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中國的科技巨頭，美國科技巨頭對於業務拆分興趣寡淡甚至充滿抗拒。

作者| 姚心璐 編輯| 羅麗娟

”不忠誠、昏厥、天真、對股東的損失視而不見“——在2014年初春的一天，eBay的股東收到了這樣一封公開信，對CEO約翰•多納霍提出了上述指責。

這封信來自一位持股0.82%的老股東，在寫出這封信時，他78歲，頭髮和一臉的絡腮鬍須都已雪白。如果以為這是一位老人出於某種失望情緒而發出的無助吶喊，那可大錯特錯，因為這位當時為eBay第25大外部股東的老人，正是惡名昭著的投資人卡爾·伊坎。

在過去幾十年，伊坎被視為“華爾街之狼”和“企業突襲者”，以一己之力，將環球航空公司、戴爾、時代華納、蘋果、摩托羅拉等知名企業玩弄於鼓掌之中，或促成某項收購、或強迫更換高管，將企業攪得天翻地覆，自己則坐收漁翁之利，一次可獲利數億乃至數十億美元，目前其總身價高達近200億美元。

而這一次，伊坎在公開信中提議稱，eBay應與支付業務PayPal進行拆分，因為後者的移動支付業務擁有著40%的年增長率，eBay的增長卻已陷入個位數。如果能順利促成Paypal的拆分，卡爾·伊坎將至少獲利1.8億美元。

多納霍意識到，自己面臨著一個強敵。可能與許多商界人士一樣，他還記得伊坎在8年前對時代華納的攪局：當時，伊坎以阿聯酋王室為後盾，動用22億美元，迅速成為時代華納最大的個人股東後，他要求這家影視巨頭拆分為4家公司，剝離美國線上，同時實施200億美元的股票回購計劃。這場糾紛最終以時代華納高額回購股票結束，伊坎從而淨收入數億美元。

這與伊坎對eBay的策略如出一轍。在公開信釋出的一個月後，當多納霍在位於聖何塞總部的小會議室中向投資人解釋eBay與PayPal應保持為一個整體時，伊坎對eBay的持股已經增長至2%。

在執掌eBay的七年中，多納霍促使公司扭虧為盈，並將股價提升了5倍，堪稱功臣。但在2014年的春天，他意識到，自己將面臨著一場艱苦的抗爭，前路未知。

對資本而言，企業分拆意味著創造利益更大化。

“研究表明，從長遠來看，企業開展重組，分拆後業務部門的利潤總和會超越原來的企業集團。”不久前，《經濟學人》在關於企業拆分的文章中這樣寫道。不僅是利潤，支援拆分觀點的人士普遍認為，分拆之後各個部分的估值總和，也將高於分拆前的整體估值。

這一觀點正在中國的科技巨頭中得到驗證。據經緯中國統計，在過去20年中，中國先後成長出76家估值在30億美金以上的超級獨角獸，其中近20家為騰訊、阿里等科技巨頭的衍生公司，例如螞蟻金服、阿里雲、閱文集團、騰訊音樂等，均來自於科技巨頭的業務拆分。

拆分後的公司往往有著不錯的業績和估值表現。在2010年，為了獲得金融牌照，馬雲執意將支付寶從阿里巴巴原本的VIE架構中拆分出，變更為純內資公司，在當時的估算中，支付寶估值約為百億美元；8年之後，當這家已經改名為螞蟻金服的金融科技公司傳出新一輪融資訊息時，估值已漲至1500億美元。

PayPal和eBay，與螞蟻金服和阿里巴巴的情景頗為類似，均為支付與電商公司的結合。早期，這會為雙方帶來協同發展，而隨著支付業務的成熟，拆分可能為前者帶來更多的合作和業務拓展空間。

在上述指責多納霍昏庸的公開信中，伊坎寫道：PayPal正處於關鍵時刻，與eBay綁在一起，將限制其發展，以至於被其他公司超越。

老謀深算的伊坎很清楚拆分為自己帶來的好處：憑藉PayPal的增長速度，如果獨立發展，股票價值勢必更高。按常規慣例，在拆分後，股東每持有1股eBay股份，即可獲得1股PayPal股份，按伊坎當時持有eBay的3080萬股份來看，拆分使他至少能夠淨收入1.8億美元。

