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金融危機很多同學一定不陌生,這是自1929年大蕭條以來最為嚴重的經濟危機,華爾街的五大投行中雷曼、貝爾斯登、花旗相繼倒下,傳統銀行的隊伍裡也多了高盛和摩根的身影。道瓊斯指數從14000點下跌到7000點。
這場波及整個世界的危機一直影響了全球經濟數年,然而從2008年往後數年中,2015年中美匯率博弈堪稱是2008危機之後國際形勢與我國經濟外部環境中最兇險的額一年,這一年前後的數次交鋒,直接影響了接下來這個藍色星球的格局。
當然不同的人不同的領域對待這一定義有不同的答案,不過從美國金融資本視角來看,2015年幾乎可以說是製造了美國的國運轉折點,其中還有美國影子貨幣的影子。今天筆者就藉此文與大家一同揭開驚心動魄的中美匯率博弈,感受大國金融的兇險交鋒。
狂歡消費後的2008:身處泡沫而不自知的美國要想理清楚2015年的匯率博弈,就要把2015年之前的前塵往事一一道來,在分析之前,我們先來回顧一下2008年的金融危機。
20世紀90年代的時候,電子計算機、微電子、資訊通訊、新材料、空間、海洋、現代交通運輸等一大批的現代高技術群先後出現,得益於資訊科技產業的高速增長,美國經歷了二戰後前所未有的高速經濟增長,資本市場達到了空前的繁榮程度。
可是當我們把時鐘撥到2001年,這一年由於IT產業的泡沫破裂,經濟已經初現疲態,初步展現衰退跡象,為了刺激經濟,美聯儲決定使用極具擴張性的貨幣政策。這就為接下來的狂歡消費和信用崩塌埋下了種子。
到2003年的6月25日的時候,聯邦基金利率已經被美聯儲下調至1%,這是1958年以來首次達到這麼低的水平,如此低的利率導致的結果大家可想而知。
金融環境隨著低利率變得前所未有的寬鬆,金融環境變得非常寬鬆,各種利率紛紛下調,市場流動性異常充裕,各種各樣高風險高收益的工具也因為有利可圖和准入門檻低而變得氾濫,整個美國資本市場呈現一片繁榮景象。
美好的生活就在眼前,消費信心高漲,投資無比活躍。
同樣,由於低利率政策的鼓動和減稅政策的支援,房地產市場也迎來了自己的“春天”,在各種政策的刺激下,銀行並不在乎國家怎樣,資本是沒有祖國的,大量的住房抵押貸款被髮放出來,獲得貸款的條件也十分的寬鬆。
這種寬鬆也給了人們對於美好未來的過分樂觀估計,許多人都抵押購買了完全超出自己償付能力的住房,收入不穩定、信用等級較低沒有良好償還能力的低收入群體也獲得了大量貸款,次級貸款應運而生。
至此投機和樂觀充斥著整個房地產市場,貸款買房800平方米帶兩個車庫,沒有游泳池都不好意思和別人提,住房抵押貸款也急劇增加,美國的住房抵押貸款債務創下了歷史記錄般的新高度,不光是學者,人們自己也開始擔心是否貸款發放已經失去了控制。
“我們從歷史中學到的唯一教訓就是我們從來不從歷史中吸取教訓。”當我們已經深陷泡沫之中時,我們很難判斷是不是泡沫,除非泡沫破裂,鏡花水月一瞬間消失,大家才恍然大悟悔恨不已。
從2003年以來,每一年都有許多經濟學家發表文章警告持續下去房地產泡沫一定破滅,當然這樣的聲音並沒有人在乎,居安思危很多時候還會被理解為給繁榮的未來故意潑冷水。
當然經濟規律是無情的,資本是沒有人性的,次級抵押貸款搖身一變成為各種各樣的金融工具被華爾街西裝革履的精英們推向全世界,危機和風險也伴隨著走向全世界,區域性風險也成為了系統性風險。
2007年的夏季,危機終於爆發,這個夏天美國有40萬家庭失去了自己的住所,同比上升51%,寅吃卯糧的惡果終於呈現在美利堅人民的面前,迅速下跌的房價使得新房購買者持幣觀望,2008年3月份的新房屋建造數量跌破100萬套,是1991年以來的最低值。
世界各地的股票指數普遍下跌了60%左右,可量化的金融財富已減值50多萬億美元,美聯儲這時慌了神,在2009年3月18日宣佈將回購1.15萬億美元債券的計劃,當然這些政策於事無補,並沒有緩解已經把危機散播到全球的美國房地產。
著名的美國經濟學家魯比尼早就指出約有六成到七成的美國人實際工資下降,依靠舉債維持過去的生活水平,兩成的美國人甚至依靠借貸維持超出收入水平的生活水平,用我們老百姓的話來說就是打腫臉充胖子了。
