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100萬年薪，本來要繳45萬的稅，現在只要繳15萬，差額深圳市政府補齊。”最近一段時間，深圳市副市長王立新的這段話在網上刷屏。

為支援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建立世界級城市群及科技創新中心，國家率先對粵港澳大灣區的海內外人才釋放“個稅紅利”，個人僅用繳納15%。

2018年，深圳研發投入佔GDP比重4.2%，與以色列投入相當。一年間，新增國家高新技術企業3000多家，高新技術企業總數達1.44萬家，95%以上為民營企業。

從產業結構看，對標北上廣深四個城市，武漢與深圳的產業結構最為相似。

2018年，武漢GDP為1.48萬億元，其中二產業佔比43%，三產業接近55%。深圳二產業是41%，三產業為58.8%。相較之下，北京、上海和廣州的服務業佔比，均達到70%-80%。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現代產業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石軍偉認為，儘管深圳40%的經濟依靠二產業，但經濟品質非常高，主要是以華為等為代表的高科技智造業，加上動能強勁的創新能力，令深圳像一臺不知疲倦的創新“永動機”。“

光谷被很多外來創新創業者稱為小深圳，為什麼不是小上海、小廣州？”光谷創新發展研究院院長趙榮凱說，因為光谷這個區域，有很多基因都很像深圳——都是靠創新驅動，都是移民新城，都是草根創業，且民營企業佔大多數，每天有大量年輕的新移民、新技術湧入，沒什麼地域分別。

對光谷而言，深圳最值得借鑑的改革經驗，是思想的解放，生態的培育，以及尊重市場。

1999年，馬化騰在深圳首屆高交會上，拿著改了66個版本、20多頁的商業計劃書，跑遍各個展館，終於募集到第一筆風險投資——來自IDG和盈科數碼的220萬美元。這筆錢，為騰訊的起飛奠定了基礎，也為日後深圳網際網路數字經濟的崛起打下了伏筆。

20年過去，深圳的高科技產業發展，踏著科技浪潮的節拍不斷升級。從電子視聽產業、電子資訊產業一馬當先，到現在網際網路、生物工程、人工智慧等新興產業萬馬奔騰。

當前，深圳共有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包括新一代資訊科技產業、網際網路產業、新材料產業、新能源產業、生物產業、文化創意和節能環保產業。其中，網際網路產業產值已突破千億。

光谷“網際網路+”辦公室相關負責人稱，產業升級的大潮，這兩年在光谷也已顯現。過去的光電子資訊、生物醫藥、節能環保、裝備製造和現代服務業五大產業支柱，插上了“積體電路和新興顯示”“數字經濟”兩大翅膀，而網際網路是數字經濟的首要支撐。“在這個意識上，光谷與深圳是同步的。”

▲ 楚才回家·深圳站活動

2019年，深圳市工業和資訊化局在全市機構改革契機下，將電子資訊處、服務業處、資訊化處、資訊保安處等多個部門的數字經濟產業促進職能，統一組建為全新的資訊化和軟體服務業處，力挺數字經濟、大資料、雲端計算、軟體和資訊科技服務業、工業網際網路等新經濟做大做強。

網際網路資深觀察人士、“雷帝觸網”創始人雷建平認為，證明一個地方網際網路氛圍有沒有起來，多看當地有幾個獨角獸和“新物種”，有多少估值十億、百億美元的公司。深圳市場化程度非常高，政府對企業的干預很小，加之沿海國際交流便利，有利於科技公司發展壯大。在網際網路產業生態上，光谷最近幾年也非常搶眼，獨角獸從零躍升至5家。“搶佔新經濟，歸根結底還是產業重視和思路問題。”

樂逗遊戲CEO陳湘宇認為，深圳網際網路數字經濟的崛起，一方面得益於深圳的創業氛圍，華為、騰訊、中興、大疆、華大基因等企業積累了大量人才，對產業生態發展影響深遠；另一方面，是政府的政策對IT產業非常支援，製造、內容、支付等產業鏈都很完善，創業者融合成本較低。

2018年，深圳數字經濟產業增加值突破1240億元。該市規模以上計算機、通訊和其他電子裝置製造銷售產值逾2萬億，軟體與資訊服務業總收入超過6200億元。

在這裡，292家人工智慧企業，穿梭在未來與現實之間，從設計、開發、製造、服務等各個鏈條環節，為我們搭建著通向未知體驗的人工智慧產業系統。

深圳龍崗，華為公司總部。

穿過熱火朝天的新城和民居，密林之中的華為大學入口處，一塊大石安靜矗立，上面刻著8個字：小勝靠智，大勝在德。

2018年，華為營收7311億元，利潤593億元。

▲ 光谷企業參訪華為大學

自2017年以來，光谷已先後組織7批、累計216名高科技瞪羚企業高管南下深圳，到華為進行CEO特訓。

從創新變革、戰略執行、管理體系到市場之戰，華為一系列“狼性”十足的課程，讓光谷企業深受震撼。

光谷CEO們傾聽的第一課，是“華為的成長之道”。在許多華為員工的案頭，幾乎都放著同一本書：《下一個倒下的會不會是華為》。

任正非曾在一篇文章中這樣寫道：“公司所有員工是否考慮過，如果有一天，公司銷售額下滑、利潤下滑甚至會破產，我們怎麼辦？我們公司的太平時間太長了，在和平時期升的官太多了，這也許就是我們的災難。泰坦尼克號也是在一片歡呼聲中出的海。”