但與阿里在4年前情況不同的是，彼時，阿里與支付寶均處於成長期，拆分之後的數年中，阿里的營收增長均高於50%；而作為C2C電商鼻祖、也是淘寶最初效仿的物件eBay，早已在競爭中掉隊，其2014年營收增長已降至個位數，如果再失去PayPal，無疑是失去了增長最快的重要業務。

多納霍盡力抗爭著拆分的提議。在3月的那場交流會中，他面色焦慮地為投資人和媒體解釋不拆分的優勢，並表示eBay的部分收入正在用來支援PayPal的海外增長，“PayPal有著巨大的潛力，我們完全能夠發揮出它的潛力。”

4月，他與伊坎達成了一次和解，同意任命伊坎推薦的大衛·多曼為獨立董事，作為交換，伊坎同意放棄分拆PayPal的提議。這是多納霍抗爭拆分以來離成功最近的一次。

不知為何，不久後的戰略回顧會議上，情況卻急轉直下，董事會改變立場，對拆分提議表示了退讓。多納霍並未透露這一轉變是否源自伊坎及其他投資人的壓力，但他承認，在這次會議中，董事會認為eBay和PayPal的分家可能對彼此都更為有利。

“隨著時間的延續，有助於推動PayPal發展的協同效應正在遞減。”他這樣迴應《財富》的採訪，這與七個月前的言論截然相反，他預測說，儘管eBay在當時能夠為PayPal貢獻超過30%的營收份額，但在未來三年內，這一比例將降至15%。

很難說多納霍的分析是否出自本心，畢竟，在2014年9月eBay公佈分拆決策的同時，多納霍、CFO鮑勃·斯萬等數位高管也宣佈將在分拆完成後離職，他將獲得2300萬美元的遣散補償款，這相當於他年薪的兩倍。

當然，分拆決策也可能源自於一些外部市場的壓力。時年9月，阿里巴巴在美國上市，蘋果推出Apple Pay，直接加大了電商與支付雙方的競爭壓力。在分拆時，eBay與PayPal還簽署了一份5年協定，規定雙方業務關係不變，並禁止eBay在五年內推出支付業務，而PayPal則可以與其他電商、零售商、金融機構、Google、Apple等進行合作。

正如伊坎和一些主張拆分的投資者所料，分拆後的PayPal增長迅速。2015年，PayPal以500億美元市值上市，4年後，市值增長至1100億美元，相當於eBay當前330億美元市值的3倍。在最近一期財報中，PayPal營收增長約12%，淨利潤增長率為56%。

而伊坎曾信誓旦旦表示“拆分對eBay同樣有利”的觀點卻更像一種官腔式安慰，事實上，這位金融大亨在拆分時便忙不迭地盡數拋棄了eBay股票，從而換取了PayPal的4630萬股份。

分拆在eBay內部引起一系列動盪，除了CEO等高管離職，在決定拆分後不久，eBay的C2C業務marketplace宣佈裁員2400人，同時，eBay出售了幫助其他零售商開展線上銷售的業務eBay Enterprise。

不僅內憂還有外患，在拆分風波期間，eBay正面臨著來自亞馬遜的嚴酷競爭。

“eBay的分拆對亞馬遜是利好，” 電子商務服務提供商ChannelAdvisor執行董事長斯科特·維因格認為，拆分導致eBay被幹擾了12個月，不僅未來戰略不算清晰，而且無法專心籌備2015年的假日季銷售，從而使其在與亞馬遜的競爭中進一步弱勢。

唯一可能威脅到亞馬遜的，是當時傳出阿里巴巴可能對eBay進行收購的訊息。可是馬雲在隨後訪問美國時澄清，並無這一計劃。4年之後，當亞馬遜在美國電商市場已經佔有48%份額時，位居第二的eBay已下滑至6.1%。

“eBay未死，可是它受傷了。”一位銀行家斷言。

它的麻煩不僅於此。今年年初，拆分提議再次襲向eBay：持股超過4%的激進派對衝基金Elliott Management對eBay的業績表現表示不滿，並致信董事會稱，要求eBay將旗下票務業務StubHub和eBay Classifieds Group拆分，以促使公司估值提高。

eBay是否還會面臨又一次拆分還尚無結論。但歷史經驗表明，拆分往往是一把雙刃劍，為股東創造收益的同時，卻也使不少公司大傷元氣。

在eBay拆分前的十餘年，當惠普將最賺錢的醫療器械業務從公司中拆分，並以“安捷倫”命名時，惠普與安捷倫的股價均現狂漲；1995年，AT&T裝置部門的高管為增加訂單量，執意將其從母公司中拆分，成立朗訊公司，4年後，AT&T再次分裂成長途電話、行動電話等四家公司，兩次拆分，投資者與持股高管均賺的盆滿缽滿。