當然今時今日回頭看去,我們也已經能把真相之上的各種迷霧撥開去審視這場危機,其本質上是盎格魯—薩克遜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危機,表面上看是無節制的負債繁榮,實際上是一個早晚會爆炸的定時炸彈,美聯儲所謂的努力只不過是在火堆上蓋了一床溼棉被罷了。
尋求將危機轉嫁給世界經濟市場的美國,藉助美元本位制的國際貨幣體系將危機像商品一樣出口到東亞,西歐等地金融市場。美元的特殊地位也支撐著美國的這種舉債超前消費模式,為其金融資本的膨脹推波助瀾,也極大地助長了資產價格泡沫的膨大。
為了平衡這些赤字,資本主義的燈塔需要大量的資金流入,例如中國這樣的高儲備國家,我國的大量資本如果能流入美國,才能為燈塔舉債住別墅的方式續命。
於是這就涉及到另一個話題,匯率博弈,華爾街在等待一個機會,收割其他國家的財富為美股續命,但是現實缺在2015年狠狠地給了他們一個耳光。
表面平淡的2015:中美匯率交鋒白熱化在講述前因後果之前影,我們要講清楚影子貨幣的概念,影子貨幣這一概念由瑞銀總經理曼蘇爾·毛希丁在2011年提出的一個新的外匯組合概念,指一國貨幣的動向根據另一國貨幣的動向決定,持有一國貨幣的影子貨幣進行匯率避險同時避免資本約束。
而我國藉助世界工廠的額優勢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制度優勢,將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保持在較低水平,在中美兩國的匯率博弈中,我國往往受限於客觀條件處於被動方。
因此我國一般會根據美國的策略來制定對應的“影子”措施,始終相機而動,防止匯率的過度變動對我國正在蓬勃發展的經濟產生負面影響,這樣一來,我們的出口商品更廉價,並且使我國在全球市場長期佔據競爭優勢。
而後危機時代的美國經濟頹勢長期存在,國際貿易雙逆差現象也持續多年,而我國一直以來的策略,就是始終保持對美元匯率保持在較低水平。
這樣的好處顯而易見,我國迅速在國際貿易中成為了世界工廠,並且長期佔據優勢,當然壞處也很明顯,隨著美元而變動就很容易承接來自美元的風險,多年來人民幣匯率經常被當作造成全球經濟局面不平衡的主要因素而被熱議。
這當然也是美帝國主義的慣用伎倆,轉移國內視線,把經濟不平衡的全部帽子都扣到人民幣頭上,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機實在影響深遠餘禍太長,對美國的金融業、服務業、房地產和製造業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創傷。
此時的美國想創造就業崗位也就被迫依賴外向型經濟企業,透過擴大出口,進而轉變貿易逆差,改善和扭轉美國自己的困局。而只有逼迫人民幣進行升值,進而美元貶值才可以最大限度地增加本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才能改變美國的貿易逆差狀況。
我們今天重新回頭審視那些資料,依稀就能看出當時的危險程度,我們瀏覽2000年到2012年的中美兩國的貿易狀況,我國一直處於順差狀態,且順差趨勢是處在一個逐漸擴大的趨勢上的。
除去2009年由於金融危機的影響導致順差有所下降以外,其他年份都是正向反饋狀態,自2001年我們加入WTO以來,2013年中美雙邊貿易額就已經達到前所未有的5210億美元,此時的美國壓力我們可想而知。
美國必須想辦法打破這種局面,逼迫人民幣升值,人民幣的升值能夠讓大量的國際資本流入中國,其中也包括數量巨大的國際遊資。
這些資金是因為人民幣升值的良好預期進而大量進入我國國內市場,造成我國市場的虛假繁榮,進而導致大量的產生經濟泡沫,聞風而獲取利益就迅速脫離,從而對我國經濟環境造成極為重大創傷,此時美國便可趁火打劫,充分滲透,然後得到豐厚的回報。
金融危機的爆發,也加重了美國對於未來經濟市場的顧慮,而人民幣升值正是解決顧慮的最佳方案,從我國的角度來說,人民幣的升值會直接導致我國財富的流失,進而調節國際財富的再分配。