儘管美國禁令讓華為的處境雪上加霜，但任正非認為，現在不是華為最危險的時候，相反全體振奮，整個戰鬥力蒸蒸日上，是最好狀態，今年華為將至少實現20%的增長。

“光谷企業還是要多走出去向華為這樣優秀的企業學習。”森源藍天總經理何順永，5月初剛剛上完第二次華為學習班。他說，去年上一期學習結束後，回去立即著手對公司進行了優化管理，今年公司整體發展情況比去年更好，這次又主動來華為取經。

▲ 光谷企業參訪華為大學

慧禹科技銷售總監何洋感慨：“來的時候是瞪羚，回去的時候變成了戰狼。”

作為全國創新型城市，深圳的內心也同華為一樣，始終充滿了憂患意識：“創新只有第一，沒有第二”。

深圳市副市長王立新說，80年代上大學，口號是“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後來，我們覺得還是送孩子去學經濟學，學金融、學設計，讓他快樂，讓他離錢更近一點。但在今天，我們有必要重提那句口號：“學好數理化，打遍天下都不怕”。

最近兩年，深圳成立了包括10個諾貝爾獎、菲爾茲獎、圖靈獎得主領銜的實驗室在內13個基礎研究機構。深圳希望這些基礎研究機構，能吸引大批全球科學家和年輕科技人員，來深圳從事基礎研究，補齊創新鏈短板。

今年，深圳科技研發資金預算規模123億元，比5年前增加了84.13億元，增長500%。其中投向基礎研究的經費將達45億元，並將每年拿出1/3財政科研資金用於基礎研究。

深圳連碩自動化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為富士康、京東方、華星光電、天馬等高科技大廠，提供智慧製造解決方案的企業。

身為湖北人，該公司總經理楊婭已在深圳打拼20多年，多次創業並被深圳市政府聘為重大行政決策諮詢專家委員會專家。

說到政商關係，楊婭表示：“深圳的企業只需要埋頭做自己的事，政府從不打擾，如果企業沒有事情需要政府辦，甚至都感覺不到政府的存在。”

2015年，連碩科技母公司海倫哲準備上市，需要跑十幾個部門，開20多個無違規證明。負責上市的員工到深圳中小企業服務所諮詢時，工作人員說，這些你們不用管，我們來跑。一週後，除了稅務等三個部門手續須企業親自辦外，其餘所有證明全部辦好。

“深圳輔導企業上市，是有專人上門服務的，但他們從來沒有打擾過我，到對口業務部門辦完事就走，到今天我都不認識這個工作人員。”楊婭說，有時候政府人員到一些企業辦事，遇到分管高管開會，政府人員經常在門外一等就是一個多小時，這就是民營企業的深圳待遇。

▲ 對話深圳市科技創新委電子資訊科技處

深圳市科技創新委電子資訊科技處調研員郭尚明笑稱，深圳是全國人民的深圳，它是個移民城市，來了就是深圳人。但深圳是“弱勢政府”，放手心態。“我們認為政府不應該去管太多市場的事，少干預，尊重市場。”

沒有名牌大學，也沒有與生俱來的國家級研究機構，卻成為全國領先的創新型城市，被譽為“中國矽谷”。

一直以來，深圳都以“四個90%”而著稱——90%以上研發人員集中在企業、90%以上研發資金來源於企業、90%以上研發機構設立在企業、90%以上職務發明專利來自於企業。

深圳原市委常委、副市長張思平認為，創新、移民、多元化，都不是深圳民營經濟發達的根本原因，而長期以來形成的以民營經濟為主體，以國有企業為保障的產權制度和所有制結構的創新才是。

“試問本世紀以來，深圳哪個高科技產業和企業、哪一代高科技產品，是政府用行政手段，按照產業規劃和政策發展起來的？”他說，華為、中興不是，騰訊不是，大疆更不是。凡是天天找市長，向政府要政策的企業，或者採取各種方式，甚至不擇手段去爭取政策資金支援的科技企業，沒有幾個最終成功的。

在他看來，深圳高科技崛起的根本原因，得益於幾十年堅持市場經濟取向的改革，是靠優勝劣汰、公平競爭的市場機制，並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民企與國企的關係。

不過，在深圳現代產業體系和產業鏈中，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的關係，與全國也不太一樣。

根據中央關於國有經濟“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國有企業佈局調整的要求，深圳的國有企業基本上退出了包括高科技在內的競爭性領域，主要集中於基礎設施、公共服務領域，為城市執行和經濟發展提供基本保障，也為高科技企業提供基礎保障。“東湖很好啊，中國光谷在國外都很有名，深圳當年申報自主創新示範區的時候，還去過東湖學習。”郭尚明說。

當被問到深圳創新是否擔心被其他城市超越時，他說，我們不擔心其他城市超過深圳，也不擔心深圳企業溢位，尊重市場規律。對國家來說，超越深圳未必不是好事，企業到外地發展，帶去了深圳的基因和理念，也未必是件壞事。每次到其他城市開會，我們最常說的一句話是：“請你們善待深圳來的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