只是，無論是惠普、AT&T、還是拆分後的朗訊，都在此後江河日下。

關於百年電信巨頭AT&T的衰落，人們往往憶及兩次關鍵拆分。

前文提及的是1999年AT&T的最後一次拆分，當時，正值全球從傳統電話向行動電話轉型的關鍵時期，股東們為求收益，將行動電話單獨剝離上市，募集100億美元；母公司只保留了一個在當時看來體量最大、卻在此後不斷下滑的傳統長途電話業務。

如果說這次出於利益目的的拆分徹底斷絕了AT&T的前景，而再往前回溯15年，1984年的源自於反壟斷目的的拆分，則被視為這家百年科技巨頭走向衰落的開端。

《謝爾曼反托拉斯法》通過於1890年，是美國的反壟斷基本法案，目的在於限制壟斷和試圖壟斷的商業組織與個人。在過往數十年中，除了利益動機，反壟斷動機是促成美國巨頭企業分家的另一個主流因素，AT&T則是其中首屈一指的經典案例。

在1983年，AT&T的營業額超過另外三家巨頭企業的總和：埃克森、美孚和通用電氣。更厲害的是，AT&T幾乎壟斷了全美國乃至加拿大的長途和市話業務，由於它能夠運用長途電話的收入補貼市話上的虧損，為市場提供了極低費率的市話業務，使其他企業難以競爭以至於退出市場，AT&T常年保持著壟斷地位。此外，AT&T通過對西電公司的控股，也壟斷著電信裝置生產。

這引來了美國反壟斷局對AT&T的持續抗議，在1913年和1949年，AT&T曾兩度面臨反托拉斯法訴訟，由於其強大地位而僥倖過關，但在1984年的這次訴訟中，AT&T終於被判決強制拆分。

在這一年，AT&T一分為八，總部仍保留著原來的品牌，從事長途電話業務和通訊裝置的製造，帶有天然壟斷能力的市話業務被分成7家“小貝爾”（Baby Bells），分散至美國不同區域。

“這是美國有史以來最愚蠢的事情。”當時的媒體這樣引述著反對方專家的言語，他們表示，無法理解拆散美國“管理最出色的公司”這一決定，這有可能使曾經發明出電話、電晶體、C語言的貝爾實驗室難以再持續創新。三十年後回顧，果然一語成讖。

美國政府與市場對這些體量龐大的行業巨頭始終表現得愛恨交加，既反感於巨頭對市場的壟斷與獨一無二的話語權，又仰賴於它們強大的發展能力，在過去的數十年中，搖擺不定。

在反壟斷拆分中，AT&T的案例是一個結束，也是一個開始。稱為“結束”，是因為對於這場拆分的是非成敗至今尚無定論，自此之後，美國亦再未真正實施過以反壟斷為名對大企業的拆分；然而，自這場拆分開始，微軟、谷歌、Facebook、高通等無數科技巨頭，均在不同時期，被“反壟斷拆分”的呼聲所籠罩。

AT&T的案例及其代表的技術或許都已過於遙遠，對於當下的科技企業來說，微軟曾經面臨的反壟斷糾紛，更為貼近、也更驚險。

那是在1998年10月，美國司法部和20個州的總檢察長聯合提出對微軟的反壟斷訴訟，其原因與AT&T頗為相似：這家公司佔據了重要基礎設施，並操控這一設施以阻礙競爭。AT&T操控的是市話費率，而微軟則被指控利用Windows作業系統以壟斷瀏覽器市場，更直接地說，在當時的行業環境下，這一行為被視為壟斷了“網際網路的入口”。

微軟的Windows系統在當時的市場中佔據了9成以上份額，Office辦公軟體更是擁有接近100%的市場份額；在瀏覽器上，微軟也佔據了半壁江山。

彼時，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剛過不惑之年，還並非日後人們所熟悉的那個笑容可掬的慈善企業家。在20世紀的最後幾年，這位科技大佬的形象多是“霸道的壟斷者”。

為了拿下瀏覽器的另半邊天，蓋茨決定將Windows與IE捆綁銷售——如果想使用微軟的Windows 95，電腦製造商們必須承諾安裝IE瀏覽器。這一規則在訴訟中被傳出後，比爾·蓋茨形象大損，甚至有人公開甩了一張沾滿白奶油的派餅在他臉上。

