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丹尼爾·格羅斯
丹尼爾·格羅斯：德國經濟學家，歐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歐洲議會的高階顧問。
隨著中國政府繼續實施扶持性政策，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將保持穩定的發展。隨著2019年下半年前景的改善，預計2020年全球經濟增長將恢復到2018年3.5%或3.6%的水平。
中國現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國，中國政府似乎正在為人民幣國際化做出巨大努力。與20世紀初美國的干預類似，中國正在鼓勵在國際貿易交易中使用人民幣。在這一推動下，在2010年至2015年期間，人民幣作為結算貨幣在中國貿易中的份額已從2010年的0%升至2015年的25%。人民幣現在已超過歐元，成為全球貿易融資中使用最廣泛的第二大貨幣。但我們也要看到，在與貿易無關的國際金融交易中，人民幣目前仍有提升空間。中國似乎可以從歐洲央行的一些發展變革中獲得一些啟發。
歐洲量化寬鬆的三大啟示
當歐洲央行於20年前成立時，各國央行對其政策框架的細節通常並不太清楚。當時，一些模稜兩可的說法可能會有所幫助，因為它在歐洲央行開始運作時提供了靈活性。此外，它允許有不同經驗和觀點的央行行長就整體框架達成一致，儘管他們可能尚未就框架的具體細節達成一致。
但自那以後，世界發生了很大改變，公眾現在要求更加清晰的政策細節。在上一次對歐洲央行貨幣政策框架進行審查16年後，歐洲央行如何改善這一點？
自2003年進行那次審查以來，全球金融危機以及隨之而來的歐洲債務危機促使歐洲央行採取了大量新的政策工具。這些危機措施非常不受歡迎，尤其是在德國，只有在這些措施行之有效的情況下，才能證明這些措施是合理的，必須對此進行評估。此外，正如歐洲央行管理委員會成員雷恩所指出的那樣，必須考慮長期結構性趨勢，比如人口老齡化、較低的長期利率和氣候變化。
歐洲央行政策的有效性要求管理委員會成員需要共同理解歐洲的長期目標和各種政策工具的優缺點。而且，為了加強問責機制和支援明智的決策，他們需要能夠以公眾能夠理解的方式詳細闡述他們的貨幣政策策略。
就目前情況而言，即便涉及到歐洲央行政策戰略的一些最基本要素，有時也很難找到這種清晰性。物價穩定，這是歐洲央行的主要目標，目前被表述為“通脹率低於但接近2%”。1%的通脹率是否符合這一條件，但是不是有些過低，是否需要更多的貨幣政策調整？歐洲央行管理委員會的不同成員很可能對這個問題有不同的答案，因此也分別支援不同的政策。
這同樣適用於歐洲央行的通脹目標是否對稱的問題。當通脹過低時，歐央行會像通脹過高時那樣大力干預，以及通脹是否應在一段時間或某一特定時刻加以衡量。如果在一段時間內，通脹率由0%至4%不等，但平均為“低於2%，但接近2%”，是否已達到目標呢？
答案具有重大的政策含義。如果通脹是經過一段時間來衡量的，歐洲央行可以接受，甚至可能希望中期通脹率有所上升，以彌補近幾年通脹率過低的問題。如果公眾開始相信有可能出現高於目標的通貨膨脹，那麼預期的實際利率就會下降，從而給經濟帶來衝擊。
當然，德拉吉認為，通貨膨脹目標是對稱的；1%的通貨膨脹率太低；通貨膨脹率應在“中期”內衡量。但目前尚不清楚這一觀點是否在歐洲央行管理委員會中得到廣泛認同。
通脹目標並不是影響有效決策的唯一領域，也讓市場參與者不知道會發生什麼。歐洲央行的直接貨幣交易(OMT)計劃——歐洲央行承諾購買歐元區成員國在二級主權債券市場上發行的債券——也帶來了巨大的不確定性。
鑑於歐洲央行最近結束了量化寬鬆，這正是反思政策影響的恰當時機。有三個結論似乎顯而易見：歐洲央行的資產購買帶來了重要的巨集觀經濟利益；量化寬鬆的政治成本遠高於任何人的預期；對德國央行來說，整個事件糟糕透頂。
