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經濟時代，企業生存和發展的方式，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過去是靠正確地做事，現在更重要的是做正確的事。

過去人們把創新看作是冒風險，現在不創新才是最大的風險。

社會上對我們有許多傳聞，為我們的經營風險感到擔憂，只有我們自己知道我們實際是不危險的，因為我們每年的科研和市場的投入是巨大的，蘊含的潛力遠大於表現出來的實力，這是我們敢於前進的基礎。

公司十分注重內部管理的進步。

我們把大量的有形資產變成科研成果和市場資源，雖然利潤暫時下降了，但競爭力增強了。

——摘自任正非的文章《華為的紅旗到底能打多久》

2001年，37歲的聯想集團“少帥”楊元慶到華為參觀時，對任正非提起過聯想集團想加大研發投入、進一步提升科技實力的想法。

時年58歲的任正非則語重心長地說：“開發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要做好投入幾十個億，幾年不冒泡的準備。”

言外之意，創新要承擔一定，甚至很大程度的風險。

的確，任正非在帶領華為發展的初期，為了研發、生產出自己的產品，將創業前幾年的資金積累陸續投入進去，資金鍊險些斷裂，最終透過研發成功，獲得市場效益而崛起。

所以，對於創新帶來的發展機遇以及其潛在的風險要素，任正非是有深刻體會的。

但從總體上來看，創新是大方向，企業決不能畏懼風險而放棄創新。

從國際市場上來看，企業競爭主要依賴兩個方面：一個是成本優勢，另一個是技術創新的優勢。

從長遠來看，技術創新的優勢是最主要的。

對此，任正非早在1996年7月的一篇文章《再論反驕破滿，在思想上艱苦奮鬥》中說：

“為了拓展明天的市場，每年從銷售額中提取10%作為研究經費，緊緊抓住戰略發展不放。1996年研究經費達1.8億。1997年會達3億～4億，本（20）世紀末會達8億～10億。只有持續加大投資力度，我們才能縮短與世界的差距。”

可以說，創新對每個企業來說，都是需要花大力氣來面對的，尤其對於通訊行業來說，創新甚至關係到企業的生死存亡。

這是因為，通訊行業幾乎每一年都有大的創新和突破，技術變革可謂日新月異，發展非常迅猛。

比如，早期在通訊市場上出現的“大哥大”，笨重、不方便、價格還非常昂貴，後來發展成了輕巧靈便、價格便宜的手機，以及現在安裝了作業系統、功能更為強大的智慧手機；人們以前透過郵遞信件來傳遞資訊，後來用電報機傳信，再後來有了電腦和網際網路，人們可以更加便利地透過QQ、MSN、微信等即時聊天軟體進行文字、語音、影片等多種形式的資訊交流。

從總體上來說，通訊行業是一個創新非常活躍的行業。

華為作為一家通訊裝置供應商，在通訊行業中處於非常重要的環節，自然也面臨巨大的創新壓力。

為了確保持續對研發創新的投入，在任正非的倡導下，“按10%撥付研發經費”鄭重地寫進了1998年出臺的《華為公司基本法》中。

對研發創新的重視，任正非可謂是從華為誕生時就開始的。

華為剛開始的時候，還沒有什麼技術突破，只是做一些代理商的工作，但任正非堅持認為要有自己的過硬技術才能在市場上站穩腳跟。

為此，任正非對研發給予了很大的投入。

一個典型的表現是，華為創立的初期，直接生產人員不到200人，從事研發工作的人員則高達500多人。

那時，要養活這500多個研發人員，對起步時間還不長的華為來說，的確是個不小的壓力。

但任正非認為，技術領先是企業持續發展的根本，尤其對於華為這樣的技術型企業來說更是如此，所以一定要確保對技術研發與創新的投入。

1995年，我國當時的郵電部門全網採用了華為研製的7號信令，從而使得華為的技術優勢得以凸顯，華為也隨之走上了技術研發規模化的道路，並在市場競爭中顯示出越來越強的實力。

回過頭來看，任正非當初幾乎將所有資金都砸在技術研發上面，這種看似“孤注一擲”的“偏執狂”行為，終於有了成效，並奠定了華為發展的根基。

所以，在企業經營中，創新總要承擔一系列未知的風險，但也可以享受到一系列發展的機遇；如果不創新，則等待企業的只有被淘汰。

至於如何創新，正如任正非所說，企業的創新，要為提升自身的核心競爭力來進行服務。

企業唯有務實地創新，才能不斷地提升自身實力，從而具備持續的發展力。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