但這項頗為霸道的條款推動了IE瀏覽器的市佔率直線上升，到2000年時，其市佔率已經從2年前司法部發起訴訟時的40%提升至80%。

強勢的增長激化著案件，連綿不絕的訴訟從1998年一直持續至2002年，主審法官托馬斯· 傑克遜曾一度裁決微軟需要將作業系統和瀏覽器一分為二，並在未來十年內不得合併，但隨後又被哥倫比亞特區聯邦上訴法院駁回了判決。

直到2002年，司法部與微軟方達成和解，前者不再要求拆分，而後者繳納了罰款，並改善了部分壟斷行為，微軟驚險過關。在糾紛最激烈的2000年，比爾·蓋茨卸任了微軟CEO併成立慈善基金會，此後亦與“壟斷者”的形象漸行漸遠。

儘管避免了拆分，但這場案件卻也在此後多年一直籠罩著微軟。此後5、6年內，在美國、歐洲、南韓等多個地區，微軟均付出了高額的訴訟費和罰款，2008年，微軟為應對谷歌的崛起，提出以62%的溢價收購雅虎的計劃，最終卻也因如影隨形的反壟斷審查而流產。

在美國的商業環境中，每一家在行業中佔有絕對優勢的企業，都可能面臨著AT&T與微軟曾遭遇的反壟斷風險。

風水輪流轉，在那場流產的微軟收購雅虎計劃中，谷歌扮演著抗議者的角色，斥責微軟想借機壟斷網際網路，6年之後，作為在搜尋引擎與手機作業系統中佔據絕對優勢的科技巨頭，谷歌也在美國、歐洲等多地被起訴壟斷，先後被罰款近百億美元。

除了谷歌以外，美國最新的反壟斷拆分提議還指向了亞馬遜、Facebook和蘋果，2019年3月，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伊麗莎白·沃倫提議拆分上述公司，並終止其一切併購計劃。她在自己的部落格平臺上寫道，如果能在2020年的大選中勝出，她將對這四大企業進行拆分，“他們摧毀了競爭”。

3個月後，美國聯邦委員會與司法部宣佈對這四家公司進行反壟斷調查。故事仍在延續。

拆分，無論是被渴望利益的股東推動、還是在反壟斷下的被迫為之，在美國企業近數十年的案例中，都鮮有十分樂觀的結果。如果說這些拆分是由於外力作用，未能考慮企業自身發展的訴求而導致失敗，那令人感慨的是，許多為求發展、突破瓶頸而進行的拆分案例，也未能如願以償。

例如，在2010年，為使公司可以分別專注於個人及企業業務，摩托羅拉決定拆分為摩托羅拉移動和摩托羅拉解決方案兩家公司，前者負責手機及電視機頂盒，後者負責經營企業級通訊產品。結果一年之後，摩托羅拉手機業務便被谷歌收購，之後又出售給聯想，手機出貨量連年下降；而“摩托羅拉解決方案”則在近十年內毫無增長，營收尚不如拆分之時。

再例如，從1999年起，為了聚焦發展，惠普先後實施了兩次拆分，效果卻一言難盡。

回到2000年，惠普大廈樓下的計程車司機突然觀察到，在這座寫字樓工作的人似乎變窮了，以前，那些從大廈中走出的白領會直接搭乘計程車，但從這時起，更多人選擇了地鐵出行。

這與惠普與安捷倫的分家不無關係。此前一年，惠普的醫療儀器部門從惠普拆分出來，更名為安捷倫，這使惠普失去了時下利潤最豐厚、競爭壓力也相對較小的一塊核心業務。不過，當時惠普董事會的思路是，過於繁雜的業務線使得惠普內部非常混亂，通過拆分瘦身後，公司可以集中精力發展更具成長性的計算機業務。

以當時計算機行業的前景看，這樣的決策不無道理。只可惜，“瘦身”並未能改善管理混亂，反而正是“集中發展計算機業務”策略，帶領惠普走上了此後的衰落之路。

拆分後不久，為了縮小在微機領域與戴爾越差越多的市場份額，時任惠普CEO的卡莉•費奧莉娜不顧眾多董事反對，決意收購了當時在微機市場中份額第二、但正在江河日下的康柏公司，結果，兩家劣勢公司合併，非但未能實現“1+1>2”的併購效果，甚至在兩年之後，連康柏原有的市場份額都未能保住。