通過量化寬鬆降低銀行貸款成本，歐洲央行鼓勵向整個歐元區的小企業和家庭提供貸款。這對經濟增長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導致失業率的顯著下降和工資成本的上升壓力。儘管整體通脹上升，但潛在通脹依然疲弱，這意味著歐洲央行必須維持擴張性貨幣政策。
此外，在過去十年裡，歐洲和其他地方的量化寬鬆駁斥了許多關於央行資產購買的說法。其中最主要的是一再重複的說法，即大規模央行購買政府債券必然導致高通脹。金融危機導致流動性需求激增，因為金融機構擔心其他參與者的償付能力。各國央行能夠、也應該通過擴大資產負債表來滿足這一需求，因為如果不這樣做，就會導致貨幣存量的崩潰和深度衰退，美聯儲在上世紀30年代初就證明了這一點。
隨著歐元區經濟情緒迅速惡化，歐洲央行已在9月12日的會議上宣佈9月利率決議，如期調降存款利率10個基點，並宣佈重啟量化寬鬆(QE)政策，但並未設定具體結束日期，將開始實施利率分級制度。儘管歐洲央行的貨幣政策總體上不夠擴張性(反映在歐元區通脹目標持續低於目標)，但現在還不是全面放鬆貨幣政策、包括全面恢復量化寬鬆(QE)的適當時機。
首先，歐元區經濟的狀況比2015年3月歐洲央行推出量化寬鬆時要好得多。以歐元區綜合採購經理人指數（PMI）為例，這可以看作是衡量商業活動的關鍵指標之一。這一指數比之前要稍高一點。另外一些主要指標的表現，如通貨膨脹率、家庭對通貨膨脹的預期指數、歐盟委員會的預期經濟指標等的表現都比之前要好。此外，短期和長期利率以及銀行貸款利率也都要低得多，而且信貸方面還有較為強勁的增長。鑑於這些資料，很難為量化寬鬆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
以市場為基礎的通脹預期指標已經崩潰，但這是全球現象的一部分，可以說，它對歐元區的狀況幾乎沒有說明。此外，與風險溢價有關的一系列問題使得這些指標難以解釋。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對家庭和企業通脹預期的調查更準確地預測了實際通脹。
此外，當前的全球貿易緊張局勢也嚴重打擊了歐元區製造商，尤其是在德國。但貨幣政策制定者很難應對貿易壁壘的引入。在一個小型和高度開放的經濟體中，貨幣擴張將導致匯率貶值，從而以鄰為壑的方式刺激出口。然而，歐洲央行不能以這些理由為貨幣刺激提供理由，因為它不依賴歐元的匯率作為其政策傳導機制的一部分。
當然，如果歐元區貿易商品部門的疲軟蔓延到更大的國內部門，貨幣政策可能會有效提振需求，但目前尚不清楚製造業衰退是否會擴充套件到其他經濟領域。
因此，歐洲央行急於提供額外刺激，可能會反映出其他考慮因素，例如其通脹率目標“低於但接近2%”的累積不足。但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很難理解為什麼幾年來低於目標的通貨膨脹會需要一個強有力的迴應。
然而，不管歐洲央行的動機如何，任何額外刺激措施的有效性都是值得懷疑的。利率很難進一步下調，也很難看出量化寬鬆如何能將長期收益率推低至遠低於當前水平。
當金融體系面臨壓力和高風險溢價時，央行的資產購買顯然是有效的。在這種情況下，一個不尋求回報的大買家，當然可以通過清空資產並將最低價格降至最低水平，這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今天的情況並非如此，義大利債券和德國國債的收益率利差一直是衡量歐元區緊張局勢的一個很好的指標，但它們似乎已經崩潰了。
此外，鑑於一些長期政府債券的收益率目前為負值，各國政策制定者認識到，加大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和應對全球變暖的支出是合理的。如果這一認識紮根並維持那些有能力承擔的國家的財政擴張，結果將是歐元區財政和貨幣政策之間更好的總體平衡。
