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經濟高質量發展和社會財富的持續積累,中國財富管理市場具有很大的成長空間。植信中國財富指數的推出,為市場投資者提供了可參考的投資方法和資產配置建議;為財富管理機構提供了可參考的市場需求資訊,便於其研究設計更有針對性的服務和產品;為監管部門提供了有價值的市場執行和行業發展資訊,便於監管者更好地選擇監管重點和方向,更為有效地控制市場風險,尤其是保護投資者利益。
釋出會上,新湖財富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曲光代表會議主辦單位致辭。中國金融資訊中心董事長葉國標、上海金融業聯合會常務副理事長季文冠分別代表支援單位致辭。會議還邀請了交通銀行私人銀行部首席財富管理顧問陳伯憲、泓湖百世全球家族辦公室董事長康朝鋒、新湖巨源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李鑫、華安基金指數與量化投資部副總監蘇卿雲、浙商證券首席金融工程分析師陳冀等多位私人銀行業界大咖參加題為“中國財富管理需求增長與私人銀行的使命”的圓桌討論,奉獻了精彩發言和真知灼見。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電視臺、金融時報、中國證券報、上海證券報、證券日報、鳳凰衛視、第一財經電視等境內外近40家知名媒體參會。
一、中國富裕家庭在財富投資方面相對樂觀植信中國財富指數每半年釋出一次,調查物件來自國內一線和重點二線城市的富裕家庭。本指數所稱的富裕家庭一般需滿足如下條件:家庭流動資產100萬以上且家庭資產規模1000萬以上,二線城市家庭流動資產50萬以上且家庭資產規模500萬以上;家庭資產中至少有兩套房產等。
植信中國財富指數由4個一級指標,即家庭財富指數、資產配置指數、投資收益指數及投資信心指數加權構成,以100為基數,指數取值在0-200之間,大於100說明多數人對投資狀況持積極看法,整體上較有信心。
從首期調查結果來看,植信中國財富指數為114,高於基準值100,說明中國富裕家庭在財富投資方面相對樂觀。分項指數中,家庭財富指數126,表明家庭財富狀況處於增長狀態,且財富規劃也在加強;資產配置指數104,顯示相當數量的富裕家庭願意投資中高風險產品,由於市場向好,對透過高風險獲得高回報比較有信心;投資收益指數116,意味著無論是流動資產還是不動產,投資者都有不錯的收益回報; 投資信心指數116,表明投資者對各類資產未來走勢仍然看好;隨著新冠疫苗在全球的推廣應用,對國內外的經濟形勢總體持樂觀態度。
二、中國經濟復甦推動家庭財富顯著增長2020年下半年以來,30%富裕家庭的財富出現增長,5%的家庭財富有所減少,65%的家庭財富基本不變。具體而言,從城市級別來看,一線城市富裕家庭的財富增長比例(31%)略高於二線城市(29%)。從家庭總資產來看,2000萬以上的高資產家庭財富增長比例(34%)明顯高於其他規模,反映出財富增長具有一定的“集中效應”。
引起家庭財富變化的原因中,最重要的是金融投資收益(71%)和不動產收益的變動(53%),而工資及福利收入僅排第三(37%)。投資收益變動主要源於去年三季度以來國內資本市場的良好表現,顯示了金融投資對於中國富裕家庭財富增長的積極助推作用。
調查發現,富裕家庭普遍重視教育、養老和保險等規劃。相比於消費和現金規劃,教育、養老和保險規劃時間持續長久,金額大且專業度高,投資者需要較高的規劃能力。財富安全和保障的風險主要來自行業經濟的衰退,高額醫療費用和意外造成的損失,這也構成了富裕家庭購買保險的驅動力。
三、中國富裕家庭的專業投顧服務需求日益增強總體來看,參與調研的富裕家庭中,多數主要在境內投資,僅有17%的家庭擁有境外資產;從總量來看,富裕家庭將更多資產(94%)投入於境內,而境外則是作為一個補充。
境內資產的資金更多分佈在不動產(72.9%),境外則分佈在流動資產(54.8%)。境內投資中,低風險產品仍是資金投入的最大部分,包括儲蓄現金和銀行理財產品等;境外則中高風金額比例稍高,主要是境外股票等。
在境內流動資產配置方面,與去年下半年相比,債券、股票、公募基金、私募證券的配置更為積極。從年齡來看,25–30歲的年輕投資者將42%的資產配置在了中高風險資產上,風險偏好明顯高於其他年齡段;從資產規模來看,600萬以上流動資產的富裕家庭將45%的資產配置在中高風險資產上,體現出相對較高的風險偏好。
作為財富投資的有力補充,投資境外資產可以使得資產多元化,達到分擔風險的目的。對於目前未進行境外投資的富裕家庭而言,約39%未來可能考慮投資境外資產。中國富裕家庭投資境外低風險和中高風險的產品都有所增加,尤其是境外股票、期權/期貨衍生品等的增加較為明顯。境外投資前三位的國家/地區分別是中國香港、美國和英國;在投資行業方面,金融、健康醫療和IT是投資者境外投資選擇的三大熱門投資行業。
值得注意的是,富裕家庭雖較為看重實際收益(17%),但實際上收益並不是投資者最看重的因素。投資時最看重的因素主要還是風險管控相關的能力,包括理財經理的專業度(20%),風險評估指標和安全風險控制方法(合計佔比21%)。