值得一提的是，費奧莉娜正是在上世紀90年代AT&T多次拆分的主導者，也是數十年來美國科技行業最具爭議的一位CEO。

在2001年至2013年之間，惠普屢屢陷入錯誤的決策中，市場地位一跌再跌。它一度為了加強手機業務，收購了Palm Computing公司，但又出售了後者的智慧財產權，並在一年後放棄手機與平板電腦的運營；2012年，惠普斥資110億美元收購軟體公司Autonomy，這筆交易隨後變成了兩家公司高管之間就欺詐問題展開的訴訟大戰，進而間接導致了惠普時任CEO李艾科的下臺；它曾宣佈在公有云領域與亞馬遜展開競爭，結果又宣佈放棄。

到2013年時，惠普的市值比當年拆分時蒸發了80%，被踢出了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

李艾科下臺後，梅格•惠特曼接任了惠普CEO的角色，她肩負著一個更艱鉅的任務——帶領惠普復興，並決定惠普是否再次拆分。

這個問題已經困擾了惠普多年，早先是討論印表機業務與PC業務是否拆分，隨著兩者的增長均陷入困境，拆分的討論又聚焦在企業與個人兩類業務上——惠普的PC和列印產品在當時的市場已經開始落後，但企業服務尚在一些方面保持了領先。支援拆分的觀點認為，應該讓雙方各自專注，尤其是企業業務方面，能夠發力軟體與雲端計算等更有前景的業務。

不過這一次，拆分並未受到股東們的支援，在2011年，堅持拆分成為李艾科下臺的直接導火索，結合此前的收購問題，李艾科成為惠普近年來最為“短命”的CEO，僅僅在任10個月。

惠特曼可以說是全球最具影響力的女性經理人之一，她曾在eBay擔任CEO達十年之久，並將eBay從一個50人的創業團隊發展為全球知曉的電商平臺，員工達到1.5萬名，資產翻了2000倍。在2005年惠特曼到北京參加《財富》全球論壇時，馬雲表示，這是他最尊重的5個CEO之一，“梅格是一流的CEO”。

老練的惠特曼無疑比李艾科更聰明，她在拆分的爭議中上任，隨即便在多個場合宣佈，“我們沒有指定分拆公司的計劃”、“惠普作為一個整體發展會更好”——直到將近三年後，她才著手實施了兩者的拆分。

理論上，這是一次動機合理的拆分，未受到外界的任何壓力，從始至終是“為了惠普能重回往日輝煌”。為避免失去協同效應，拆分出的企業業務也未像15年前的安捷倫那樣改名換姓，而是以“惠普企業”命名，負責雲端計算、服務、軟體和基礎設施四大板塊，惠特曼本人轉而擔任惠普企業CEO，亦從側面證明了當時對惠普企業前景的重視。

只是，惠普在過往十年中攢下的痼疾，也並非“拆分”一方妙藥可治。此後，裁員、出售、罷工及業績下滑始終伴隨著惠普與惠普企業。

2014年到2018年，惠普企業的營收從551億美元縮減至308億美元，稅前利潤也從22.44億美元降低至2.68億美元，在2015年和2017年，先後兩次宣佈裁員，用以縮減企業的經營成本。惠普企業曾寄予厚望的雲端計算業務，由於難以與亞馬遜、微軟等巨頭競爭，在一定程度上被放棄，2016年初，其公有云Helion關停。

惠特曼本人在2017年時離開了惠普，她對外解釋自己的離職理由稱，惠普已不再需要商業型人才，而是需要一位技術出身的CEO。

保留了個人業務的惠普也未見起色，在過去五年中，這家公司的營收始終原地踏步，利潤則穩步下滑。2019年10月傳出的最新訊息稱，惠普將在明年繼續裁員9000人，佔總員工比例的16%，訊息公佈後，惠普股價下跌了整整一週。

人們總是將希望寄託於變化。

早先，在美國商業社會中，變為多元化企業是一種潮流，這可以增加業務間的協同作用，也能夠讓公司更有活力的業務去彌補弱勢業務，以便於後者成長或度過難關；不計其數的巨頭型企業由此誕生，結果，企業家和投資者們又發現了“體積龐大”的缺陷，例如臃腫的制度流程，或難以計算的企業價值。於是，在許多巨頭中，拆分再次成為一種潮流。