不幸的是，歐洲央行現在陷入困境。這加劇了人們對進一步寬鬆政策的預期，如果9月12日不出臺一些政策寬鬆措施，長期債券收益率將回升，但歐洲央行最好還是等待大規模量化寬鬆政策的出臺。就目前而言，任何重大的寬鬆方案似乎都為時過早。
未來經濟的風險
儘管經濟的緩慢恢復已初見端倪，但其固有的結構性弱點表明，巨集觀經濟仍然迫切需要徹底改革。
首先，經濟學家總是假設經濟是會自我修正的，雖然在經濟好的時候很誘人，但這種假設是沒有根據的，可能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過去幾年的復甦誘使許多人產生了一種虛假的安全感，這是超越主流“一般均衡”思維的非常規政策反應的結果。
其次，現有的經濟模式正努力應對新興數字技術帶來的混亂。數字經濟的特點是規模回報不斷增加，大科技公司可以迅速利用網路效應來主導越來越多的市場。這顛覆了現有的商業模式，改變了行為方式，使得巨集觀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很難跟上技術變革的步伐。
因此，人們普遍認為，經濟活動將遵循穩定的增長趨勢，這在很短的時間內是沒有多大幫助的。相反，我們正在經歷的經濟混亂突出了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未來從根本上來講是不確定的，並不是所有的風險都是可以量化的。
因此，在考慮未來的經濟風險時，我們必須考慮到如下三條：
一是現階段製造業、工業行業、服務業正在發生的變化是有著巨大不同的，而且差別非常大。從全球總概覽到每個獨立的國家都是如此。這非常好理解，我們不難發現製造業的發展是疲軟的，但服務業的發展是堅挺的。
二是投資者的情緒。上述差異同樣也表現在對經濟發展的信心方面，現階段企業的信心是比較疲軟的，但消費者的信心是比較強勁的。之所以會出現這一差異的原因就在於，雖然面臨著同一大環境，但不同行業的走勢是不同的。行業走勢不同的原因則在於政策的不確定性，它會直接影響全球的投資和製造業的走勢。
三是受貿易摩擦、英國脫歐等事件的影響，加劇了全球貿易的不確定性，投資會繼續疲軟，這同時會使得工業的機械化生產活動也相應降低。好在新興經濟體的發展勢頭較為樂觀。IMF最近上調了全球GDP增速，從3.2%上調到3.5%。這是為什麼呢？發達國家並不是這種增長的原因，因為發達國家的經濟預測從1.9%下調到了1.7%。而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預期經濟增速從4.1%上調到了4.7%，這才是拉動全球經濟增速的原因所在。
最後，巨集觀經濟學家必須認識到分配的重要性。經濟學家總是試圖在單一的模型基礎上模擬家庭的經濟行為，但在不同收入階層和不同財富階層的人的經歷和行為上存在著關鍵的差異。富人不成比例地受益於全球化和新技術，更不用說央行在金融危機爆發後成功提振股票和債券價格的努力，這一事情可以說是拖累了經濟增長。
對全球經濟和政治的強烈反應同樣也瞄準了大企業。危機剛結束，金融機構就處於火線上。但自那以後，公眾的憤怒演變成了對企業行為的普遍懷疑，科技巨頭因涉嫌濫用使用者資料和壟斷權力而受到特別審查。
如果把這些緊張局勢看作是對前1%的憤恨的結果，那就太簡單了。在剩下的99%中，全球化的贏家和輸家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分歧。這促使人們更廣泛地質疑全球化和國際貿易、投資和稅收規則。全球治理安排的變化可能擾亂商業模式，改變體制框架，並給經濟前景增添新的不確定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