在投資風格方面,64%的富裕家庭可承受10%以上的本金損失。其中,50%屬於激進穩健型的投資風格,能夠承受10%-30%的本金損失;14%屬於激進進攻型,能夠承受50%的本金損失。
調查發現,除全球疫情背景下宏觀經濟充滿不確定性外,缺乏獲取高質量投資資訊的渠道是富裕家庭投資決策的主要痛點。近六成的富裕家庭需要專業投顧服務。整體來看,較需要投顧服務的比例為48%,極其需要投顧的比例為11%。從資產規模看,流動資產600萬以上的富裕家庭需要專業投顧服務的人群佔比為81%,流動資產300-600萬的富裕家庭需要投顧的比例為57%,流動資產100-300萬的富裕家庭需要投顧的比例47%。相對於境內投資,境外投資對於專業投顧的需求更高,這主要是由於境外投資所需專業性和特殊性所決定的。
在境內投資平臺選擇方面,前三位分別是銀行、網際網路金融、基金。富裕家庭對於存款(包括大額存單、結構性存款等相對高收益存款)和銀行理財產品配置需求較為旺盛。2020年股市走強、基金髮行火熱也點燃了投資者購買基金的熱情。值得注意的是,有15%的富裕家庭在投資時選擇過第三方財富機構。作為公募基金、信託等機構產品代銷的重要渠道,第三方財富以其專業化顧問服務著稱,未來發展空間廣闊。
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到2035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將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中等收入群體顯著擴大”。根據我們測算,未來5-15年,中國將產生一大批新興的高淨值或較為富裕的人群,到2035年高淨值人群規模很可比目前新增200-400萬人;可投資金融資產規模也將在目前200萬億元的基礎上相應增加200萬-300萬億元。如果進一步考慮到規模同樣迅速擴張的中產階層或準高淨值人群,我國完全有可能形成一個規模空前龐大、全球首屈一指的財富管理市場。與此同時,隨著國內“房住不炒”政策持續固化,相關投資理念日益深入人心,以往中國家庭過度依賴房地產的投資結構也有了深刻轉變,金融資產在家庭資產結構中的佔比明顯增長。2018年與2007年相比,中國金融資產總量保持年均兩位數的增長。隨著財富管理市場的迅速擴張和金融資產總量的顯著增長,專業化財富和投資管理需求勢必進一步上升。
四、境內外投資收益各有亮點2020年,根據調研,65%的富裕家庭設定了8%以上的收益率目標,實際年收益8%以上的人群佔比為61%。其中,實現8%-10%收益率的佔比最高。
在投資收益方面,2020年下半年,境內不動產投資收益中,22%的人投資非自住房的收益增加,反映去年下半年以來,部分一二線城市房價確實有所升溫。境內流動資產配置中,公募基金收益增長的投資者比例較高,且“比過去6個月增加”的比例(36%)明顯高於收益減少的比例(9%)。值得注意的是,投資股票收益增長的比例雖然也較高(33%),但收益減少的比例(18%)卻明顯高於投資公募基金收益減少的比例。這或許正凸顯了機構投資相對於散戶投資的專業優勢,也就是去年以來市場一直在說的“買股不如買基”。
境外部分,不動產收益出現增長的投資者比例(28%)高於國內;境外流動資產配置中,境外股票收益出現增長的投資者比例較高(46%)。其主要原因是,去年以來,以美國為代表的一些國家實行極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和大規模紓困的財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境外股市、樓市出現脫離宏觀基本面“非理性繁榮”。
在增值服務方面,出行類的增值服務是富裕家庭在其投資的平臺上獲得的最多的品類,這在銀行業表現尤為明顯;其次是實物類,其在網際網路金融業表現較為突出。此外,基金、第三方財富機構提供的教育類增值服務最多。
五、中國富裕家庭對未來經濟形勢較有信心整體來看,富裕家庭對未來經濟形勢持樂觀態度的比例穩中有升。其中,在“國內經濟形勢對經濟活動的影響”方面,持有“好的影響”的看法較“差的影響”高出35%;在“所在行業的發展狀況對投資的影響”方面,持有“好的影響”的看法較“差的影響”高出34%;在“國內經濟形勢對投資的影響”方面,持有“好的影響”的看法較“差的影響”高出32%。
中國富裕家庭信心上升背後有諸多利好因素。一是世界經濟可能於下半年整體性復甦,尤其是中國經濟總體向好;二是“十四五”規劃的政策紅利將逐步釋放;三是宏觀政策保持連續性、穩定性、可持續性;四是近年來中央出臺一系列重大改革舉措將呵護資本市場發展。此外,從外匯監管環境來看,近期外匯管理當局正在研究有序放寬個人資本項下業務限制,包括取消年度購付匯額度限制,允許境內個人在年度5萬美元便利化額度內開展境外證券、保險等投資的可行性。未來中國富裕家庭走向全球投資的步伐將進一步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