只是無論在科技行業、還是在頗為流行拆分的美國工業行業，拆分後的企業都走出了一種越拆越差的“氣質”。《經濟學人》在今年5月的一次統計顯示，近期拆分的工業巨頭中，只有霍尼韋爾的股價表現良好，而通用電氣、蒂森克虜伯、陶氏杜邦和ABB的股價走勢都弱於大盤。

這可能與中國市場的情況恰恰相反。在這個市場上，人們已經習慣了看到阿里巴巴、騰訊和京東這樣的科技巨頭宣佈拆分某些業務，無論是母公司、還是拆分後的子公司，都並未因此而受到負面影響。它們中的一方繼續扮演著巨頭的角色，另一方則受到資本市場的追捧，成長為超級獨角獸，並獲得迅速增長的市值，比如從阿里巴巴拆分8年後估值翻了15倍的螞蟻金服，又比如拆分之後估值從100億美元翻至300億美元的騰訊音樂，莫不如是。

騰訊曾公佈過“集團控股公司負責投資和整體決策，子公司負責營收增長”的戰略方向，近年來，雖先後將數個子公司分拆上市，但騰訊仍然對這些公司持有高度控制權，例如騰訊音樂IPO時釋出的招股書顯示，騰訊對其持股為57.4%。

簡單來說，多數中國科技企業在拆分子業務後，雙方的關係依然相當密切，並未損害彼此的協同作用。

而大多美國企業與此不同，在前文所述的幾個案例中，拆分後的幾家公司往往無甚關聯。惠普分家的醫療儀器業務隨即更名，放棄了母公司的品牌效應；而AT&T在1999年“一分四”時，儘管四家公司均可以繼續使用AT&T品牌，但在股權上已經彼此獨立，並無交叉持股的關係。

eBay與PayPal分家時，雙方曾簽下了一份有效期為五年的運營協議，確保在一定期限內eBay將支援PayPal的業務，但僅僅四年後，eBay便傳出訊息，計劃終止與PayPal的合作關係，改由與荷蘭支付公司Adyen合作。

種種案例證明，中國科技巨頭的拆分，更接近於集團式發展，而美國的幾家企業，則在此後分道揚鑣、甚至反目成仇。無怪乎有人總結說，亞洲企業傾向於分拆上市，喜歡在一個大盤子裡堆滿一個個金燦燦的餡餅，而歐美企業則喜歡把一張餅越攤越大——畢竟，餅若切開，便不在一個盤子中了。

拆分意願的差異，導致中美科技企業選擇的拆分時機也大不相同。在中國市場上，無論是當年的阿里拆分支付寶，還是此後騰訊、京東等企業對業務進行拆分時，母公司都仍處於成長期，拆分原因多出於牌照、政策或發展規劃考慮，而非“救命之道”。

反觀美國的科技巨頭，在成長順利時，很少願意自斷一臂，將運轉良好的業務單獨剝離發展；往往直到發展受困時，才會考慮通過拆分來尋求業績與股價的增長。

亞馬遜的經歷同樣是很好的印證，2014年，當這家電商巨頭的股價不斷下滑，半年內市值縮水500億美金至1300億時，主張將其優質資產雲服務AWS拆分的聲音不絕於耳，市場分析機構The Edge諮詢集團甚至給出了對AWS的估值，即拆分後約380億美元。

不過，當亞馬遜的股價自2015年起開始快速回升後，這一提議便逐漸從輿論中消失。現在，亞馬遜市值超過8000億美元，當其因過於龐大面臨反壟斷拆分的提議時，亞馬遜雲業務CEO安迪·雅西對外界表示，AWS業務從亞馬遜剝離出去沒有任何明顯益處，且“顧客也不應該希望這件事發生”。

儘管有投資機構為此寫下10條優點，但在美國的科技企業中，“企業分拆”仍像是一個不得已而為之的行為，只有陷入困窘，才會做此選擇。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何在已經發生的拆分案例中，多半難以有理想結果。畢竟，拆分只是手段，而公司在當下所面臨的市場下滑、管理混亂、技術缺失等諸多問題，都難以通過拆分得到改善。

AT&T、惠普、摩托羅拉……在過去數十年中，許多次拆分，往往成為一家明星企業走向衰敗的開端，這一行為，堪稱流血決策。

拆分還在進行。2019年，依然面臨著拆分呼聲的谷歌、Facebook、蘋果、亞馬遜和eBay，它們最終會走向何方？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