說完了前言,我們來進一步講一講這場匯率博弈,這場匯率博弈其實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就是2002年到2005年,早在這時美國鋼鐵工業聯合會就呼籲過人民幣的升值問題,要求借此保護鋼鐵行業。隨後到了2003年和2004年的時候,製造業工會遊說政府逼迫人民幣升值,他們代表著當時的夕陽產業。
當時的布什政府也做出了正面迴應,正中下懷,直接參與中美匯率交鋒,03到04年期間,美國國會先後透過6個針對中國匯率的提案,主要核心思想就是透過徵收關稅進行對人民幣的壓迫。說來說去,自由世界的燈塔也就這麼點伎倆。
而第一階段的標誌性時間就是美國財長蓋特納上任前後,公然指責中國是“匯率操縱國”,此舉引起學界軒然大波,畢竟G2概念已有多年,中美兩國利益算是休慼與共,合則兩利,頗有些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意思,硬找個替罪羊實在不是解決之道。
第二階段就是趨於緩和階段,針對我國當時的外貿形勢,2005年的7月,央媽宣佈對人民幣匯率制度進行改革,此後擺脫單一美元匯率制度,轉為參照一籃子貨幣的浮動匯率制度。
在這一階段,匯率博弈進入緩和階段,美國由於經濟危機的問題重新審視和中國的合作,而中美人民幣匯率進行博弈第二階段的標誌性事件,就是2009年的中美戰略經濟對話,這次對話中人民幣匯率出人意料地未成為焦點議題。
第三階段就是升級階段,這一階段類似於矛盾慢慢升級,從2010年以後,長期積累的貿易順差慢慢升級,美國再次打出了制裁的旗幟,以匯率操縱國的名義施壓人民幣。
到了2012年的時候,人民幣匯率問題一直承受著各方的壓力,而面對美國的強硬壓力,我國一直堅持“自主決定匯率水平”,對西方世界的壓迫威脅從不曲意逢迎。
時間來到2014年,從2014年下半年開始,美元指數開始進入迅速的上漲,到了2015年初的時候,美指已經從80漲到了100,美指的快速走強,預示了美元很可能要重新進入緊縮週期。
這時美國進行匯率攻擊的重要訊號也是到了2015年,美國主導成立TPP協定(今天已經成了笑話)這個把我國單獨排擠出去的經貿合作協定並沒有為美國帶來經濟上的產業鏈重新構建。
與此同時,美國在軍事上宣佈重返亞太,這也是美國要進行匯率博弈的政治環境準備。
本來美國的收割行動已經準備就緒,但是隨後在我們的反擊之下將所有攻勢擋在了2016年的年關,第一步就是對股市進行槓桿拆分,使得股市迅速下跌,此後美聯儲的下一波加息還沒到,上證指數已經在年中3000點以下,也就是所謂2015的 “全線飄綠”的股災。
同時在2015年的夏天,我國啟動匯改,進行有序貶值,使匯率迅速降到6.5,遏制了恐慌,信心也順利恢復。
無數次交鋒告訴我們,只要我們還手握龐大外匯儲備,就心裡不慌,就是我們在金融衝擊中的第一道防線,而2016年的美聯儲兩次加息遠遠沒有達到預期,這次失敗之後,再也沒辦法空談匯率控制。
今天的我們總是以上帝視角對以前的事情進行批判,似乎前人擁有我們今天擁有的一切便利一樣,天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事,每個年代都會有每個年代的苦難與幸福,割裂開談本質上就是歷史虛無主義者的行為。
結語近些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中美兩國經濟的相互依賴程度不斷加深,中美國之間的貿易摩擦也從未間斷,特別是圍繞匯率的辯論更是頻頻不斷。
以中美匯率博弈為例,其背後是兩國巨大利益的博弈,絕不僅限於為有效解決一些經濟問題,它的背後更多的是博弈雙方的政治目的,更多的是為了達到維護相關華爾街財團的利益,維護美帝國主義的霸權地位和美元的中心地位,它暗含的是美國霸權主義的陰謀。
今時今日,新冠肺炎疫情作為最大的黑天鵝已經讓人類發現了問題,自由世界的燈塔也不總是那麼靈光,歷史終將證明,誰是匆匆過客,誰是真正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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