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際網路人曾經用“野孩子”來形容那些敏銳把握機會、打法不拘一格的創業者，典型案例如曾在域名上賺得大筆的草根明星蔡文勝。

今天，中國人在矽谷充當了“野孩子”的角色。

兩個中國人鮑周佳、孫維耀創辦的Lime在創辦1年半時估值超過10億美元，成了全美速度最快的獨角獸之一。

它的名字開始與一些稀缺的資源聯絡起來：作為初創公司每年不下5次被《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這樣的美國主流媒體報道；A16Z少見地3輪投資它，Google Venture與母公司Alphabet一起投資；矽谷鼎鼎大名的投資人，Google Venture合夥人Joe Kraus在投資Lime之後加入Lime任Quattroporte；萊昂納多·迪卡普里奧與NBA球星凱文·杜蘭特不僅投資Lime，更為其代言。

時過境遷。Lime是中國共享單車風口的最後一批學徒，並依靠這樣的背景獲得了矽谷投資人的青睞；但它卻將單位經濟的能量釋放在除中國以外的地區，從美國“出海”到歐洲，從共享單車過渡到共享滑板車，將滑板車變為最重要的標籤。

ZOOM在矽谷功成名就的2019年看Lime，它的故事更像是中國創業者在全球的打野實戰——而這般打野從上世紀開始，至今仍未結束。

不等

Lime的第一個大伯樂是A16Z。憑藉一輛在深圳組裝的單車，鮑周佳與孫維耀在矽谷沙丘路（sand hill road）拜訪一串VC後，最快給出Term Sheet（投資意向書）的一家是A16Z。

A16Z極其少見地連續投資了Lime 3輪。在它的下一輪即D輪，領投的是Bain Capital（貝恩資本）。除此之外，Google Venture與它的母公司Alphabet都投資了Lime。

鮑周佳與孫維耀是投資人出身，鮑周佳曾任復星昆仲合夥人並常駐北美，孫維耀正是由他招到復星昆仲。

在越來越多的創業案例當中，投資人充當著創始人的角色，即先看好某個賽道，再尋找合適的潛在創業者，組建一個由VC護航的黃金班底並在裡面佔到不錯的份額。鮑周佳與孫維耀二人本有機會這樣做，但他們在遍尋創業者之後並不滿意，而是將自己投了進去。

2016年中國掀起單車風暴，他們不僅回國感受了盛況，也看到美國的機會。當他們在紐約、芝加哥這些大城市調研城市內交通的時候看到：即使是有樁的單車，也能夠以每小時1美元的價格，在每天被騎行8-9次。

1美元，而不是1元人民幣。這意味著，“跟中國完全不一樣，這筆賬在美國是能算得過來的。”另一位Lime的天使投資人，昆仲資本創始及管理合夥人王鈞說。

當Lime開放融資之後，首批份額給了親朋好友，例如鮑周佳在騰訊合作多年的曾李青、吳宵光，在復星昆仲的老搭檔王鈞，另一些份額給了有跨國投資背景，對美國與中國的創業環境都了解，並且沒有參與到摩拜與ofo大戰中的機構，如IDG、DCM、GGV等，還有郭威這樣在美國起家的中國天使。

在矽谷路演時，面對這些或多或少“交手過”的矽谷VC，鮑周佳與孫維耀列了一串名單：以下這些同行，若有哪家比我倆更適合，你可以投它不投我。

他們所謂的“適合”，在於必須是一個有跨境能力的團隊，而且創始人一定要是中國人。在他們看來，共享單車的生意所“跨”之“境”，只能是中國與外國。

不“野”也不“快”

鮑周佳與孫維耀的履歷十分多元化。即使在矽谷，鮑周佳也稱得上cool guy。他任騰訊美國總經理的時候長髮及腰，像個搖滾明星，事實上他也確實組建過搖滾樂隊，還是第一批去Burning Man（火人節）的中國人。孫維耀進入伯克利讀MBA的時候，同學告訴他，學長鮑周佳是華人圈一定要拜會的大人物。

鮑周佳曾在柯達負責負責華中區代理，在看到相機大勢已去之後便離開，先是在從電訊盈科、 IDG和騰訊主要創始人手中購得騰訊45.5%股權，併成為騰訊最大單一股東的MIH，任投後管理，又繼而加入了當時的“小公司”騰訊。微信的英文名字wechat的名字是由他所取，他還主導了騰訊對一家中國玩家最熟悉的公司的投資：LOL母公司Riot Game。

