在租賃合同期內的運營;概括來講,即Wework從商業辦公樓盤所有者手中長期租用場地,並將其按照Wework特有風格裝修好,再租給公司或自由職業者等,並從中賺取差價。
業務邏輯看似很“順滑”,但這其中最關鍵的,是Wework需要承擔無租戶但仍需租金的風險。所以儘管Wework一直以來以“科技”標榜自身,但如同甲骨文創始人兼執行長拉里埃裡森此前直言不諱稱“Wework不是一家科技公司,沒有什麼價值”那樣,事實上,Wework本質上就類似一家房產“二房東”。
除“科技”基因名不副實外,Wework的商業模式的最大問題是極度“燒錢”。招股書顯示,儘管Wework的營收從2016年的4.36億美元增長到2018年的18.21億美元,但與之伴隨的虧損更令人矚目。從2016年到2018年,虧損額度從4.29億美元增長到19.27億美元,2019年上半年虧損9億美元。
Wework公司的成本主要包括地點經營費用、營銷和市場開銷、新市場開發費用、一般行政支出、其他運營支出以及折舊費這幾個方面。其中佔比最大的是地點經營費用,也就是場地租金,佔到成本的42%左右。由於Wework租用的商圈地理位置良好,所以租金高企。Wework在招股書中做了相應的風險警示:運營成本和其他支付比預想的要高,高支出和投資的增加降低了公司的利潤率,並對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產生負面影響。
盈利模式存疑只是原因之一,諾伊曼在作為Wework CEO期間無數“荒誕”的操作,共同造就了估值跳水的“血案”。
一直以來,諾伊曼都以嬉皮士的形象示人,其號召要消滅世界的孤兒問題,消滅全球饑荒,這些都是WeWork的使命。但事實上,作為一家創業公司CEO,諾伊曼成為了一個為投資人“避之不及”的負面代表。以下是關於諾伊曼的系列公開報道。
諾伊曼建立了“The We”的品牌,然後出售給自己的公司,賺取了價值590萬美元的股票;其買下了不少地產的股權,然後出租給自己的企業,Wework在2016年、2017年和2018年分別向亞當諾伊曼支付了310萬美元、560萬美元和800萬美元的租金;在Wework上市前,諾伊曼無視Wework的資金鍊困境,通過售股和舉債套現了7億多美元。;在控制權上,他給了自己每股20票的投票權,以擁有對Wework的絕對控制;其還在招股書中對自己的身後事作出安排,如果諾伊曼意外身亡,那麼他的妻子將指定下一任CEO。
此外,WeWork公司高層充滿了諾伊曼的裙帶關係,有二十多人在他倒臺後面臨遣散。例如,諾伊曼的姐夫擔任首席產品官,姐夫的父母作為地產經紀人獲得WeWork支付的佣金;其揮霍公司6000萬美元資金購入私人飛機G650,還喜歡在飛行時吸食大麻,引發員工抱怨CEO有錢買飛機,卻沒錢加薪發獎金。
歸根結底,作為Wework CE的諾伊曼,其系列操作完全背離了最初創立Wework的使命願景,且充滿了對投資人的“無視”和自我膨脹。如同WeWork寫到:我們未來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的聯合創始人兼執行長亞當·諾伊曼的持續服務,這不能得到保證。諾伊曼對我們的運營至關重要。他一直是制定我們的願景、戰略方向和執行重點的關鍵。我們與諾伊曼沒有任何僱傭協議,也無法保證他將繼續為我們工作或以任何身份為我們的利益服務。如果諾伊曼不繼續擔任我們的執行長,可能會對我們的業務產生重大不利影響。
在輿論經歷了震驚、困惑、終於走向了憤怒後,終於,諾伊曼特立獨行的偶像人設一夜之間徹底垮塌。而攻勢如潮水般的譏諷和抨擊,最終沖毀了WeWork的上市之路。
9年時間發展至今,Wework確實堪稱全球範圍內聯合辦公領域的王者,翻看其客戶名單:微軟、Salesforce、三星、Spotify、星巴克、Pinterest、Facebook等全球各領域巨頭悉數在列,WeWork甚至還為紐約的IBM、柏林的Airbnb辦公室和波士頓的亞馬遜辦公室各自運營著一整棟大樓。
談到運營物業,目前WeWork已經成為曼哈頓最大的辦公地產承租者,不止如此,WeWork還是紐約、倫敦以及更多城市中心最大的辦公地產承租者。根據招股書披露,在海外高速擴張下,2016年有全球34城的111個辦公地點,2019年Wework已經覆蓋了29個國家、111個城市的528個辦公地點。
至於團隊規模,3年前,WeWork有1千多名員工;而進入2019年,整個wework團隊已經擴張到15000人。
據報道,Wework目前資金鍊已經極度緊張,有分析人士指出,實際上其母公司The WeCompany的現金流可能不足以支撐10-20年的租約。在2019年前半年,WeWork的淨現金流正增長8.447億美元,但這只是因為它從融資中獲得了34億美元的現金。而如果沒有新的注資或募資,該公司的現金缺口將會超過25億美元。截至2019年6月30日,其現金和現金等價物略低於25億美元。換句話說,如果沒有海量規模的資金注入,The WeCompany就會失去大量資金儲備,甚至可能失去部分業務。
資本市場是殘酷的,面對現階段一招不慎或將滿盤皆輸的局面,WeWork維持健康的資金鍊比什麼都重要。在本次上市失敗後,WeWork可能都來不及痛苦,因為緊迫的燒錢計劃和資金鍊逼著WeWork和大股東軟銀快速地又開始了談判,希望獲得新一輪融資幫助其渡過目前的難關。
Wework的結局是怎樣?聯合辦公究竟會去往何方?只有時間能給予我們答案。
(文章圖片選自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