在柯達時，鮑周佳跑過華中區銷售，孫維耀負責了多年百事集團“七喜”與“佳得樂”在中國的市場，多年深入二三線城市的經歷讓他們自認為有接地氣的氣質。“運營Lime總能讓我想起當年賣汽水，”孫維耀說。

他們還擁有硬體方面的特質，孫維耀是土生土長的深圳人，父母是第一代到深圳的移民，他的家距離蛇口碼頭走路不到10分鐘。搞定硬體供應商對他來說是一件“回趟家就能解決的事”。

早期鮑周佳與孫維耀精準定義過Lime的生意：它的基礎是硬體，供應鏈在中國，所以Lime必須把供應鏈放在中國；它不適合燒錢，因為硬體燒完寸草不生，留不下使用者對平臺的粘性。鮑周佳通過發小介紹了有硬體背景、正在北京準備創業的張曦，並請他成為專攻供應鏈的合夥人。

第一輛車是由張曦組裝起來，並花300美元託運到美國的。由於來不及開發App，他們只擁有一個web端的開鎖版本，夜晚張曦在賓館看書，突然車鎖“啪”地開啟，把他嚇一個激靈，鮑周佳的微信發過來，“鎖開沒？”

在這個粗糙的Demo版本獲得了投資人的肯定之後，Lime這家公司的節奏“慢”了下來。那是中國單車概念盛極轉衰的階段：前有ofo進美國，摩拜進歐洲，後有oBike從新加坡出發輻射海外。他們發現盛況過後，單車“墳場”現身，美國媒體對共享單車開始負面如潮，這可不太妙。

在西雅圖有樁單車剛剛撤下之後，Lime敲開了西雅圖政府的門，以他們的經驗來看，推銷Lime不如推銷一套能解決美國城市交通擁堵，但又不失環保的解決方案。在無數次接洽之後，西雅圖交通部長起草了全美首個共享單車執照，裡面羅列了各種細節。西雅圖成為了Lime進入的第一個城市。這位交通部長後來也被挖到了Lime。

這時Lime創辦已到第6個月，他們投放了第一臺單車。

“供應鏈、政府關係、運營效率是我司三大‘立司之本’，我們要的是friendly aggressive。”孫維耀說。

在Lime之前，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共享單車企業沒太顧及過政府的感受。唯獨Lime是個例外。它的投資人，GGV紀源資本管理合夥人童士豪Hans Tung概括Lime的理念：當看到新的趨勢與自己原本的創業理念矛盾時，中國人不糾結。言下之意：中國人更加“能屈能伸”。

有的放矢、刻意營造口碑的做法之下，Lime的開城與“開國”速度從6個月提到了1-2個月。當測算巴黎的容量可以放下至少10萬臺車的時候，他們只放了5000臺。

正當Lime把車投放到歐洲時，這家公司的重心從單車跨到了滑板車。

不聽話的兩個人

Lime的董事會很難將共享滑板車想象成一種正式交通工具，他們認為滑板車更像是孩子的玩具，對進軍滑板車的決定一開始並不支援。

然而在矽谷Micro-management（細緻到微的監督與管理）是一個貶義詞。“最終董事們決定，不去micro-management我們，建議我們投放幾百臺滑板車。”孫維耀說。

幾百臺當然難以滿足Lime團隊“迅速席捲市場”的目標。1個月後，5000臺滑板車從中國運到美國。

在投放滑板車的決定中，孫維耀是重要的驅動者。2017年夏天，他發現洛杉磯出現了共享滑板車，多年快消品經驗讓他注意到一個細節：所有騎在滑板車上的人都在笑。他頓悟：滑板車或許是美國人最喜歡的產品，比起人力，他們更喜歡電動，比起單車，他們更熟悉從小玩到大的滑板。

為了趕在入冬之前成為市場佔有率第一，他們將產能設定為8月當月投放5000臺滑板車，同時達到每月生產10萬臺。儘管在當時每年整個中國出口的滑板車只有7萬臺。

在沒有任何現成滑板車供應商的情況下，張曦讓“奇蹟”發生：48天，Lime的滑板車開始量產。

另一個使董事會不贊成的決定是在美國市場不夠穩固的時候“出海”到歐洲，看上去Lime這兩人的動作過快、胃口很大，沒有一絲喘息。他們從蘇黎世登陸，3個月進入十幾個城市，這一邊搶先開城，搶佔早期紅利，另一邊與政府積極配合，很快Lime進入了歐洲多個主流城市，而且在這些城市的同行都極少。目前它最重要的增長點就在歐洲。

Lime並不是一家聽話的公司。融資能力是鮑周佳與孫維耀的看家本領，他們清楚這注定是股權被稀釋的旅程，每一輪他們都將一些額度“擠”給能幫助到自己的戰略投資人，用鮑周佳的話來說，Lime的融資思路是“吸光房間的空氣”，至少要比競品獲得更多理想VC的支援，出行行業大哥uber也在其投資人之列；然而他們比其他創業者更清楚董事會的話語權，現在擁有超過20家機構投資人，也只讓出了兩個董事席位給了A16Z與Google Venture，另外兩個席位是他們兩人。

這家公司足夠“快”，快到很多事項的推進甚至是以小時為單位的。

不過，滑板車這個市場的“自生長”速度也不慢。由於美國人力成本高，Lime這類企業沒有向中國單車企業一樣儲備大量運維人員。但民間卻冒出了一批自發的“充電客”，他們晚上把滑板車放在車上帶回家去充電，每充一輛4美元。在Lime他們被稱為LimeJuicer，在競品Bird被稱為Bird Charger。

滑板車騎行2-3美金每小時，每輛車收回成本的時間比美國的共享單車還快，就更別提中國的共享單車了。Lime Juicer的存在進一步潛移默化地改寫著這個共享經濟的模型。

為了助推Juicer，在Lime的深圳辦公室，幾百平米的場地裡至少有超過100臺各種型號和功能的新型滑板車，其中一部分採用了故障與缺電指示燈，一方面是讓使用者在遠處識別Lime是否能用，另一方面也方便Juicer判斷充電。

第一代移民創業潮

對Lime的研究，很容易轉化為對海外中國創業者故事的探究。幾乎是在2000年開始，中國創始人在矽谷嶄露頭角，活躍在資訊保安、新藥研發、半導體等領域。創辦了NetScreen的鄧鋒、柯嚴和謝青，創辦了展訊的武平、陳大同也只是其中的代表。

他們回國後與在矽谷從事過風險投資的一群人一起，匯流成為中國最早的一代VC。

2010年之後，華人不僅仍能扮演網際網路企業高管的角色，也進入了主流VC圈與創業圈。

臺灣出生，在美國念中學、大學的GGV紀源資本管理合夥人童士豪Hans Tung在投資小米等專案後，決定離開大陸到美國去做投資，雷軍也曾建議他留在大陸，而不是去美國重新切入VC圈。

第二個里程碑是以華人面孔投進矽谷VC熱捧的、已成規模的Airbnb、Slack；

接下來他開始攻入美國本土的冷門專案Poshmark與Ibotta；

第四步是在美國本土優質專案中作為新投資者進入董事會；

擁有成績之後繼而又進入福布斯排名。每一步都意味著美國主流VC圈的認可。

矽谷中國投資人郭威的故事是作為“小天使”切入行業，同時與美國主流VC形成上下游的接盤關係。在他眼中美國的天使投資圈更簡單，VC圈多是大錢、老錢，“關鍵看你有沒有實力和信心去打這場戰、去進入VC的主流圈層中。有些人是不願意走出這一步的。”

鮑周佳在美國生活了十幾年，這讓他了解美國人的生活習慣。“實際上矽谷網際網路創始人很多是第一代移民，雅虎創始人來自臺灣，ZOOM創始人來自大陸；馬斯克是南非移民， 谷歌的創始人布林是蘇聯猶太人。看上去我們是個體，其實這是一個群體。”

他的學弟孫維耀認為大家吃的是同一撥紅利：10年前華人在海外糾結於如何找到工作，但是在2010年之後，當年的留學生已經積累了很多人脈。移動網際網路全球興起，他們從華人工程師變成華人創業者。

2018年下半年，Lime開始讓團隊高管更多元化。除了被稱為“華人之光”的百度、谷歌前高管，PinterestCTO範麗之外，它引入了幾位老外高管，讓整個管理團隊的華人份額繼續下降。

沒人能想到，在GoogleVenture工作9年，曾創辦比谷歌早“出道”幾年的Excite.com與後來被谷歌收購的JotSpot兩家公司的Joe Kraus會加入它。

中國模式向矽谷輸出，矽谷本尊同樣迎來了變化，這裡的跳槽文化盛行，有調查顯示，美國工程師喜歡在一家公司待4年，再尋找下一個高速增長的企業待4年，Lime擁有不少來自Uber的員工。毫無疑問，Lime正在且即將代表矽谷速度未來的流轉。